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就唐乾陵朱雀门前东侧最南列最后一人的族属和身份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和论述。认为该石像应系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与唐王朝关系密切的新罗人形象。并极可能是新罗文武王金法敏。
[关键词]乾陵；蕃臣；新罗人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084-05
作为中国古代惟一葬有两位皇帝的封建帝王陵墓，唐乾陵因山为陵，不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而且文物遗存丰富，陵区内的石雕更以数量众多、种类繁富以及刻工精致而被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帝王陵园内保存最完整和最庞大的石雕群，“代表了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石雕刻艺术”。学界对乾陵石刻的关注由来已久，然而限于资料缺乏以及研究取向等原因，以往研究大多围绕翼马、鸵鸟、石狮以及仗马等题材展开，研究视角也多着眼于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对于陵园神墙朱雀门外两侧的六十一尊蕃臣石像却涉及不多，且现有成果也主要侧重于对人物衔名及刻像缘由的讨论，至于衔名与石像间的对应关系则少有研究。由于乾陵的营建理念取法于唐太宗昭陵制度，陵园人物石刻同样具有“肖其形”的写实性特点，因此，相关研究不仅对于认识这些历史人物及其服饰。乃至于研究唐代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外交、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个案讨论形式就此问题试作探讨，冀以抛砖引玉。
本文所要讨论的石像位于乾陵朱雀门前东侧石像群之东南角，为便于讨论，兹编号为QLESl。尽管该石像头部已残损，背后原刻之衔亦因千年风雨侵蚀而致无存，文献亦无载述，但如果结合该石像的服装、刻像时代以及持弓而立等因素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其所代表的形象应与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与唐王朝来往密切的新罗人有关，并极可能是新罗文武王金法敏。
首先，从服装方面看，该石像穿着较为独特，完全迥异于唐乾陵其他60尊石像，而与初唐之高丽、百济及新罗人的着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QLESl石像的服装形式。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是“身穿宽袖右衽三折武士袍。左手持弓挂于左肩上”，然若仔细观察，这一描述显然不够准确，因为其仅仅道出了该石像的上装，且未涉及下装，同时，其所谓“宽袖右衽三折武士袍”也与流行于唐代武人中的柄裆服有着根本不同。其准确的说法应是上着右衽大袖短袍，下穿大口祷，腰束绦带。(图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服装形式不仅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东客使图(图2)中头戴鸟羽冠者相似，亦颇类于唐阎立本《职贡图》中的百济使者。(图3)
尽管迄至目前学界对章怀太子墓壁东画客使图头戴羽冠者的族属仍有争论，但就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朝鲜说”、“日本说”及“渤海说”三种观点而言，“朝鲜说”当更接近于事实。其一，在魏晋乃至唐宋汉文史籍中，皆将插有羽毛的所谓鸟羽冠视为古代朝鲜人的固有服饰，《魏书·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羽毛。”《隋书·东夷传》亦载：“(高丽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用大袖衫，大口祷，素皮带，黄履。”《旧唐书·高丽传》则记曰：“(高丽)衣裳服饰，唯王五綵，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祷大口，白韦带，黄韦履。”而作为高丽之邻国，不但百济“凡诸赋税及风土所产，多与高丽同”，新罗亦是“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其二，众多文物考古资料也表明，自南北朝至唐代鸟羽冠确系古代朝鲜人常用之冠帽。如朝鲜平壤双楹冢高句丽壁画墓(图4)、吉林省集安县通沟高句丽壁画墓(图5)、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市北郊阿弗拉西阿勃台地第23发掘点一号室西壁壁画所见7世纪末至8世纪初之“朝鲜人使节”(图6)以及陕西西安发现“都管七国六瓣银盒”之“高丽人”(图7)莫不如此。其三。东客使图中羽冠者的形象极类于唐阎立本《职贡图》中的百济使者，而此绝非偶然；其四，初唐日本人尽管“衣服之制，颇类新罗”。但现存文献及唐阎立本《职贡图》之“倭国使”(图8)却均未见其有羽冠的记录。其五，章怀太子墓建成于唐景云二年(711)，但渤海国却因“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至先天二年(713)方得到册封，“自是每岁遣使朝贡”。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可以基本判定章怀太子墓东客使图之羽冠者与初唐朝鲜人有关。而且从高丽与百济分别灭国于龙朔二年(662)及乾封二年(667)的史实分析，则其人应系来自新罗无疑。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QLESl石像当与新罗有关。
其次，从乾陵所立石像的缘由和性质来看，QLESl石像亦与新罗有关。
目前学界几乎公认。乾陵石像是“唐中宗仿效高宗‘阐扬先帝徽烈’在昭陵刻立藩酋石像的作法，于景龙初(707－708)在乾陵刻立藩臣石像，其目的同样是为了阐扬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徽烈’”。而据陈国灿先生研究。唐乾陵石像中能够知悉其名的三十六人中，其事迹大多彰显于唐高宗死后。武则天至唐中宗执政时期，且皆来自唐王朝的西部和北部，惟未见东北之人。从初唐与周边民族关系来看，无论高句丽、百济，抑或新罗，无一不与唐王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密切程度不亚于唐与西域诸国，尤以新罗为甚。事实上，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除与吐蕃、西突厥及契丹之间些许胜利外，唐朝在对外战争中能藉以夸耀者只见于联合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攻灭百济与高句丽之战。而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不但令唐王朝得以进一步开疆拓土，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洗刷了唐太宗对高句丽用兵失败的耻辱。由于在此过程中，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作用不仅尤为突出，而且其在尽力保持与唐友好的同时，更不断利国势壮大之机，与唐交涉，最终迫使唐王朝退出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唐王朝则在无奈之余“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为鸡林州都督”，以羁縻之。新罗与唐王朝的关系也因此而日渐频密。据《三国史记》卷33《杂志》2载，新罗不仅年号采用唐朝的年号，且各种制度也多以唐朝为本，并不断选送留学生、学问僧，还经常派遣贺正使、朝贡使赴唐，出入于大明宫等唐朝宫廷之中。(见下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唐王朝在灭百济和高句丽之后，也曾对百济王扶余隆、高句丽王高藏及高句丽大莫离支泉男生分别封以官职，但其地位与重要性自不能与新罗王相提并论。而如前所述，乾陵石像的形制本来就是为了阐扬先帝“徽烈”，同时也基于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如推断无误，QLESl石像的原型应是新罗文武王金法敏。
最后，从QLESl石像左手持弓的特点来看，其也与古代朝鲜人善于骑射的习俗特点相符合。如史载，不仅高句丽“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百济亦“俗重骑射”，新罗亦是“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
综上，乾陵QLESl石像所代表的人物形象应与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有关。尽管其残损较为严重，但却仍以较为写实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新罗人的装束和风貌，为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与研究其服饰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