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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一场迟到20多年的约会
在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集体采访活动中，首次向在座的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意味着，在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整整20年后，京杭大运河终于拿到了跨入世界遗产“门槛”的入场证，但竞争还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已经80多岁高龄的罗哲文老先生既是中国“申遗”20年余年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谈及大运河为何与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失之交臂，罗老心中也充满了遗憾。
据罗哲文介绍，20多年前我国申报长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时，专家们就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但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运河是流动的”；而且大运河一些河段已经干涸、部分河段污染较重、一些河道已经改变，因此大运河不适合申报世界遗产。
当时的另一个顾虑是，大运河的主体是隋炀帝主持修建的，修建的初始目的也是供皇帝骄奢淫逸之用，大运河申遗会否产生意识上的负面影响。大运河申遗的事情也就因此耽搁下来……
保护之难：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之争
河保护与申遗之难，关键难在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的纷争与平衡。
考察中，专家们感到：干涸、污染以及部分文物遗存濒临消亡，是大运河保护面临的三大难题。而如何有效协调其中蕴藏着的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之间的矛盾，是解决这三大难题的关键。以解决污染问题为例，“逐水而居”的化工产业是造成部分运河河段污染严重的“罪魁祸首”：给运河保护划定多大的沿线核心区、缓冲区，将意味着不仅新的化工企业不能落户这一化工产业偏爱的“肥沃土壤”，已有的化工企业也面临提高污水处理成本甚至撤并关停的命运；短期来看，地方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对于运河文化遗存不同保护等级的划分，可能意味着在保护这些遗存的经费投入上，国家或者地方将成为主要的支付者。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在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游移观望中，逐渐走向消亡。
作为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64年，比“运河之王”土库曼运河早2443年的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文化深层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并非不能两全，一些先行起来保护运河的地方已经从中受益，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在这里交融绵延，和谐相处。
在山东聊城，启动于1999年的大运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使运河沿线不少历代漕运遗迹露出真容；在已经修复的运河河道上，共发掘出了船闸、古桥、码头等古代遗迹近30处，并基本上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修复。荡舟聊城运河，河水清清，杨柳依依，沿线古桥、古塔、古寺到处可见，石雕、石刻、庙宇遥相呼应，好不惬意；目前，以古运河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
“一枝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也是当年运河千里漕运最北端的终极标志。近年来，通州斥千万巨资，向全球公开招标进行运河城市段的规划，目前已初见成果。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望徜徉活力再现的通州运河，感悟古老的运河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