五位老先生的故事

工作计划 |

时间:

2021-10-12 09: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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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先生的空心字

翟先生的字很好看,他的毛笔字在我们那里很有名,所以翟先生常常有酒喝,因为村里总有事情做的。在墙上用竹帚刷上石灰水字,贴上红红绿绿的标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用场,如果我们在村子里走一走,就可以在村里发现翟先生的许多字。比如各家各户门框上已经残缺了褪了色的对联,比如写在农具的身上柄上的,甚至还有小孩衣帽上绣的名字(肯定是人家请翟先生起的学名)。真可谓翟字(另一个老先生用土语称为贼子)无数,捉都捉不完。

翟先生还会写空心字。这空心字主要是写在大黑板上的,大黑板是要抬了架在大门口用来迎接领导的,所以这份工作要比翟先生的课更重要。通知(校长室里带干电池手摇柄的电话机)来了,明天有人来。翟先生早晨会起个大早,蹲着马步开始写,先用湿了的毛巾写好字,黑板上立即出现了一个字,然后翟先生就用彩色粉笔环绕这湿字描边,然后再修饰。一个个空心字就这么出现了。欢、迎、上、级、领、导、来、我、校、莅、临、指、导!学生们圈在一边看,像一群蜜蜂。翟先生有点不耐烦,手一挥,“蜜蜂们”就嗡地一下散开。不一会儿,又围拢过来了。翟先生没办法,只好叹口气再写。学生们还一个字一个字读。很多学生不认识“莅”,读成“位”。翟先生就会反过来问,这是“位”吗?这是“莅”字!读“位”的学生心虚了,立即散了去。

翟先生的空心字就这么被那些“小徒弟”学了过去,不过学生们的字本身不好看,所以写好了再描成空心字就非常难看。翟先生见了,往往会忍不住去教——这就中了那些“小徒弟”的计了,他们正想学翟先生的字呢——用他们老子的话说,你们能抵得上翟先生的脚丫就好了。

我们校长给我们开教师会一般是在学生们放了学之后开,随便找一个教室。这时候翟先生的任务便是在校长坐的讲台后面的黑板上写上几个空心字。开会了,校长清了清嗓子,又清了清嗓子。我们像学生一样坐在课桌后。这时我们会看见一些学生刻在课桌上面的字,这些字也是空心字呢,再抬头看校长身后翟先生写的空心字,还真有几分像呢。这些可真是贼(翟)子贼(翟)孙。

翟先生有时候会抱来一大堆没用的废试卷,然后就在办公室里写字。不过墨汁太臭了──很多先生都叫起来。翟先生就说,墨怎么会臭?墨汁香啊。说完他还抒情似的呼吸了一下,一副陶醉的样子。我倒不太注意这些,有时还凑过去看,还指点指点。翟先生有一次就送了我一幅字,上面写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不是写在宣纸上的,而是写在一张白光纸上的。我一看落款,上面写着“正月”,正月是他的笔名呢。

我把这幅字贴在墙上,由于墙上还潮,没几天纸就发黄了。后来就烂掉了。不过翟先生的话我一直记住的。我在许多学生的毕业留言簿上都写了这八个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再一看,也有翟先生的贼字样。

一个先生的字会影响一个村。很多年过去了,我在村子里又发现了翟先生的许多字迹,再一问,并不是翟先生写的。这,可不可以算作乡村教育的一个奇迹呢?说不定翟先生的字已经走出村外,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只不过我不知道,翟先生也不知道。他已老了,背也驼了,咳个不停,现在很少有人请他写字了。不过学校大黑板上欢迎领导的字样还是翟先生的字,是用宣传漆写的,如果有领导来,就抬出来放到校门口,学生们一进校门,就会看见翟先生的空心字的。

陆先生的大堤

那次全是民办教师参加的摸底考试,我还是监考老师呢,不过我没有监考到陆先生,我和另一位转了正的公办教师监考另一个考场。我看到有的白发苍苍的老民办在考试时把袖子捋了起来,手臂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字——这仅仅是一种作弊方式,有的老民办还戴着老花镜往桌子下面看。另一个监考老师其实也看见的,不让我管,还不停地找话题与我交流,有一句没一句的。考试结束之后,那位老师和我都得到不少感恩的目光。我没有发现这次考试能够动真格的。想起陆先生平时监考可严啦,没有哪一个学生不怕陆先生监考,尤其是那些平时不努力临时又不抱佛脚的学生更是喊陆先生为“肉头”,意为多管闲事。

但世上想不到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陆先生教了三十多年书,说被辞退就被辞退了。他居然没有通过县里这次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这个平时笑眯眯的陆先生居然考了个全乡倒数第一。哎,他真的连作弊也不会吗?县里规定每个乡必须辞退一个,这是硬性的,这个彩就中在了陆先生的身上。据校长说,老陆他考得实在太差了,连课本上的都不会。

陆先生来我们学校收拾办公桌时,我正好在场,校长指令我暂时接他的班。过去胖乎乎的陆先生一下子瘦了,白发也多了。陆先生可是我们办公室最会讲笑话的先生,他像会生产笑果子似的。晚上,学校请陆先生吃饭,每个人都凑了份子,陆先生没有喝多少酒,反而说了自己不少坏话,他说得最多的是,我是南郭先生,总要出洋相的。他有一个要求,說不要告诉学生们。那天晚上,校长倒喝得不少,还说,不走!做代课也行。陆先生说,不好,不好。

乡里还是念及了陆先生教了这么多年的情分,把陆先生安排去做圩堤长,管一处防洪堤。总务主任听说后就说,比教书还好!老陆重新投胎了。汪先生说,陆先生的学生换作了水杉和山羊了。

我曾在陆先生管的防洪堤上走过几次,不再穿中山装而穿了一件破圆领衫的陆先生真是像一个老农民了。他眼睛还蛮尖的,大声叫住了我。他问了问学校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请我吃防洪堤上长的甘蔗。陆先生说,有空叫其他先生过来吃甘蔗。陆先生还说,你教得比我好。我说不行不行。陆先生说,他们经常来的,他们的话不会假。他说的是我们班的学生。

我有一次就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是《过去的老师》。学生们写得最多的是陆先生,学生把他去管圩堤的原因写成了陶渊明的归隐。我很高兴,这是我讲给学生们听的,他们都记住了。

汪先生的三点、六点和七点

有个老头子时常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据说这个老头子开过私塾,所以他有一种职业病似的,一进办公室门也不和我们说话,而是翻阅办公桌上的作业本,颇有教育局长的味道。不过他翻完作业本后并不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急促地喘气。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我们有意见,而是他的气管不好。这一点就造成了冬天里我们会看不到他,没有他视察的作业本上错别字越来越多了。

他不来我的办公室,我们的汪先生就要经常回家,因为这个老头子是他的父亲。身材高大的汪先生总是一下课手都来不及洗就骑着他的载重自行车咣当咣当地往家里赶。在第三节课他又会气喘吁吁地赶回来,自行车柄上尽是白色的粉笔灰。上课钟响了,我们看见手执课本教鞭的汪先生还坐在那里喘气。

老头子学问大,所以汪先生的名字也不寻常,叫汪三鼎,我们叫他汪先生,校长叫他三鼎先生。后来有个乡干部开玩笑说,三鼎,三鼎,还不如叫“三点式”吧,于是乎乡里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三点式先生。一次,有个不知情的人寻上门来找他办事,没想到他竟是一个浓眉大眼圆脸的大个子老师。

我们不叫他三鼎先生,而一起叫他汪先生。比他矮很多的汪师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长得很快,都长成了汪先生的那个模样,高个,阔脸,浓眉大眼。汪先生可能很不喜欢他自己文绉绉的名字,因此干脆走大众化的路子,一个名为波,一个取名涛。再生下去,肯定是一个叫澎,一个叫湃,正好波涛澎湃。老先生们很别窍的,他们竟然从汪先生的大儿子那里找到了六个水点,而从汪先生的二儿子那里找到了七个水点。汪先生自己正好三个水点。所以老先生们把他们一家叫作汪三点、汪六点、汪七点。真亏他们想得出来。我们总务主任更促狭,还三点六点七点呢。捉乌龟牌啊,一个叫三鼎,一个叫三皮,一个叫三寿,正好兄弟三个。汪先生听了之后并不发火,还笑眯眯地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呢,这是古人说的。我们以为汪先生的父亲也是这样开明的,有一次,我们这么当面说了三点六点七点三鼎三皮三寿,老汪先生脸色立即变了,作业本也不检阅,真正地做到了拂袖而去。汪先生下了课回来,知道后脸色有点黯然。我们说了道歉的话。汪先生说,他又不会怪你们,他怪的是我,教会了别人,而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上大学。这一说就说出了一些老先生的心里病。乡下教师哪个不是教几个班的课?回到家里还有农活,哪里还管得到自己儿女呢?愧意和歉疚,平时是隐着的,现在捅出来,竟是别样的痛。

有一次,我从家里驮着一袋米回学校(我也在食堂兑米换成饭票),正巧碰见汪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路上走,一个模样,一样的个子,真像是弟兄三个呢。想到老先生为他们三个名字的阐释,我不禁莞尔。汪先生倒是关心我,说,要不让两个孩子替你把米扛到学校?

到了学校门口,总务主任看见了,对汪先生的两个儿子说,三皮,三寿,你们在做好事啊。我原本以为他们不知道的,可他们笑着大声地答应了,一点也不恼,原来他们都知道了啊。

老校长的雨靴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校长评语说的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去一趟(船是村里派的水泥挂桨船)。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們再一起乘挂桨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挂桨船。上了挂桨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们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挂桨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许先生的两只搪瓷脸盆

小许先生是我们学校的女先生,其实她已经不小了,不过别人都叫她小许。她是县城下来的知青,后来就留在了村里,她的丈夫是村里的村干部,不过在我们学校小许先生并没有一点干部娘子的架子。

小许先生没有干部娘子的架子,但她却留存着上海人的习气,比如她的口袋里都有两张手帕,一张手帕给自己用,一張手帕给学生擦鼻涕。孩子们都说小许先生的手帕有一种说不出的好闻的香味,而被擦过鼻涕的孩子后来大都变干净了许多。

再比如她总喜欢说,是不是?是不是?一堂课下来,最起码有三十多个“是不是”。所以有调皮的孩子在背后学她:“是不是,是不是?”学得还蛮像的。

小许先生脾气好,从没见她发过火。她也是为孩子们所服气的教师,怎么这么软绵绵的先生也能让孩子们服她,想想也怪。有两个老先生拿她开玩笑,他们打赌说小许先生的两张手帕肯定是一张在左口袋里,一张在右口袋里,结果他们错了,两张手帕是放在一个口袋里的。

其实这还不是小许先生最出名的,如果你问村里一个女孩,她会说出许先生的许多别致的故事来。小许先生最出名的是她洗衣服的两个搪瓷脸盆。乡亲们在村里码头洗汰衣服时都用一个木桶,可小许先生喜欢用搪瓷脸盆,花花绿绿的搪瓷脸盆。一个搪瓷脸盆里是游着好几只虾子,像是齐白石的画。另一个搪瓷脸盆里是几朵牡丹花,总是那么粉红地开放着。小许先生出名并不是她用搪瓷脸盆,而是她用两个搪瓷脸盆——一个盛,一个盖。听说是挡灰用的——这就是小许先生的不同处了,乡亲们都说,有灰?大清早的,哪来的灰?

每天清晨我们到码头上担水,就可以看到小许先生的两个搪瓷脸盆,一个盛汰好的,一个没有汰好——村里许多新媳妇也开始用搪瓷脸盆了,只不过比小许先生的新些,小许先生的脸盆上已有几只小眼睛似的掉瓷处了,她都能说出这是什么时候掉的,那是什么时候掉的。真是有年头了。不过小许先生说到最后还是拍了拍她的搪瓷脸盆,这可是上海的搪瓷脸盆呢,第一百货公司的。

小许先生每年暑假都回县城住上一段时间,到了开学才回来上课,脸就变得更白,更显年轻了。有一次开教师会,校长有事去接电话,有个老先生问正在修指甲的小许先生,许先生想不想回城?小许先生说,怎么不想?不过也无所谓了。

小许先生还是我们学校里唯一的乡人大代表,大概因为她是客籍,又有文化。每次开会前,我们校长都希望她把学校的情况说一说。她说,每次都说的。

我们都相信小许先生每次都说的,不过她声音很轻。她声音一轻上课违反纪律的学生反而很少,这一点比那些老先生好多了。经常可以听到老先生在教室里吼,大声地吼,像雷在炸。这雷一炸,反而衬出了小许先生的安静。

有一点很奇怪,小许先生是县城里的,可她上课用的是我们当地话,她为什么不说城里的话呢?

有一次我见到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却操着一口县城话,一点也没有我们本地话的味道。这更奇怪了。

其实想想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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