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和情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奏响了漆器制作向艺术王国迈进的序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漆器的装饰之美除器物造型之外，主要通过纹饰和色彩两大元素来体现。
1.色彩
中国古代对色彩的运用，极为注重其象征性功能，并积淀成为强大的观念形态。当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撒在人的周围，即已表明了他们对色彩的某种特定认识，并使之明显地具备了象征性的功能。河姆渡出土的朱漆木碗，说明了原始人对于朱色的喜爱。色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领域，对于色彩的把握和运用，受不同的历史背景、礼仪习俗、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其认识和感受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对颜色独到的认知和感受，每一种颜色就像每一个音符，都有各自的内涵力量，被赋予其特殊的象征性。
红，“赤，赭也。太阳之色也”。它热情、欢乐，是中国精神的象征，寓意吉祥、喜庆，富有激情。“黑，晦也。如晦暝时色也。”黑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庄重、威严和尊贵的颜色，它深沉、内敛，被认为是宇宙最初的颜色之一，和祖先接近。红与黑，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两色对比互衬形成了自然、朴素的和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由点至线，至面，乃至形状，编织着由暗到明，由清到浊，由浅到深，由柔到刚，由弱到强等不同的色彩空间，交织着色彩内在的共鸣，就像跃动的韵律，赋予其器物以生命活力，用色彩的音符组合成动人的旋律，谱写着情感色彩的美丽乐章。
红与黑搭配是中国传统漆器艺术的主色调，它使漆器纹饰达到“天成天质见玄黄”的艺术效果。在《韩非子·十过篇》就有“墨染其外，朱画其内”之说。红、黑两色的色彩特性，在柰色的调配和使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完全代表和反映了柰之沉着、坚韧而又柔和、光洁的个性特征，渗透着中国先民的情感色彩，构成了古代漆器的主旋律。
在器物的装饰性处理上，漆工匠又充分巧妙地利用了纹饰设计、柰之包容性与融合力，通过“五彩彰施”，突破了紅、黑的一统天下，表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语言。随着装饰纹样的粗细与疏密的变化，复杂与简洁的艺术处理，红、黄、赭、蓝、灰、绿、黑、金、银，诸色的调和并用，使起主导作用的黑、红两色的配置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与精彩绝艳的视觉效果，赋予器物色彩鲜活的生命力度和韵律感，表现出“五色杂而炫耀”的美感，张扬着人的生命激情和自由精神。
从出土的漆器色彩运用上看，一般说来，不规则形漆器比规则形漆器用色多，几、案等家具用色较单纯。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漆耳杯和湖南长沙出土的漆耳杯，耳杯的造型与装饰纹样凤鸟及与之相配的红、黑两色，辽阔的空间轻灵升腾，周流回环，表现出一种大气盘旋的审美意象。又如漆奁、木雕座屏、彩凤双联杯、鸳鸯豆等多以黑漆为地，绘以朱红、枣红、灰绿、翠绿、金黄、棕黄、银白等色，精工富艳，浓丽斑斓，幽深玄妙。这些都是在色彩与形色及文化诸要素在高度吻合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非凡的带有浓厚民族精神特质的美。
2.纹饰
漆器纹饰是生漆艺术的最基本表现手段，它是一种看得见有韵律的图形符号的纪录，是由手运用而生的“舞”。韵律的本身就是线条——并不是描绘物体真正的轮廓，而是画其形式，借着暗示和象征表现思想，揭示了真实的本质和静静的动作。人们之所以历代不厌其烦地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形，而是在纹饰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深层的象征意义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流动感。它们可能是远古时期人类图腾的子遗，也可能是某种神秘狂热的宗教情感的宣泄。在原始先民的意象中，与原始人现实生活相关的许多自然物象都被他们赋予一定的神性，即“万物有灵”。原始人似乎可以听命于一草一木之信息，国运也可以维系于一吉兆纹象，并由此而引发了一整套天命符应体系，曲线图形符号只是这些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外化形态。这些意义最初大多源于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的意义。正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正是由于人们对这种“意”的执著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传，并衍生出许多旁支左系，可以说，“意”的历史延伸催生出了“形”的历史衍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在器物上的投射，漆器纹饰生动地记录了我国先民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体现出往昔永恒、精神不朽的深度意蕴。漆器纹饰的神秘性、虚幻性审美特征既是人们观察、理解和把握物象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国先民原始思维中意象世代相传、积淀的结果，此二者的相互渗透，必然要化为一定的“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