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他对我的信赖，毕竟我们才刚刚认识，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作品送给我;我也明白，这是他的期盼，他是用自己的成绩向心爱的人表示爱，也盼望着心爱的人能永远支持他的事业。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在家里略坐片刻，他提议我们是否可以出去走走，我答应了。妈妈也说，大热天的到公园去走走要比家里舒服多了。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家。
我俩第一次去的公园是温州松台山公园，因为它就在我家附近，走过去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公园在山上，我们拾级而上，山虽然不高，但夜风吹来令人身心愉悦。月夜树影下，我们边走边聊，跟他走在一起心里总是涌动着一股无名的热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很健谈，谈学习，谈写作，谈爱好，似乎无话不谈，开始我只是静静听着。
当我问他怎么会写《十万个为什么》时，他显得很兴奋。他说他非常喜欢苏联作家伊林，是伊林写的《十万个为什么》给他很多启示。他又谈到他的编辑曹燕芳女士，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可是曹女士却如此信赖他，把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重担压在他肩上，使他很感激。
他又跟我说起《安徽日报》编辑余锡朋，给予他的热情支持和信赖。他应邀专门为《安徽日报》开专栏。正是这些编辑的热心提携，才使他有今天的成绩，言谈中便知道他始终不忘编辑们的知遇之恩。
……
当我问他北京大学学习够忙的了，怎么还会有时间写《十万个为什么》呢？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去挤它，总会有的”。接着，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说他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挺不错，父亲和哥哥的收入都比较高。可是过不了一学期，父亲和哥哥都被卷进“反右派斗争”，都被降职降薪，家里的经济条件一下跌入低谷。他说，暑假和寒假同学们差不多都回家探亲了，可是北京回温州路太远，没钱回家探亲。于是他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很多文章都是在这时写成的。
……
走着，谈着，累了，我们就在山顶的石凳上坐下来，俯瞰山下的夜景，憧憬着我们的未来。夜风阵阵吹过，夜深了，我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第一次在山上的长谈，就奠定了我们爱情的基础，那天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为了纪念这块地方，我们还特地在白天再度来到这里拍照留念。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首流行歌曲道出了房子是家的所在，是家的“硬件”。即便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然而，在1964年的上海，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不大的地方”，谈何容易。那时候还是“福利分房”时代，每个职工要靠单位分房。大学毕业不久的我在单位里不过是见习编辑，“福利分房”之类沾不上边。老是租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何况租金也相当贵。怎么办呢？我又一次遇到了难题。妻是这么回忆的：
我终于留在上海，留在烈的身边了。我们必须有个家，有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开始我们仍然借住在徐家汇文定路那里。记得当时的租金是每月十元人民币。十元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字，可是居住的条件十分差，是在人家的阁楼上，从楼下进入我们的房间要爬过窄窄的、晃动的楼梯。我来的时候正值大热天，小小的阁楼很闷热。也许是由于能相聚在一起吧，我们仍然很快活。
不过，住在阁楼上又不能烧饭，每天都得到食堂里吃，几天没有问题，时间长了可不行，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们想办法再去找房子。
一个星期天我俩外出散步，走呀走，走到离文定路不远的一个新村，看见电线杆上张贴着卖房广告，我们就边看边议论起来。这时正巧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看见我们对买房有兴趣，便主动问我们是否想买房子，我俩点点头。她就说她这新村里有房子出卖，想去看看吗？我们同意了。她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看房子。起先我们还以为房子是她的，一到新村里才知道她叫张美英，是这里的居委会主任，房子是一位退休老工人的。
这房子不大，只有十二平方米，只有半间，朝南，不过上面还有一个阁楼。用现在的概念来说，这房子是“复式结构”。因为主人不在家，从窗口往里看，里面的楼梯很坚实，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对这房子有了好感。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与主人来面谈。
主人是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徐家汇女儿家，所以平常屋里无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带的居民，很多是大中华橡胶厂的工人。
张主任通知她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在这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见面了。她向我们介绍房子。她说这房子是解放初期为了解决大中华橡胶厂工人的住房问题暂时盖的，本来说好三年内拆掉重盖新房，但是由于国家困难至今没有重建。这房子原先全是竹篱笆抹上泥巴、石灰建成的，后来她把前面的泥巴竹墙改造成砖墙，这样可以防雨水从墙外进来。而两边则没有改，只是用石灰粉刷一下。可是这阁楼却是花了大力气改造的。她说她从外地买来木料，请人做楼板，做扶梯，造了一个可以居住的阁楼。
我们仔细看看那楼梯，比我们在文定路租住的楼梯要坚实多了，阁楼也比那里好，阁楼的地板相当不错，整座房子又是朝南的，阳光充足。再说租别人的房子，每年也得付一百二十元租金，何况又住不好，而钱是会很快花光的。买下这房子，就有了自己的房子，不用花租金，于是我们同意买下来。
這房子开价是五百三十元，当年没有什么还价的，而开价也是实事求是根据实在情况，请人估价定下的。这五百三十元现在看来是个很小很小的数字，但对于当年我们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们把积蓄一起凑起来，付给她四百元，所欠一百三十元一年后一定还清。她同意了。
本来烈可以写文章拿点稿费补上欠款的。可是从1965年开始的“四清”运动，1966年开始十年之久的“文革”——“大革文化命”，能够发表文章的报刊越来越少。在“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还取消了稿费制度。何况我们还要负担两家的老人生活，每月的工资除自己吃用外，要给他的父母和我的母亲寄去生活费。可是既然答应人家一年后把欠款还清，那就得还清。人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说话算数。
我们只好省吃俭用，一年后硬是从牙缝里省下一百多元把欠款还清，实在不够把收音机也卖掉补上，本来房款付清可以过户了，但是由于过户也要我们买方付三十多元钱过户费用才可以办理，于是只好拖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去过户。这样，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房子。
1964年12月1日，我们刚搬入这小小的新家时，只有一张黑色的旧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床棉被和席子，还有几个装满书的纸箱。两辆三轮车就把这一切装走了。
就这样，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家，“一个不大的地方”。
看书、写字在这张桌子上，切菜、洗菜在这张桌子上，吃饭也在这张桌子上。
房子有了，可我得工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上海户口是不能在上海工作的，而要把我的户口从温州这样的小城市迁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谈何容易。当时我们走访了很多部门，都说没有办法，有的夫妇俩分居十多年了，仍然不能调在一起。
总算“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遇到好人了，一位在派出所工作的户籍警，来家了解我的情况后，终于同意把我的户口迁入上海。有了上海户口，就能在上海工作了。我的户口迁入上海后的第三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先在一所学校代课，说是代三天，三天后学校看我上课不错，工作认真，就把我留下来了，后来我被调入一所新的中学，我不仅教语文，而且担任了班主任，直至退休。
我们在这小小的房子里共同生活了十五年，养育了两个儿子。
房子、户口和工作，这三大难题，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终于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终于在上海安家，从此长住上海，直至今日。
从蜗居到新居
1979年春日，上海电视台的女导演富敏，奉命为我拍摄一部纪录片。除了在电影厂里拍摄我的工作之外，还到我的家中拍摄。摄制组来到我的小屋，惊动了四邻，引起了轰动。
我的小屋里第一次响起摄影机的马达声。
这部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我和妻是在一位有电视机的邻居家中，看到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很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工作、生活和家庭，尤其是真实记录了我的小屋，很珍贵。富敏后来因为导演电视剧《穷街》《十六岁花季》《上海人在东京》，而成为影视界著名女导演。
我曾经向上海电视台打听，如今还能不能找到那部纪录片。很可惜，他们摇头。
1979年6月，我所在单位的总务科长突然通知我，要给我分配新房子。
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福利分房的年代。不过，在1979年，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新建的房子还很少，所以我们厂里从未听说分新房子的消息。总务科长告诉我：“你是特殊情况，是上海市政府通知我们，给你分配一套新房子。”
我把这喜讯告诉妻，她的第一句话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总务科派人，带着我和妻看房子。我看房子，很简单，看中离我们的小屋不远处的一幢新建的五层居民楼（上海人叫“新工房”）。
1979年7月1日，我拿到这幢楼三楼一套新房的钥匙，那是四十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居室。对于当时的我和妻来说，如同登上天堂！我后来才知道，上海市政府当时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79年1月6日的批示，给我分配新居。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科技教育，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他从《光明日报》的一份内参中得知我的情况，写下批示：
“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上海市政府给我分配新居，便是落实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我终于告别了十二平方米的小屋——从1964年到1979年，整整蜗居了十五年。
拿到房门钥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居。她说：“我们家第一个住进新房子的是‘小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