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两汉之际经新疆（古代称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其开窟造像的传统随即传入。在古代西域腹心地带龟兹范围内，今天的新疆克孜尔有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石窟寺，它们开凿于公元3世纪，相伴而来的还有地面寺院、壁画、塑像，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寺和地面寺院的营建产生过重要影响。
石窟寺，顾名思义即岩洞里的寺院，是印度佛教徒最早的修行场所，也就是寺院的最早形式，洞窟里面往往有大量的雕刻和壁画装饰。佛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偶像，偶像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各类艺术形式表现的重要内容。从克孜尔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丝路沿线留下了无数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迄今所见代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最高水平的中世纪作品非佛教造像莫属。
思想及其艺术形象兼容了以上区域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地方特色。成都的万佛寺、石犀寺等多座古寺均传始建于汉代，这当然不可信。但在成都周边汉代至两晋的崖墓中的确保存有大量四川最早的佛祖形象，如乐山麻浩崖墓墓门上、彭山崖墓的摇钱树上、绵阳汉墓的摇钱树干上都已出现佛像，它们也是迄今佛祖在中原最早的形象之一。
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比佛教石窟寺开凿要早。清朝的光绪年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掘出了南朝佛像，之后，1937年、1945年、1946年、1953年、1954年……又多次在這里挖出佛像。仅1953年的一处工地中就挖出残佛像200余件。1991年成都商业街、1994年彭县龙兴寺地宫、1995年成都西安路、2014年成都同仁路、2016年—2017年成都实业街等相继挖出了南朝佛像。其实在成都以西的茂汶县（后分为茂县和汶川二县）早在1921年就有一名羌族农民挖出过一通大型弥勒造像碑，1983年又发现了四通南朝造像。这些佛像当中既有凉州僧带来的凉州样式遗制，又有从长江下游建康（南京）来的典型南朝风格，还有经东南亚、南亚来的印度笈多风格的元素。
南朝画家顾恺之与陆探微所创造的“秀骨清像”样式在佛教造像中影响深远。它最大的特点是：人物多宽袖大袍、细颈斜肩，坐像衣裙重重叠叠悬垂于前，立像衣摆向两边飘起，似迎风站立之姿。如今收藏于成都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的南朝佛像便是南朝“秀骨清像”风格的完美体现。
川南川北的造像之异
南朝梁武帝中后期，以画家张僧繇为代表的丰壮的新风格开始影响佛教造像，人物注重写实，以“面短而艳”为特征，佛造像中新旧风格并行。从汶川出土的二观音并立背屏式造像就能看出，南朝后期由“秀骨清像”向隋唐时期健壮风格过渡的痕迹。张僧繇创下的丰壮写实风格被称为“张家样”。“张家样”传到北方后，首先在北方北齐领域内流行，师承于张僧繇的杨子华有一段时间只为宫廷作画，北齐佛像与南朝后期造像均以丰壮写实见长，注重表现人体自然线条，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隋代。南北朝后期，受到印度笈多元素的影响，四川出现了一批以突棱状衣褶、突出的身体轮廓为特征的佛像，同时佛像的裙摆紧窄，曲腿丰腰。
川北的广元本属于南朝的范围，公元504年，由于守将投降，剑门以北的广大区域归入北魏版图。北魏王朝控制广元时期，正值宣武帝和胡太后统治，他们都是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提倡下，至延昌年间（512年-515年）北魏州郡佛寺多达13000余所。1982年，广元豫剧团的建设工地出土了由秦州（天水）显明寺比丘惠楞和平都寺比丘僧政于延昌三年（514年）造的释迦牟尼佛像，说明当时北魏最边远的城市之一广元城中已有寺庙。这些僧人带来了北方建寺、立塔、开窟造像的风气和流行题材，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广元北朝造像风格近于北方的原因。
实物所见四川地区最早的石窟寺即位于广元。南北朝时期，石窟寺见于嘉陵江畔的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摩崖造像龛则见于广元、剑阁以及绵阳。窟龛类型有：三壁三龛式窟、中心柱窟与三壁三龛式结合的方形大窟、直接在正壁造像的佛殿窟、摩崖造像龛等。
千佛崖仅存两个北朝晚期洞窟：大佛窟（第726号）和三圣堂（第226号）。大佛窟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窟内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三圣堂为方形平顶，三壁开龛，三龛内均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龛楣上均雕二龙回首反顾。皇泽寺第45号中心柱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方形，覆斗顶，三壁及中心方柱四面均开龛。第15号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方形平顶，正壁开一个大龛，龛内造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
剑阁新县城（下寺镇）清水河岸边崖壁上有7个北魏晚期的道教造像龛，这是目前四川所见最早的道教摩崖造像。其中最大的一龛有北魏题记，圆拱形龛，龛楣二龙交缠，龙首反顾。龛内造五尊像，龛外还出现了二护法。
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个摩崖造像龛，并有多则造像题记。龛型有圆拱形、尖拱形、方形三种。造像组合有单尊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双尊像等。
广元的北魏佛像磨光肉髻，颈部细长，双肩瘦削，袈裟下摆宽大，呈八字形分开。菩萨头挽双髻，身躯粗壮，帔帛呈X形交叉于腹前，无璎珞装饰；剑阁的造像主尊发髻高细，颈部细长，与陕北道教造像碑上的北魏造像相似；绵阳平阳府君阙上造像则与成都等地出土的南朝造像极相似，只是成都的南朝桃形背屏式造像的背屏被改成了浅浅的小龛而已。这种差异的分界线正好与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控制区域的界线吻合，剑阁新县城下寺及其以北区域为北朝控制区，绵阳及其以南的成都为南朝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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