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初，其性本善还是本恶之争，是我国古代最早、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次学术思想大论战。不论是其辩论的形式还是内涵，都不亚于甚至可以说是胜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等人的关于人神命题的论战。稍有一点遗憾的是，这场论战的结果，如同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一样，也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争一样，至今仍不能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这一论战的双方是孟轲和荀卿，都是弘扬孔门学说的巨擘。
为什么同一学派的人，会发生观点如此鲜明对立的激烈论争呢？原因就在于，儒家人的最基本事业是教书育人，是用仁义思想、礼乐规范来教化人们，认为通过他们的教化能够使人向善避恶，做一个有思想、有志向、有道德、守规矩的人。这样，他们就面临着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人性的本源是怎样。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施行教化，正因为如此，儒家才调动了全部力量，进行了这场持续时间最久的大论战。
孟子首先提出人性本善观
虽然，在孟子之前儒家之中也有过多次的论辩，但孟子是儒门的亚圣，他的言论自然是分量最重，影响力最深最广的，因此他的性本善学说一提出，几乎一下子就成了定论。与孟子挑起这场论战的是与他的学生告子，也许就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时进行的。
告子先讲述了当时儒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人生之初其性本无善恶，犹如同水一般，你决定使它向东流，它就向东流，你决定使它向西流，它就向西流。孟子立即就水性来驳斥他说，水是有性的，那就是向低处流，让它向东与向西，那是人为的结果。人性也是如此，它的生性本来就是善的。孟子立论的根据，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种人皆有之的心，就是仁义礼智，就是善和大善。所以说，人生下来就是性善的，善是人所固有的本质，不是由外部加工出来的。人之所以后来又有了恶行，那是因为其善的本性产生了流失。一切教化都使人返朴归真，都是寻找与归还于人之本性的自我。
50年之后的战国后期出了另一位孔门大儒荀卿，是他与孟轲对立地论战起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善，而是恶。他的立论根据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这些恶不能让它任意恣睢，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与陶冶。只有这样，人的一切行为才皆有礼度；人有礼度，这也正是教化的结果。他举例说，一根木材，要想使它直苗苗地成为可用之材，须用隐栝对它施行蒸烤矫正，然后才能取得；钝的金属器具也须要磨练，才能使其尖锐锋利。如果人天生下来就是那么善，那还要教化工作做什么呢？“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义是生之于圣人的制作与教化，而不是生之于人之性。荀子把后天的这种教化工作，都称之为“伪”，即人为的意思。他有力地批驳了孟子的因为流失才使性善变成了性恶的说法。你孟子所说的流失，不也是人为的过程吗？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人生之初的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等恶性也是经过人为过程才有的了。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谓之伪。”
荀子人性本恶观偏重逻辑性
客观地说，荀子的说法恐怕比孟子说法逻辑性要更强一些，虽然它同孟子说法一样，都没能深究出人生之初性善、性恶之详，都没能够破解出这个至今仍然两悬的千古之谜。但是不管怎样，性善、性恶这两个鲜明对立的两大营垒，便自此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不过，荀子的说法虽比孟子能自圆其说一些，但由于思、孟学派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正宗，所以荀子的论辩不管怎样有理、有力，始终没能动摇孟子性本善之说。因此，后来一直流传到今的《三字经》，一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性善学说的立论根据不足，论证的逻辑也不够严密，这是现实的存在，因之，人们还是时不时地冒着非孔、非孟的名声，对其提出质疑。先是有西汉时期的陆贾、刘向等人为其完善，帮助孟子写出了些更为充足的理由来修补漏洞。陆贾说，人虽生性本善，但须辅以“察己”功能才步步向善。人能察己，所以受命者顺，顺之谓道；不能察己，善性就会流失。此亦即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有人反驳陆贾的“察己”功能说，指出盗跖也能察出盗之为害，但他还是一个大盗；贪官也能察出贪之为害，但他还是一个贪官。因此，这个“察己”功能，无助于性本善的立论。
为皇家编纂诸子百家丛书的刘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完善与补充。他首先将人生之初的性作了细化，说性情是个完整的东西，必当有性与情两个方面。性为阴，在身内不向外发展；情为阳，与外物接触并形之于外。孟子说人性善，是指其内在的、潜能的方面，故而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谈到情，它是外在的，是与外物接触并行之于外的，因与外物接触才有“造次、颠沛”的不善行为。有人反驳刘向的观点说，难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就不与外物接触，就不形之于外吗？当然，这些心也是行之于外的，因此刘向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汉代另一位大儒董仲舒一反常态，开始作折衷论与调和论，他说孟子与荀子的说法都对，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与刘向之说法相反）。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孟子见其阳，故曰性本善；荀子见其阴，故曰性本恶。有人驳斥他的折衷论说，既然阴阳、善恶并生于人的一体之内，那么，世上就没有纯善和纯恶之人了吗？看起来，董仲舒也如同世上所有的调和论者一样，其结果总是费力不讨好的。
人性本善恶俱有观
在汉武帝时大力推行盐铁国营新政的公孙弘，则新起宏论，完全不同意孟、荀各执一端的偏见，他著述十篇，大谈人生之初就有性善与性恶之分。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性善的。举例而言，西周的先人后稷，孩提时候就以种五谷和树木为戏，孔子也是童年之时就玩弄俎豆等供器，学作祭祀之礼。那是谁人教化的？无人。是他们天生就禀性为善的气质所使。恶人也是如此，殷纣王从小就是暴戾异常，所以他的庶兄微子说：“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意思是说，纣王小时候的恶劣行为，便是众王子都做不出来的。
实际上，公孙弘的人生之初即有善恶的说法，也不是他的首创，早在孟、荀之前就有许多儒生秉持此说。孔门弟子密子贱、漆雕开和再传弟子世硕，都有这种看法。特别是世硕，曾著有《世子》一书共21篇，专门阐述了这一命题。《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所记载，可惜后来此书遗失了，人们不知其详。世硕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善恶两种禀性，就像天地生下来就有阴阳二气一样。关键的问题在于养，如果你努力培养善的一面，养善之气，你就会成为一个善人；反之，如果培养了恶的一面，养恶之气，便成了恶人。
人生之初本无善恶观
到了孟子之时，又有了与世硕等人截然对立的观点——人生之初，本无善恶。在当时，这种观点流传得很普遍，所以，告子、孟季子、公都子等人都是秉持这一观点与孟子论辩的。因为孟子是他们的老师，告子写书时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来孟子阐明的观点，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便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孟子》中记载公都子找孟子再次论辩时，一开头便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明显得很，孟门弟子中间仍然有人一再地坚持着告子的观点。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先秦到汉末，学者中间一直存在有四种极其对立而又互相包容的观点——即性本善与性本恶，善恶皆有与善恶皆无。彼此之间，互相争论不已，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又出了一位思辨能力极强的大哲学家王充。他是一个大儒，但又敢于向儒家一些观点挑战论战。他在详细地考察与论证了上述各家观点和立论之后，又得出了一个似是折衷而又卓有创见的第五种观点，即善恶“中人论”。
王充说，孟子说的人生性善，那是指“中人以上者”，即中等以上的人而言的；荀子说的人生性恶，那是指“中人以下者”，即中等以下的人而言的。至于一般的中等之人，像告子说的人生之初本无善恶也可以，像世硕和后来的公孙弘等人说的既有善又有恶也可以，关键在于培养，在于教化，也即是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如果培养与教化得好，便成为一个善人；如果培养与教化不好，便成为一个恶人。至于那些中等以上的极善之人，则是天生就是性善的。中等以下的极恶之人，天生下来就是性恶，如同殷纣王和盗跖等人，其秉性难移，不可更改。王充最后还引了孔子的两句话作为论证，孔子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王充的论证，看来似乎比千百年来一直在论辩不休的四种观点，都更为全面一些，更贴近事理一些，当然，也还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所以，辩论来辩论去，他的第五种观点也没有树立起来，还是孟子的性善学说一直被认为是正统。而到了南宗朱熹编纂《四书》时，将《孟子》与孔子的《论语》、曾参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并列为官修国定的天下儒生必读的经书时，孟子的性善说便更是不可更移的了。
孟子的权威越来越高，自程、朱理学兴起后，孟子非仅次于，而且有的地方可以说是大大超越了孔子。朱熹的老师程颐便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但即使如此，他的性本善观点，也还是不能压倒人们的认识和再认识，人们还是不断地对性本善的观点进行挑战，对于余下的四种观点，也还是有人不断地在著作中和言论里加以重申和新议，而王充的第五种观点，即“中人以上者”和“中人以下者”之说，虽然被认为是旁学杂收，但仍然为不少人所崇信，曹雪芹便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且看他在《红楼梦》第二回中，严肃地描述了王充的这一观点。
他在书中描述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
这不就如同王充的“中人以上者”与“中人以下者”之说——人天生就有大恶、大善的秉赋一样吗？
由此可见，人之性善、性恶的论辩，由春秋战国到清代中叶，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争在辩，一直也没有能够得出一个圆满的结论来。就是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已如此发达，对于生命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对于这个问题若想认识得清清楚楚，彼此完全驳倒对方的观点和论据，也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本文编辑 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