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辱使命(1951—1965)
1951年秋，上级组织将邵宇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这个出生在黄海岸边的农民的儿子，童年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走上革命道路后，经历了皖南事变和上饶集中营的磨难，参加了东北土地革命、抗美援朝战斗，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党的工作者。现在，组织上又把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邵宇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处在初创期，邵宇当年也只有三十多岁。因为他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所以重大事情，他总是向社长萨空了同志请示。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文化产品匮乏，不少的书摊摆放的大部分是旧时代七侠五义、言情等内容的小人书。邵宇了解了情况后，请示萨空了同志，建议美术出版社应该着手出版有益于青少年身心的、反映新中国文化的读物。在征得萨空了社长的同意后，邵宇立刻召集全体编辑人员开会，动员大家改编古典名著，革命小说或创作具有革命内容和教育意义的连环画。大家听了都热情高涨，很快就出版了一系列连环画读物。最多的时候，曾达到每三天就出一本内容新颖的连环画。一时间，北京的新华书店和各书摊出现了许多新型连环画和人民大众喜爱的小人书。如刘继卣画的《鸡毛信》以及《水浒》、《西游记》等优秀题材的连环画，取代了书摊上那些“四旧”的出版物。当时，除了出版连环画外，还出版不少单幅宣传画和年画。如《我们热爱和平》、《毛主席走遍全国》。除出版通俗读物外，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古元等一些著名画家的画集。
虽然人民美术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美术作品，有许多作品还在国际书展上获得了殊荣，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出版社还应出版一些高档次、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古代、现代名人画册。考虑到这一点，邵宇主持出版了《宋人画册》、《清明上河图》以及世界美术史上知名画坛巨匠的画册，如《列宾》、《珂勒惠支》、《伦勃朗》、《苏里克夫》等画册，还为中国当代大师齐白石出版四本精装大画集，为徐悲鸿出版大型画册。这些作品的出版弥补了出版美术经典作品的不足。
邵宇认为，中国画坛的未来是属于中青年画家的，培养中青年画家、为青年画家发展铺路，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较早关注中青年画家的出版社之一，为新中国发掘了许多年轻、有潜力的中青年画家。如古元、王式廊、董希文、黄胄、亚明、黄新波、石柔、李少言、叶浅予、赖少其等。现在看来，当年被邵宇看中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画坛的脊梁。
出色的工作成绩，让邵宇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器重，他多次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1956年2月，邵宇接受周总理的委托，为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出版藏画集。出版藏画集要赴印尼工作并与苏加诺面谈，邵宇第一次就在印尼待了9个月，后来又去了两次。苏加诺的藏画很多，原打算请日本出版。请示周总理后，周恩来决定：不请日本出版，而由中央美术出版社出版。邵宇带领出版社的同志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总理的重托，苏加诺藏画大型画集共六大本陆续出版了。画集出版后，不仅得到苏加诺本人的高度赞许，也为中国的出版事业赢得了荣誉，在国内外出版界引起了轰动，画集还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荣获金质奖章。
邵宇原本是一名画家，由于党的需要，他一路努力，从一个出版外行成长为一个出版工作内行，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家，成为美术出版战线上知名度很高的领导者。他的领导才能体现在他对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上，体现在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文艺方针上，体现在他卓越的组织能力上。这一切，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同志的关怀、对出版事业的挚爱。1955年12月15日邵宇的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最近．我们都在讨论全面规划问题，接近群众问题和克服思想落后于实际的问题，这种讨论使我们百倍地增强了信心和感到无限的开朗。有奔头，有信心，因为看到的不是渺茫的前途。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停止在口头上和理论上，要成为一个始终是前途明确，并且不断在前进的人，要成为一个不孤立的而是同人民一起前进的人，要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勇往直前的实践家，革命的实践家。那么，你就会永远和人民一样愉快、欢乐和年轻。”
“文革”前，邵宇画了许多速写和水彩画、除《首都速写》、《祖国的早晨》外，还从全国各地集中十多位画家，到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采风绘画。边画、边探索，每画一幅都十分认真。在技法上也进行了多种探索，在傣族、景颇族聚集区，邵宇规定每人每天至少画两张画，先画速写，然后加以整理修改，成为水彩画、水粉画或国画。经过一段时间的绘画实践，他总结出一定要仔细地观察对象，把对象的大轮廓、精神面貌掌握好了，才能动笔，动笔也是先从大处画起的绘画心得。邵宇是一位严肃认真而又满腔热情的画家，他强调画家必须有炽热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激情。他认为画家只有感情充沛才能作画，有激情才有生命力。他要求青年画家深入观察生活，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有了生活，产生了激情，才去作画，才能产生精品。他说，我们不是为画而画，有了激情，心中产生了必须画的激情，画出的画才有生命力。他经常鼓励青年画家：“让我们的作品充满着热情、诗意和生活气息!”
“文革”蒙难(1966—1976)
“文革”开始后，报纸上出现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当时的邵宇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学术争鸣而已。因此他还同往常一样，经常邀请邓拓到自己家里作客，将自己新近的画作拿给他看。邓拓也常常邀请邵宇到他的写作书房，兴起时二人还挥毫泼墨。邵宇对邓拓的作品十分赞赏，两人经常将那幅“补壁”的字拿出来欣赏：“年年占得百花香，红满枝头态自妍，最是画坛春不老，岚光香雾绕窗前。”
一天下午，邓拓又来到邵宇家中。与以往一样，邵宇首先沏好一杯香茶，二人在会客厅坐下。今天的邓拓与往日不同，他坐下后又站起，拿起茶杯又放下，双眉紧锁，欲言又止，满面愁容。邵宇以为邓拓是因为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便安慰他说：“百家争鸣嘛，让他们去说，天不会塌下来。”沈尹也在一旁安慰：“你多坐一会儿，邵宇最近画了几幅得意之作，你帮他把把关。”还不等沈尹去取画，邓拓连忙说：“别，别，今天就不看吧。”说完，起身欲走，邵宇赶忙拦住说：“有啥忙事?来了就走!”邓拓坚持要走，走到院中央时，他对邵宇说：“这次运动非同寻常，来头很大。”邵宇随意说道：“运动是经常搞，很快就会过去的。”邓拓一脸的凝重，重复着那句话：“来头大，不一般呐!”临别，邓拓告诉邵宇：“你以后不要再到我家去了……”邵宇不禁愕然，他分明感觉到邓拓心里藏着沉甸甸的忧虑，整个人犹如风中摇摆的树，疲惫不堪。就在邓拓离开后的第二天，出版
社的同志告诉邵宇，邓拓家里打电话说邓先生昨晚走了!邵宇这才猛然醒悟：昨天邓拓是来告别的。
不久，邵宇也被召到了学习班学习。这一去，就几个月没有回家。转眼到了中秋节，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沈尹以为是邵宇回来了，赶忙去开门，不想是造反派捎来话：邵宇是叛徒，不能回来了。沈尹如五雷轰顶，立刻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时，整个人瘫倒在椅子上。她想，邵宇在茂林被捕时，宁死不屈；在上饶国民党集中营里是与赖少其越狱回到组织上的，这些都是有组织结论，怎么现在成了叛徒?“不能，绝对不可能!”沈尹怎么也无法相信。
1970年，邵宇和出版社的部分同志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干校去劳动。在那里，条件十分艰苦。后来，邵宇他们开始自己动手建窑、烧砖。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邵宇还是要干与年青人同等劳力的活，他忍着疼痛烧砖、背砖、插秧、拔草。劳动间歇，两派之间打派仗，互相调查彼此之间的问题，都找他取证，可是不管哪派人来调查，邵宇始终坚持原则，是则是，非则非，绝不模棱两可。有人向他施加压力，让他按“造反派”的意见写证词，他坚决不肯，邵宇的坚持和耿直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邵宇被“解放”后，安排在生产连当连长。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抓“五·一六”分子，干校内的其他连排将不少对立面的人当“五·一六”分子抓起来。军宣队将邵宇这个连的一些意见不同的人列成黑名单，让邵宇派人去抓，邵宇坚决反对，他说：“当初，他们是将我狠整了一顿，现在证明他们是错的，可我不能用同样的错误再去整他们。”出版社的同志都很佩服邵宇这种大度高尚的品格，而在那样的年代里，能做到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后来，这些被军宣队写上黑名单的青年人，都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骨干，不少人后来还成为知名的画家。当他们谈起自己的成长道路时，都说与社长邵宇的培养分不开，称赞他正直坦荡的革命风范。
名垂青史(1976—1992)
十年动乱，迫使邵宇放下画笔。
1971年，国务院根据总理指示，组织文化代表团，指名由邵宇任团长，赴加拿大访问，进行文化交流。当时，我国和加拿大建交不久，在遥远的北美洲，华侨同胞热情地接待了祖国派来的文化代表团。他们不要报酬地帮助代表团建设场地，布置展览，许多华人白天抽不出时间，就晚上来，亲切地向邵宇询问祖国情况，从目光中，邵宇看出他们对祖国“十年动乱”的忧虑，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在加拿大时，大使馆的同志告诉邵宇，驻法大使黄镇同志已向国内申请，邀请邵宇回国途中到法国访问。邵宇离开加拿大后到了法国，见到大使黄镇同志倍感亲切，非常高兴。黄镇同志派驻法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陪邵宇参观了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巴黎公社墙、巴黎公社总部、欧仁、鲍狄埃墓等名胜古迹。在卢浮宫，邵宇看到了许多世界名画。在法国，邵宇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邵宇和许多人一样，万分悲痛，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头通过，邵宇挤在人群中，站在长安街的一边，注视灵车在长安街上缓缓而行。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深夜，他和几个老战友心事重重地各自回到家里，他直接走进画室，一个人低头沉思了很久。悲痛中，他拿起画笔，画了一个烛台和红烛。可是，红烛上的火焰怎么也画不理想。他一次又一次地试画，终于将寓意心血的红、黄两种颜色饱醮在笔尖上，一笔画成了明亮的烛光。红烛画成了，邵宇在画作上题词：“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磊落始终。”在题词的后面用小字写着：“清明节缅怀周总理作”。邵宇画完这幅画，天已经大亮了，沉重的心情似乎得到了些许安慰，他靠在沙发上睡着了。197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通知，任命邵宇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样，邵定又正式回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期间，邵宇创作了组画《难忘的回忆》，共3幅：一幅是他“文革”前画的人像，被撕破了(寓意“文革”初期画家作品遭遇浩劫)；一幅是被砸残了石狮子(寓意文物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一幅是荷花，花茎被折断。这三幅画的说明是：十年浩劫，石头狮子也未能幸免，沉痛的教训可以化为营养，只要有藕，不染尘之花仍会开放。
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展，邵宇的创作欲望越发高涨，他的脚步从祖国的南方走向东北的故土，每到一处都有他的画作问世。
邵宇自五十年代就萌生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的计划。这是一项重大的出版工程，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文化，储存的是无限丰富多彩的艺术珍品。过去从没有人进行过全局性的采集、研究、整理。现在，正值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已成为眼前的重要工作。在中宣部召集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的会议上，邵宇把拟定的《中国美术全集》大纲拿给大家讨论。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补充，出版大纲最终被敲定，并成立《全集》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邵宇任领导小组成员和编辑委员会主任，具体主持和领导这项工程的进行。这项出版计划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书法篆刻五大门类，计划5年内完成。总共收集彩绘、彩印、图印1．3万余件，国内专家撰写的论文共计300余万字。
这部《中国美术全集》(60卷)对美术出版来说确是一项巨大工程。参入的方面包括艺术院校、科研单位、文博部门、出版社、物质材料、印刷、发行等，有许多涉及学术研究问题、组织协调的工作。为了保证《全集》的学术性、权威性，编辑委员会抽调编辑、考证、摄影等工作人员400余人。为了使《全集》具有国际水准，邵宇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常到专家的家中去讨教，对编辑体例、学术观点、内容取舍、装帧设计进行逐一研究和落实，对有的卷本，邵宇亲自审阅，重点把关。
《中国美术全集》(60卷)于1989年出齐，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首发式。当时，许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台湾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何怀硕先生说：“出版这部空前巨著，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尚需有学历、见识，且有胸襟，所以它益显珍贵难得。”台湾出版界评价这部巨著是“当代中国的传世巨著”，“古今中外唯一最周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美术权威套书!”
1992年6月4日，邵宇因心脏病突发，在深圳不幸逝世，终年73岁。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美术、书法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