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冬的北京饭店金色大厅，曾长期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海晏堂御制十二生肖铜像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傲然屹立于展厅最显眼的位置。这是首届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的现场。到场的人们似乎都意识到此届博览会的举办必将再一次带动海外文物回流的热潮，那么在其热潮的背后，我们有多少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
炒作国宝：令国外藏家受益
2000年保利集团以1593万港元购回铜牛首和铜猴首，平均每件700多万元；之后，保利又以1554 万港元购得一件铜虎首； 2007年秋拍时，一件铜马首的购买价已达6910万港元。面对回流国宝不断攀升的价格，专家们发出了感慨……
罗哲文（资深文物专家）：铜马首不像书画作品，它没有具体的市场价格，几千块可以，几万块钱也可以。但是我们不应该自己大肆炒作。抬高了价格，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谢辰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天价文物，完全是炒作出来！重金购买历史上被掠夺或现在盗掘走私出境的国宝，等于承认他们当时的掠夺行径和非法走私是合法的。
宗天亮（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回购过程中我们出价过高，抬高了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的价格，将来可能造成很多虚假的高价。
一位中国人这样描述他在国外观看中国文物的感受：“当我走进大都会的中国佛像馆，分明感到那些身首分离的佛像、石刻没有存在那里的必要。对于书画、瓷杂等古董，我们似乎找不到被抢或被盗的背景。但对佛像、壁画、建筑构件等不可移动的文物，它们残缺不全的形象早已打上了不道德的烙印，它们本身就是‘流失的证据’。”中国人都知道许多文物的流失是我们的国耻，中国几代人曾经为这些文物的回归，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奋斗。而今天我们付出更多的则是在金钱上，一些老专家为此痛心疾首，认为市场炒作的结果让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盗贼偷走了我们家的东西，我们还要从盗贼手里花巨额资金买回来，有这个道理吗？”当记者采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时，这位老前辈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而罗哲文老先生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国宝回归需要有人去踏踏实实地做，但方法必须改变。花钱去购买被抢走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谢老认为：应该鼓励华人或私人藏家购回国宝，捐献或个人收藏，让我们的文物留在“自己家”里，但不应该提倡国家在拍卖会上天价回购。如果天价回购过去那些非法出境的文物，等于承认他们的非法掠夺行径是合法的。而经营者出于利益的炒作行为对国家和市场都是一种伤害。通过拍卖市场将流失文物炒成天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政每年拨付用于征集海外和民间珍品文物的5000万元可能连一件国宝也买不起了。而事实上，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文物作用是对人民进行教育，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而绝非为某个国家、组织或者个人创造物质财富。
谢辰生说，文物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可以计算成本价格。进入流通环节的文物，其价格的形成往往容易受到个人的好恶、人为炒作及交易过程中的一些不正常手段等因素操控。谢老认为，近些年我们在文物回归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炒作的因素很大，而且连一些谈不上是珍贵的回流文物，其价格也炒上去了。如此下去，吃亏的是国家。不能认为所有流失的文物都是珍贵的，市场若有，就照单全收，这样可能会导致我们回归的文物质量越来越差。
近几年来，拍卖流失海外的文物已成为一个主流，在国内拍卖行流失文物的拍品总量已占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拍品成交总额的60％。有人说：我们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就是当年被强盗们抢走的东西，里外里就等于我们被盘剥了两次，我们应该认同这种逻辑吗？促使国宝回归，除了购买，难道就不能有其他的可能吗？
抢走的还回来！盗走的追回来！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大主教图图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说：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有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根据联合国统计，流失到中国境外的文物大约有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个博物馆。而国内则有专家估计，流散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的文物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0倍！事实上，包括圆明园在内的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数字。
谢老告诉记者，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大抵是通过三种途径流失的：一种是掠夺走的，例如圆明园的文物；一种是用非法手段盗走或走私过去的；一种是合法出境的。这里边有珍贵的国宝，也有一般的文物。三种流失的文物分为三类：合法与非法的；珍贵与一般的；过去与现在的。
对三种渠道流失的文物在回归时要分别对待。对待被过去掠走的国宝我们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国际公约讨还回来。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前赴后继地去做工作。对于非法流失的尤其是现在盗掘走私出境的，我们要通过正常渠道依法追索。至于私人收藏的，我们可以通过收购买回。对于合法与非法的，我们重点要放在追讨非法出去的文物，购买合法出去的珍品。对待珍贵与一般的，我们的重点是回收珍贵的，珍贵的文物是永恒的，我们一定要收购。对于一般的文物没有必要全部收回。而对待过去与现在的：我们的重点应放在追讨现在流失的文物，现在流失的，一定是非法出去的。只有区别对待，并明确哪些文物该不惜代价，我们才能走上理性的回归之路。同时，谢老认为国宝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以每年定额定量的形式去对待，他强烈呼吁：国家建立专项基金，当遇到国宝时再充分发挥基金的作用，不能为完成任务而刻意寻求，这样在无形中会抬高许多价格。
谢老认为，回流文物最好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的那个阶段：1951年10月，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赴印度、缅甸访问时，途经香港得悉收藏家郭昭俊所藏“二希”（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因在银行抵押期满无力赎回，而准备出售。他立即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批复，终以48万元购回，并交故宫博物院入藏。随后又在香港设立了一个收购小组。自此又陆续收藏了许多珍贵文物，如唐韩《五牛图》、五代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祥龙石图》、马远《踏歌图》、李唐《采薇图》、赵孟《三竹图》、吴镇《渔父图》，以及一大批珍贵的善本图书。著名的南宋世彩堂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就是在此时收购的，这些都是堪称国宝的稀世珍品。谢老说：“近三十年回流的国宝其质量和数量都比不上那个时期。前几年一本宋版《文苑英华》在北京拍卖，被一印尼华人竞得，使国宝再度流失海外，这令人非常痛心！”
对于非法出境的文物中国也有成功追回的先例。1995年3月，英国警方截获两批走私文物。经鉴定，这些文物中有恐龙化石、中国史前陶器、商周青铜器、宋元明清陶瓷及墓志等，总数达3494件。根据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对这批文物享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主持下，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和著名法律专家、律师共同组成的“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经过整整两年艰苦的法律和外交斗争，1998年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并归还中国。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辅以外交等手段与国际文物走私团伙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
1994年春，河北省保定曲阳县五代前蜀节度使王处直墓唐代王处直墓被盗掘，前室及左右耳室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四块浮雕被盗走。2000年，其中的一块被盗武士浮雕欲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公开拍卖。河北省文物局得知消息后，即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有关部门，向美方提出中止拍卖并将其归还中国政府。应中国文物局的要求，美方查扣了被盗武士浮雕。同时，美国纽约地区联邦法院批准没收该件文物，要求拍卖行协助查清其来源，并决定该文物应归还中国。经过多方努力，被盗武士浮雕回到祖国。同时美国人安思远得悉这一消息后，将自己收藏的一件武士浮雕无偿归还中国。
1998年5月5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办法的公约》，美国海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归还了47件被查获的中国古代文物。据美国方面估称，每件归还文物的市场售价都在1万美元以上。
追索文物 匹夫有责
2007年9月和11月，由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组织国内收藏家去海外“淘宝”此前，“海外寻宝团”已经三赴日本，欧洲和美国也各去过一次。
花钱回购海外的中国文物，计算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间买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况且，有很多流失文物，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该花钱买，应坚决讨还。2005年4月8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明确提出要讨还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基金负责人牛宪峰先生说：“民间讨还，则是基于历史史实、坚持正义公理、充分反映公众意愿、根据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文物‘原址保护’的原则，向有关文物的收藏机构进行讨还，是非政府的、民间的行为。提出民间讨还流失文物，在国内这是首次。”
据了解，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把流失文物定义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一百余年间，因战争、盗掘、盗凿等不道德的和非法途径而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是讨还的基本依据。由此应当讨还的流失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曾掠走大量文物，其中很多文物后来被英法两国的博物馆收藏。另外一类是不可移动文物，如雕刻、壁画、建筑构件等。由于在抢掠、盗凿过程中，文物造成了破坏，并脱离了原有的环境，最终导致了文物所代表的特有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艺术完整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流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最有代表性的，雕刻如被盗凿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和昭陵“二骏”，建筑构件如北京智化寺藻井，还有敦煌被盗剥的壁画等等。
“不是每个藏有中国文物的国外博物馆、他们馆藏的每件中国文物，都在讨还之列。但既然已经明确提出讨还，我们马上就要提出讨还的具体文物。当然这其中有很多调查研究工作，讨还要有根有据，还要征求专家的意见。而且我们是本着求同存异、加强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向有关博物馆进行讨还。对于回购，我们强调通过专家鉴定和价值评估给文物定性，有针对性地去抢救，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抢救流失回归文物专项基金：“2002年7月5日，我们启动国宝工程时，就曾明确提出民间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三种方式：回赠、回购、讨还。要根据文物的性质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实现文物回归。”
追索文物路漫漫，但毕竟民间的爱国收藏家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为此都应该献出一颗中国心，而文物的经营者们是否更应该在回流文物的既得利益面前舍一点小利，得一些大益？（本刊记者 于抒霞）
文物饕餮盛宴为金色大厅增辉
2007年11月30日下午，随着闪耀着“盛世收藏”字样的水晶球缓缓转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的大门徐徐拉开，为国内外藏家瞩目的首届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文物博览会）成功开幕。此次文物博览会吸引了众多著名中国文物收藏家、文物商和拍卖公司及国外参展商，汇聚展品140余件，以早年流失海外及回流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为主,包括现属保利博物馆的圆明园大水法十二生肖铜像中的“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铜像和首都博物馆参展的藏品清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这些流落海外百余年的国宝级文物亮相意义非凡，成为2007年内中国艺术品世界性展会的最大亮点。
作为此次文物博览会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告诉记者，举办此次文物博览会的定位就是要在北京，为国内外收藏家、拍卖公司、博物馆打造更高端的文物交流、展示平台。以这种高水平的展览形式去引领、提升文物收藏。这种定位是贯穿于展览始终的，并表现在各个方面。主办单位把此次文物博览会定位于文物交流、展示平台的原因有三个：其一，是希望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回流。现在国内很多的收藏家、知名企业人士都经常去海外征集中国文物，他们把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带回国内，其想法不仅仅只是出于投资目的，他们更多的想法是最终要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能够带回国内。这样的行为不仅限于个人，还有很多企业、机构也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比如此次代表首都博物馆参展的藏品清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就是由北京市文物公司在香港成功竞拍后捐赠的。主办单位是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的高关注度，使一些国内的博物馆也来参观，从而能为国内的博物馆与国外的这些收藏家、博物馆、拍卖行、艺术品机构之间搭建交流的平台、建立起联系。
其二，希望海外的参展商通过此次展览，对北京的博物馆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让他们知道我们拥有比如首都博物馆这样的现代化博物馆，电影博物馆这样的专题博物馆，也有比如观复博物馆这样的私人博物馆等等。并与内地的博物馆通过交流后能够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让境外的藏家、艺术机构、拍卖行能够把他们收藏的文物拿到中国来做展览，同时不排除他们愿意把这些文物能够捐给中国的博物馆。
其三，这次展览会有5家主要做文物拍卖的公司进入，而这些主要经营高端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公司，通过展示他们征集到的文物，使海外藏家能够有一定的了解，让他们知道好的文物我们是有中介机构能够进行拍卖的。政府搭台打造此次的文物博览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扶植文物市场以规范的方式交流、交易。
在此次博览会初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听到过参展人员觉得主办单位不应该在此次博览中禁止展品在参展期间的买卖行为，但这些参展人员在了解到主办方的构想后，他们也表示了理解。甚至有些参展单位表示要拿出更好的展品来做专题形式的展览，而外国的参展机构也认为在北京饭店这样的环境中，展示他们的藏品是他们的一种荣幸，也使得他们与中国的博物馆、拍卖公司、藏家之间有了更深刻的交流和了解。
北京百姓期待见到纽约、伦敦、土耳其博物馆藏中国经典艺术品“回娘家”展览
看过此次展览的观众刘先生告诉记者，这次博览会的展品实在是非常难得一见，并让他流连忘返，但是在陶醉其中时总有些遗憾，这一点点的遗憾就是他觉得这次文物博览会以个人展品居多，有点像私人藏品博览会了，其二他希望下届文物博览会能够看到外国大型博物馆的藏品也能在这样重量级的博览会上展出。确实如此，在此次博览会上个人参展商就占到了全部参展商比率的50%，以个人藏品居多是否会与主办单位之前国际的定位存在一定冲突呢？于副局长就此问题谈到，这次文物博览会的主题是“盛世收藏，和谐共享”。过去就有一句话是“藏宝于民”，说明文物收藏于民这样的传统古已有之。经过历史检验，凡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时候，势必带动文物收藏热。这些年来北京文化发展，经济繁荣，带动了收藏渐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收藏领域。这些人中已经有些具备了一定的鉴赏、收藏能力。这些具备能力的人，政府鼓励他们能够进入到文物保护的领域中来，他们通过收藏来对文物背后的文化进行研究,并且传播这些文化,这是一种对文化的延伸。大家要打破文物保护只应是国家、博物馆应该做的事情的片面理解。全民应对整个的非物质、物质的文物都要传承、保护，要人人都有这种意识，大家才能共享保护的成果。对于引进类似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的元青花级别的中国文物能够回国做展览，也一直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举办外展的要求、条件各有不同，需要相互深入了解与沟通，建立起彼此信任后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和机缘，才能促成这样的展览。
文物博览正在打破“密不示人”“不露财”的传统观念
在采访厦门来参展的蔡铭超先生时他说：“国内藏家多年来一直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出现，虽然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但内地并没有像台湾地区聚英雅集一样的这种由藏家所组成的机构可以来沟通，展示自己的藏品。” 于副局长告诉记者，通过这次的文物博览会使很多内地藏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内地藏家展示自己藏品的博览会。这种形式的文物博览会不仅可以使内地的藏家更团结，也会使得前来参展的国内藏家的藏品和品牌都有所提升。此次参展的国内藏家表示国内第二届文物博览他们还会参加，并且会拿出更好的藏品前来参展。国内的藏家，或多或少都有些钱不外露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固有的传统观念造成的，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藏家应该打破这样的想法，应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藏品之间的交流。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流，在更广的视角，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藏品背后的文化，使这种文化有更深的延伸。
据了解，这次文物博览会参展的个人、机构、拍卖公司、艺术品机构是由主办单位根据藏品质量等条件受邀参展的，主办单位不仅承担了此次文物博览会的展览费用，还根据藏家藏品价值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投保。在宣传方面，多家报纸、电视台就对此次文物博览会进行了立体式、全方位的报道。在安全方面北京市文物局委托了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运输公司运输文物。并且进行了协调文物进出境所涉及的海关问题。此次文物博览会从布展、展览过程到撤展的每一个细节，展览前都作了详细的方案。从以上也可以看出，政府主办这次文物博览会对于扶植文化创意产业，繁荣文化市场的信心与力度。
这次由政府打造的文物饕餮盛宴，经过五天的紧张工作如期收场，金色大厅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静。但记者想在这安静的背后，有些声音却仍然是响亮的。于副局长在此次采访中说过：“将来绝不排除我们会做外国著名博物馆藏中国文物的专题展览，如果有条件，如果有机会，我们绝不会放弃！”在说这句话时，她的眼中有着一种坚定，这种坚定使记者相信，流失海外的珍贵中国文物能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的契机，能使北京成为世界上真正意义的中国文物交流平台。这条路或许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次的北京·首届中国文物博览会已经在这条路上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记者想，后面的脚步会更快、更坚定。（本刊记者 孙晓蕊）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遭遇的双重困境
流失文物的糊涂账
据统计，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但这1000多万件不应都认为是流失文物。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到流失文物的数量，是难以统计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信息工程也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一个重要工作。
这1000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达三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双羊尊、康侯簋等商周青铜器。自秦汉以来，中国与他国交往频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文物是通过贸易、外交、文化交流等途径到达国外的。这类文物的输出体现了国家的强盛，今天仍发挥着传播中华文明的作用。但抢救流失文物的着眼点并不主要在此，毕竟这类文物的回流对于公益事业应体现的社会效益意义不大。同时，不应把正常文物交流与国外的博物馆和收藏者对立起来，抢救流失文物应该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补充和延伸。
当谈及近年来国家花两个多亿回收了204件文物，有人据此计算回收1000万件海外中国文物需要多少钱时，基金会总干事牛宪锋认为这是笔糊涂账，“有些文物是想买都买不回来的，有些根本就不能买回来，有些是可买可不买的，有些是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搞清文物的性质。对于流失文物，只能共享，不能共有。混淆了这个概念，就等于丧失了抢救流失文物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民间抢救流失文物的资金瓶颈
哪些文物是必须抢救回来的？在流失文物回归过程中又有哪些困难？有哪些失败成功的故事呢？基金会张主任说道：“2003年7月5日，我们启动了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提出实现流失文物回归有三种方式：回购、回赠和讨还。”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因为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我们选择的机会更多，但有时也难以肯定其是以何种方式流失的，如果被人转手，找到当事人也往往是一件困难十分的事情。同时，文物的天价和我们现在的实力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据悉，近些年来因为资金不足而使文物不能回流的事例很多。但也有成功的事例，如声振海内外的圆明园猪首铜像就是通过捐款回购的方式回流的。猪首铜像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流失海外的。2003年春天专项基金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猪首，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人最终被打动，同意转让。2003年夏天，猪首接受了包括历史、青铜器等几位国内权威专家的背靠背鉴定和科学检测，最终认定确是圆明园遗物。中国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先生得知此消息后，立刻与专项基金会进行联系，决定捐资购回。2003年9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700万元购回猪首铜像。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归方式。因为我们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历史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甚至还可能与别国法律相抵触，如果要归还文物可能就面临着修改法律的问题。牛宪锋告诉记者，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的不可移动文物。“我们相信，本着求同存异、加强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并且采取和平的、对话的方式同多方合作，定会取得成果的。”
据张主任介绍，这几年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不乏先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的十扇铜窗（六扇大窗四扇小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1993年7月从法国收藏家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10扇铜窗在流失海外近90年后重归故里，宝云阁终又恢复了原貌。其典型在于，10扇铜窗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而且是20世纪初在战乱中流失的。
对于文物回归，不管是回购、讨还，还是捐赠，只要能够回来，就是好事。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从2002年10月成立至今一直为流失文物的回归而努力，但一个民间组织来做文物这样高价值物品的工作，尤其对于一些历史和艺术价值高，并有很好社会影响的文物，总是困难重重的。首先，专项基金并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但作为大头的企业捐款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同时，社会募捐也总是鲜有成效或难达目标的。
保护文化遗产公益事业遭遇冷脸
龙门石窟两尊佛头的回归就反映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力不从心。虽然佛头最终于2005年10月回归龙门石窟，但其中经历的种种却也值得品味。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和火顶洞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都曾在流失后被美籍华人陈哲敬购得收藏。专项基金曾与陈哲敬先生签订协议，同意为陈先生购得的包括两尊佛头在内的16件文物在北京饭店举办“海外遗珍重现北京”展览，并为其找到收藏单位。所以陈先生在携佛头回国入关时就下定决心把佛头留在国内。2003年，为了让国宝回归，专项基金总干事王维明和张永年主任亲赴河南与河南《大河报》合作宣传佛头回归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募得资金。但从主管部门到企业均反应冷淡，一年的努力终不见成效，事情一拖再拖。
“其实我们不只关注流失海外的文物，我们还通过举办社会文化公益活动，来宣传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 张主任说：“之前我们曾举办过海外遗珍图片展和圆明园猪首铜像全国巡展，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影响广泛、反响热烈。但我们还是希望有企业能尽可能多地参与进来，这对企业自身也是个极佳的宣传和公关。社会反响都很热烈。”据悉，在猪首铜像回归后的短短一年内，先后在北京、澳门、香港、上海、广州、中山、大连、青岛、济南、深圳十座城市举办了大型展览。其中在北京、香港、上海等地的展览多次，总计展览近20次，累计现场观众超过1000万人次，到专项基金采访猪首铜像的新闻媒体累计200余家。
总之，文物回归不单单是一个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工作，也不是一个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能完成的工作。甚至专项基金组织的海外寻宝行动亦引来非议不断，但专项基金一致希望广大民众能冷静地看待文物回流的问题，在国家文物法所规定的允许“藏宝于民”的大环境下来看待这个问题。用张永年主任的两句话来结束本文：“希望广大民众能理智看待历史遗留问题，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理解藏宝问题。”（小 山）
近年国宝回归历程
2000年6月，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将一块彩绘武士石雕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安思远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得知，在苏富比拍卖的河北五代王处直墓中的石雕是被偷盗的，而几年前，他在澳门也买过一块类似的石雕（与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那块是一个系列），但他不知道是被盗文物。于是，他决定将这块石雕无偿捐给中国政府。浮雕高约113厘米，武士身着戎装，顶盔冠甲，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顶部卧一凤凰，武士手握宝剑，剑尖指向牛口中荷花。整个雕像浮雕手法，表面施以红、赭等颜色加强主题的质感，烘托气氛，流畅的雕刻刀法、准确的造型及艺术色彩的运用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件浮雕为中国古代雕刻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甚至填补了北方地区五代史考古和雕刻史的空白。
2001年11月12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到这一天，旅日华侨朱福元捐赠给故乡昆山的散失海外珍贵书画达到300余幅。这些捐赠的书画当中，有唐画《加里加尊者像轴》，这幅画在全世界只有三幅，第二幅在敦煌，第三幅在法国；还有五代徐熙的《牡丹图轴》、宋朝的《货郎图轴》《草虫图轴》、元朝的《三狮图轴》等书画作品都堪称是中国书画界的稀世艺术珍品。
2002年11月，中国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研山铭》是启用这一专项经费回归第一件的文物。2002年11月，流落在海外达300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的《研山铭》，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中国国宝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同年，北京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以800万元购得《 孔子弟子像》(手绘善本) 和以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纪录的990万元购得 《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
2002年5月，香港实业家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春季拍卖会上，拍得了一件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2004年2月15日，张永珍将之正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件文物受到了国宝级待遇。此前，这件瓷瓶在前任主人家里一直被用作台灯灯座，为了保证“灯座”稳定，瓶里还被灌入了大量的泥沙。张永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她表示，当初拍下这件花瓶就是觉得“中国的好东西不能再在外面漂泊了”，而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是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家’”。
2002年6月5日，旅英华人陈俊先生在伦敦将一件明代绿色琉璃瓦制品捐赠给中国政府。这件文物100年前被八国联军之一的英国侵略军从北京皇宫里掠夺走，后以拍卖方式流入民间。当古董商准备再次拍卖时，陈俊先生抢先将其买下并捐赠中国政府。陈俊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既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一件国耻纪念物，我希望国内年轻人都能看到它。我们要教育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国家一定要富强，人民一定要齐心协力，读书的要把书读好，为我们的国家效力。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把这件文物买回来，只是一点心意，送给我们的祖国，我感到非常欣慰。”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斥450万美元巨资，从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前文提到）手中购得《淳化阁帖》祖刻本的第四、六、七、八卷，在国内引起轰动。而450万美元的价格，使得《淳化阁帖》成为目前中国最贵的书画作品。《淳化阁帖》被誉为“丛帖之祖”，是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侍书学士王著，将秘藏在宫中“淳化阁”的108位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的墨迹420帖，分作十卷镌刻在枣木板上，然后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可谓是“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2003年7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将一批流失海外多年珍贵佛造像运回国，并举办“中华遗珍重现北京”展览。2005年国家文物局下属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出资使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火顶洞观世音菩萨头像等2批共7件龙门石窟文物最终回归龙门。
2003年9月，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博士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捐款近700万元，从海外购回流失海外140多年的圆明园猪首铜像。
2005年7月23日，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流失国外105年的天津塘沽大沽古钟回归大沽口炮台。大沽古钟铸造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曾被悬挂在大沽口北炮台（俗称“石头缝炮台”）。1900年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英军占领北炮台后，把铁钟作为战利品掠回英国。1902年这口铁钟被存放在朴次茅斯市的维多利亚公园。（本刊记者 于抒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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