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贵州龙的发现者
胡承志先生（1917.8.23 -2018.4.12）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员，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家。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发端、发展的亲身经历者和见证者，他参与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代研究和复制品的制作，也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最后目击者；研究命名了著名的“元谋人”和“巨型山东龙”；发现了“胡氏贵州龙”，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胡承志先生作为原新生代研究室最后一位在世元老，他的逝世，是我们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们深感悲痛，深切怀念并哀悼他。“作为新一代的地博人，我们献上对前辈的崇高敬意，同时也将不辱使命，传承发扬地博精神，努力把中国地质博物馆办得更好、更有特色。”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丽霞说。
杨钟健---中国“恐龙之父”
杨钟健先生（1897-1979）是中国最著名的恐龙研究专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钟健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古四足爬行类、恐龙类和哺乳类等多个分支。1938年，杨钟健教授在云南禄丰发掘出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挖掘、研究并装架的第一条恐龙，弥补了中国学者从未独立发现恐龙化石的缺憾，对中国恐龙学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41年，他将在中国云南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命名为“许氏禄丰龙”；1951年，他将在山东发掘出我国第一具完整的鸭嘴龍类恐龙命名为“棘鼻青岛龙”；1952年，他将在四川宜宾发现的中国当时最大的蜥脚类恐龙命名为“建设马门溪龙”；1958年，他将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发现的小型海生爬行动物命名为“胡氏贵州龙”。杨钟健教授作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经历了依靠国外专家的早期时代、以禄丰龙的发现为标志的独立发掘时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金时代，以及他所期待如今恐龙化石在中国全面开花，成为世界恐龙第一大国的繁荣时代。
曹泽田先生与贵州龙
曹泽田先生对贵州龙的发现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为以下记录所述：
杨钟健院士在“贵州新发见的肿肋龙化石”论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本文所记述的新肿肋龙化石属鳍龙目，为首次在中国发见的这一类的丰富化石。其材料根据地质部地质陈列馆胡承志等在贵州兴义顶效大寨浪幕所采集的八个标本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通过贵州博物馆曹泽田等二人所采集的同一地点的七个标本。这些标本，虽大小不一，但无疑归于一种。”
胡承志先生的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的展板，胡氏贵州龙模式标本图片下面的文字注释为：“胡氏贵州龙由胡承志先生等人1957年采集，杨钟健先生命名”。
黄正书先生在《贵州文史天地》1996年第1期刊文，“贵州龙化石的发现”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1957年春，国家地质陈列馆一位副研究员叫胡承志的，在兴义顶效绿荫村的浪雾山坡上发掘到7件“四脚蛇”化石，连同他在顶效镇上得到的1件，共得到8件。在这年的夏天，贵州省博物馆的曹泽田，又来到绿荫村，一下子采集到9件“四脚蛇”化石，5件鱼类化石。
胡、曹二人采集到的“四脚蛇”化石，送到北京后，经杨钟健教授研究后命名为新种“胡氏贵州龙”。
曹波研究员在《走进贵州龙》书中的表述：“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绿荫村的浪雾山坡上采集到第一件被当地老百姓叫做“四脚蛇”的小型爬行动物化石，带回北京交给古脊椎动物所的杨钟健院士研究；杨钟健研究员对胡承志先生采集的贵州龙化石标本拍照后，寄给当年在贵州省博物馆工作的曹泽田研究员，曹先生带着这张照片在同一地点又补采到一批同类化石，专程送到北京；而后，杨钟健院士根据胡承志和曹泽田两人提供的同一地点采集到的两批共15件标本进行研究后，命名为“胡氏贵州龙（Keichousaurus hui Yang，1958）”。
200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了表彰曹泽田研究员等17人在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授予曹泽田研究员第一届“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奖。
作者赠给曹泽田先生90岁生日寿牌上刻写的内容：“衷心感谢曹泽田老先生为贵州龙的发现与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可以说，曹泽田研究员是胡氏贵州龙化石模式标本的贡献者之一，他为贵州龙的发现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编辑/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