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秋天，因为正在负责一个古建筑修复工程，为了寻找有关明清时期的建筑图样，王勇超第一次走进关中腹地的渭北地区进行古民居考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渭北地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重要的交汇地，保留了一些即将消亡的精美石刻、石雕、画像砖和当时还不起眼的拴马桩、饮马槽等民间文化遗产。他经常被这些老先人留下的朴实精美的东西所感动和折服。
从加快抢救民间文物遗存、保护民族文化，到建议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保护群众利益，20年间，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抢救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王勇超先后把辛苦经营的企业利润全部投入民间文化艺术事业上，总投入资金约有3亿多。王勇超认识到，民间文化艺术的巨大文化价值，一种保护、传承、研究民俗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渐渐融入了他的血液中。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今年他又会带来什么提案?非遗法的颁布会带来什么影响?他对民族文化传承有何见解?借此机会，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王勇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调研的基础上，王勇超主要就两个方面的工作提出建议：一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做好重点代表性项目的规划制定工作，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等；二是关于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建议国家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环节加大工作力度，为农民进城安居乐业创造宽松环境。
目前，王勇超创办的博物院保护性收藏的各类民间珍贵遗物达3万多件。其中，古民居院落40多座，拴马桩8600多个。王勇超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看到了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日益重要，经济与文化融为一体。在那些让全球市场广泛接受的强势品牌中，每一个成功品牌的背后都蕴含着源于本土文化的力量，透过不同的元素符号可以领会其中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追求民族文化元素，最重要的是要体现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审美习惯和民族道德伦理等，如果没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就可能被滥用、篡改甚至歪曲，就会使民族文化元素“既无形似、更无神似”。民间文化是与老百姓生活最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文化形式，民间文化事业不是一项普通的事业，它不仅肩负着保护、传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精髓的责任，而且时常需要倾注一种特殊的充沛的感情。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不可再生的遗产，在许多时候需要忍受种种的不解，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需要承受很多无奈的压力，作为一个民营博物院更是艰辛异常。
王勇超说，保护传承与产业开发发展，对这些有着特殊使命的民俗遗存来说，充满了矛盾。对待这些老祖先的思想精华的结晶，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抢救与保护，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开发、发展。产业开发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但更应该重视其公益性质，它更多承担的是社会效益特殊性。所以仅凭民间力量来做这项事业，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形成政府、市场力量合力，否则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和谐统一。
提及这20多年来的日子，他感慨万千，尽管民营博物院发展举步维艰，但他仍充满信心。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又做了立法，并坚持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理念，即开展生产性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富有生命力。在城市建设和乡村整治过程中，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面临损毁，如果不抓紧进行抢救保护，会使传统文化的基因消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王勇超期待国家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通过政策的扶持，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随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我国文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立，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回避：尽管有明确政策要求，但文化发展依然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由于有些部门认识上不到位，民营文化发展仍需有力的政策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这让王勇超感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春天来了。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立法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最根本的保护：对政府来说，责任落实、制度推行、政策支持、监督管理就有了根本依据；对保护工作者来说，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有法可依，依法维权；对公民来说，法律的强制性和导向性，有利于提高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自觉性。随着非遗法的颁布实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
王勇超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不谋求什么回报的，但是对下一代来说，需要更多人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对文化的敬畏和尊重，能振兴民族精神。中华民俗文化也必须有一些坚守者和传承者，哪怕再困难，也要向前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