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陆续成立了一系列工作室，依靠设计院拥有的品牌、辉煌的业绩以及雄厚的综合实力，各工作室在造就人才，增产增收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胡越工作室在强大的技术实力支持下，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形成一个备受信赖、能打“硬仗”的团队。日前本刊就工作室的工作方式、关注内容、未来发展及设计思潮等问题访问了院总建筑师胡越，他对相关问题热情，详尽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建筑创作》：工作室是什么时间成立的，请你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室的情况。
答：胡越工作室成立于2003年，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一批成立的工作室。工作室组建伊始就把设计高质量的精品作为工作室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认为高质量的精品并不仅是高档次、高规格、规模大的项目，高超的专业水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才是出精品的保证。
目前工作室是一个团结精干的团队，我主张设计和制图不仅是建筑师的日常工作，更是一个团队的精神表达，它反映了一个人和一个团队的品质和精神，精益求精必须成为工作室所有人员的工作准则。工作室在专业上以创新为主要目标，我认为创新是创造性活动的核心，创新的前提是对建筑所面临的各种条件、问题和矛盾的缜密的分析，创新必须立足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简单的形式翻新不是我们的目标。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民用建筑设计业最著名的品牌之一，她拥有辉煌的业绩和雄厚的综合技术实力。胡越工作室在强大的技术实力的支持下，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能打“硬仗”的团队。
《建筑创作》：近些年你在许多地方举办过关于“工作系统”的讲座，其中的核心是工作方式，请你谈一下工作室的工作方式。
答：我一直憧憬着一种工作组织模式，也就是拥有工作室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由一群志趣相投的“手艺人”在一起做点与设计有关的事情，我只是个组织者。在这样的平台上，每个人都以一种良好的状态和传统“手艺人”的精神气质在那里工作，每个人都很在意他的“活儿”是否达到专业的高水准。他们总是试图把工作做到最好，以免让人看不起。
建筑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他的工作方式延续了多年，虽然在表面上有很大变化，但实际上他的基本方式没有变化。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被当代主流文化所认同的，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发展下来的那种建筑师及建筑设计方法。
最近十几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方建筑在形式上出现了很多变化。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的繁荣，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即当代建筑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尴尬的境地。它已越来越背离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变得极其庸俗和自以为是。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虽然得益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建筑设计仍然处于当今世界主流之外。我们目前仍然处于跟风和学习的阶段，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盲信这些主流的东西，应该有所改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设计自身的问题，如阿希莫夫、亚历山大、阿彻，琼斯、戈登、奥斯本等。这些学者分别出版专文、专著论述设计方法和方法论。特别是美国学者司马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版了专著，提出了“设计学”的概念。他认为设计学是独立于科学和技术之外的第三类知识体系，设计应该是一个学术体系。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设计科学的先驱学者开始否定设计学和设计方法论。著名建筑理论家设计学的先驱者之一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认为，他已经脱离了整个事件，“我要说忘掉设计方法，忘掉所有那些事情。”克里斯托夫·琼斯也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设计方法，他说：“我不喜欢机械语言、行动主义和试图把所有的生活固定在一个逻辑的框架中。”设计学在20世纪70年代遭受挫折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得到了发展。设计学一改早期试图仅仅用逻辑的机械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模式，特别是在工程设计领域。设计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分化成两个大的分支，一类是工程设计，一类是建筑、规划设计。近年来，国际上一些机构和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对设计学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建筑设计这样复杂的系统中，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普适的方法，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然而面对近些年来建筑设计所面临的危机，我认为改变传统的设计方法也许是摆脱危机的有效方法。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独特的符合建筑设计特点的方法是近几年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我在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总图、五棵松文化体育配套项目、上海世博村投标中曾对此进行过一些尝试。建筑设计中最基础的东西仍然是感性的东西，但我认为需要引入一个逻辑的和理性的框架，让感性和理性产生互动，理想的状态是在理性的框架中由感性提供动力。人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帮助下，可以自由行走，但驾驶一部车人照样可以发挥自由的本性。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部车，一个理性的工具。目前工作室在这些研究中得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方案的构思是基于对条件缜密的分析，灵感来自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无目的胡思乱想。
另外工作室在专业上不预设任何理念和目标，我们只对工作室进行精神和工作方法上的规划，同时工作室鼓励所有员工开拓思路，在知识方面鼓励大家跳出专业的小圈子，这样将保证工作室在专业上不会因循保守。
《建筑创作》：请你谈一下工作室的设计最关注哪些内容。
答：工作室近几年在设计实践中最关注的问题是每个建筑所表现出的特殊环境因素对建筑本身的制约，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巧妙地化解这些制约因素上。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和凤凰卫视这两个投标项目，中国馆必须回答文化的和地域的问题，并需要解决会时、会后的功能问题，在这个方案中也表达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中国性的态度。凤凰卫视的项目首先必须分析项目所面临的各种条件和制约因素，同时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我们在设计中最关注的问题。其实建筑的问题涉及到非常宽广的领域，他涵盖了文化和技术的许多方面，在建筑专业内部应更多地关心城市与环境。
其次我们还非常关注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掌握。熟悉、了解掌握几种主要材料的特性和技术，正确地使用以致于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材料是工作室在专业上的主要关注点。五棵松体育馆外墙、五棵松棒球场、望京科技园、上海青浦体育馆训练馆改造和上海世博会临时场馆等工程我们均在材料的使用上下了不少功夫。另外在建筑设计中努力提高建筑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控制局面的能力，同样受到工作室的重视。在设计中我们还比较关注生态技术的使用和建筑设计专业化的建设。工作室在一些重大的投标和工程中都力争利用先进的设计手段，力争在被动式生态技术上有所作为。
《建筑创作》：我们注意到工作室的作品都很“现代”。那么，在工作中你们是如何考虑现代性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答：的确如此，工作室一直把创新作为我们设计工作的
重点。我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创造自己所处时代的新的文化，重复以前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不断创造新文化的社会才有生命力，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所谓建筑的现代性就是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不认为用传统形式能够高效率地解决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问题。传统建筑是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和记忆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妥善地保护，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国的绝大部分建筑遗产都被破坏了，而且现在这样的破坏还在继续。这是全体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遗憾。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建城市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我认为当代中国建筑没有必要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保护好我们留下来的遗产和创造新的建筑文化都很重要，但他们之间没必要发生紧密的关联。
在目前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在建筑领域地域文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认为建筑地域性不等同于传统形式，但在实践中传统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却成为地域性建筑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我想这无疑曲解了地域性建筑的本意。仔细分析一下传统建筑我们就会发现，影响传统建筑形式形成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两大类原因。第一类是文化因素(这里主要指思想理论、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第二类是环境因素(这里指自然环境、材料等)。这两个因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第二类因素对建筑形式的影响已经很小。一个建筑材料、一种技术可以解决各种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例如雨雪充沛的地区在新技术的条件下不用采用很斜的坡屋顶就能解决防水、防雪的问题。那么文化的因素还在起作用，但他还能起多大的作用，这些作用还能持续多长时期，我不敢妄加评判，我能看到的是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我想我们现在一面在破坏我们的文物古迹，一面又虚情假意地造假古董，这是最不可取的办法。在几年的工作中我们一直认为传统的建筑中有非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我们在实践中也获益匪浅，比如在金融大厦和望京科技园二期两个工程中我们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用简单的单体建筑组成复杂多变的室外空间的手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认为在向传统建筑学习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去贴“标签”。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只要我们仔细地调查和分析公众的需求，力图较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所产生的作品必然反映出地域特点，也能够创造出新颖独特的设计。在设计五棵松体育公园时我们工作室对北京市地区的老百姓健身场所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调查，最后发现我国中老年人群运动健身的内容对场地的要求有很独特的东西，在设计中满足这些要求，这就是最本质的中国性的表达。但在设计中你并没有看到传统园林符号的运用。总之对待地域性和现代性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态度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好好设计新的，好好保护旧的，不要新设计像旧的，不要毁了旧的造新的。”
《建筑创作》：你最近在不同的场合对目前国际流行的建筑设计提出了批评，但同时工作室的作品均表现出很多时尚元素，请问你如何看待现代的时尚建筑潮流?
答：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企业家创业事迹的材料，该企业家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目前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确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真正意义的创新是非常难于做到的，工作室和我这些年来一直对国际上新思潮保持高度的敏感。然而我在专业上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欧美主流专业媒体吹捧的那些国际时尚的建筑似乎背离了建筑设计的正确方向，成为建筑师玩弄手法、故弄玄虚的工具。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但却不能摆脱他对我们的影响。每次做工程或投标时由于能力、时间、市场等原因，不得不跟在人家后面跑，如何从模仿进化到创新，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在我们这一代只能模仿，但创新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看到目前时尚媒体中的各种忸怩作态的建筑我本能地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我在实践中却不得不跟着做，这就是我在专业上最大的困惑。
然而我同样反对向后看，向前看才有出路，我相信真正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建筑就隐藏在这些乱象之中。我们工作室的策略就是对时尚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去伪存真，把握正确的方向。
《建筑创作》：作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一批成立的工作室，请问你对工作室的未来有什么设想?
答：首先工作室不想盲目扩大规模，但现在的规模偏小，工作室的精品战略和精神追求不会改变。今后工作室的发展应重点放在两端，所谓两端就是基础和高端。基础指的是工作室市场运营和内部管理机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正如我前面已经谈到的建筑设计的精品不完全与规模、重要性和投资发生关联，不论规模大小，不管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可以做出精品。精品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工作室获得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高端指的是向技术和理论的前沿迈进，工作室将把研究和设计结合起来，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提高控制工程的能力。
工作室成立五年来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虽然在业务成果上乏善可陈，但我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本次专辑是工作室近一年多时间的工作总结，感谢《建筑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同时还应该感谢北京市建筑建筑设计研究院领导采用的工作室模式，极大地发挥了建筑师的工作热情，感谢与工作室合作的专业工程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