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被郭沫若先生誉之为“太湖气魄，西子风韵”的宁波东钱湖，在这碧水连天、波光潋滟、一望无际的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畔，在上水村下庄黄梅山的苍翠山麓下，沿着山谷小径走不多远，眼前就被一幅恢宏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在如笔架、如座椅的苍翠山峦下，几十尊雄伟的石像巍然矗立，分左右两列排开，如同组成一个雄壮战阵，在严阵以待；也如同阅兵式上军容端庄的仪仗队，在迎接来自海内外的嘉宾。
啊!这阵势太壮观了!令每一个旅游者无不啧啧称奇。到过希腊旅游观光的人，为古罗马的雕塑而赞叹不己；到过西安的人也为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而赞不绝口。但来到东钱湖畔的南宋石雕公园，你见到的是另一种艺术，内心完全是另一番心情。古希腊雕塑，见到的多是单体；秦陵兵马俑，虽阵容庞大、气势非凡，但毕竟都是泥雕，如同一个模子翻版出来，形象大致相似；可是这东钱湖畔的南宋石像，文臣武将、立马、蹲虎、跪羊，全用花岗岩雕凿，高大巍峨、栩栩如生、形象各异，成了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的瑰宝，历经千年历史沧桑而岿然不动。看到这些东钱湖畔的南宋石雕群，笔者称它为东方的古希腊雕塑、江南“兵马俑”，我想应该是毫无愧色。
一门三宰相
这东钱湖畔的南宋石雕群，主要组成的是：原来矗立在南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的墓道两旁萋萋荒草之中，是1997年公布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南宋石刻公园，是整修一新的旅游景点，已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南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的墓前，原来有南宋大理学家、文豪朱熹撰写的《祭南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文》，介绍了墓主的生平和气节，说她有“柏舟之节，共姜媲美，俎豆之教，孟母是俪，诗书起家，世登显仕”。说她不光是孟姜，还是孟母，培养出了当上宰相的子孙。
宁波鄞县一直流传着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美誉。史家当官的人这么多，门庭够显赫的了，简直成了宫廷公侯专业户，南宋的大官大都让姓史的人当了。
史氏的第一任宰相，就是史浩，曾任宋孝宗的太师、右丞相、越国忠定王。他的儿子史弥远后来当了宋宁宗的右丞相兼枢密史。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又担任了宋宁宗右丞相。
史浩出生在北宋，年轻刚出仕，就被南迁临安的宋高宗称赞为：“浩有用才也。”后受命课教皇太子，直到皇太子登基为宋孝宗。在隆兴元年，史浩就官拜尚书右仆射。他首先提出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应该恢复他们的官学历爵，厚禄他们的子孙，孝宗都同意，为南宋中兴起到很大的作用。
史弥远为史浩的第三子。在宋宁宗时也当上右丞相兼枢密史。对史弥远，历史上一直有争议：评价他矫诏擅权、主和不战、并且杀害了丞相韩侂胄；但另一派意见则认为，他采取的“力戒边衅”的主和之举，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不失为一种治国之策。史弥远采取“备战、备粮、选将帅、练士兵”的方针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无疑也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当然，这也是皇帝的主意。关于用计杀害了丞相韩侂胄，也并非是有关和战之争。韩确实主张过伐金，但他大兴党禁，排斥理学，巳经引起朝野人士的不满，因此史弥远与杨皇后设计杀害韩侂胄，虽然有点儿过分，但也是宫廷权力之争的结果。
第三代宰相史嵩之，他自幼受家族的影响，家学渊源深厚，1220年就考中进士。1233年，史弥远病故，史嵩之升任礼部侍郎。他命令孟琪出兵破金，大破蔡州。元灭金后，史嵩之令孟琪屯兵京西各州县。史嵩之主张不与元军开战，辞去职务。元灭金后，开始攻打南宋，朝廷召史嵩之还朝，任刑部尚书、右丞相。1238年，史嵩之带兵解卢州之围，再任丞相兼枢密使。他任将6年、任相9年，因贾似道专权，66岁病卒，追封为少师、鲁国公。
史氏家族不光一门三宰相，其他尚书、御史等王侯公爵也不少，达官显贵代代相传。他们生前权位显赫，死后大都星罗棋布地归葬在东钱湖畔，墓葬群集中在上水、下水、大慈山、横街一带。因而，东钱湖石雕群，大多为南宋望族史氏墓道两侧的石象生，共有50多处，计200余件。主要有文臣、武将、石马、石虎、石羊、牌坊等。
东钱湖南宋石雕的价值
东钱湖南宋石雕群，遗存丰富，工艺精湛，填补了我国美术史、文物考古史以及雕刻艺术史这一时期的空白。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具有南宋文化的独特风格，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价值。
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中的这些石雕，体积重庞大、工艺十分精湛，如同一支威武的仪仗队，护卫着地下的主人，代表南宋时期墓葬的最高规格。
这些石刻造像，不管武将、文相，一般都高达3米左右、宽l米左右，大部分用当地梅园石雕凿而成，质地细腻，重达几吨以上。石马、石虎、石羊高达1米以上，重量1吨左右。有的出自一块石料，有的头部由一块石料，颈部用榫卯衔接，但接缝十分严丝合缝，整体组合不露破绽。无论是石翁仲的文臣、武士，或者其他造像，其总体设计的造型艺术，颇具历史的年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石武士皆穿盔戴甲，双手握剑，威风凛凛：石文相则戴冠穿袍，宽袖博带，双手执笏，眉清目秀。
石马背鞍系缰，昂首兀立；石虎作蹲伏状，竖耳睁目；石羊双角下卷，前肢跪倒，后肢蹲伏，温顺驯服，分别代表忠、孝、节、义。
一组组石雕极富活力，造诣精深，为研究古代服饰、兵器、石刻艺术、风俗习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座南宋石刻公园，是由当地政府于上世纪末划出地皮、拨款修建，建于上水村下庄史渐墓道的附近。公园成立后，就将零星散置在东钱湖四周山谷中的史氏墓葬石象生迁移至此。当然，除南宋史氏三宰相、五尚书之外，其他尚有明代兵部尚书金忠、户部尚书余有丁的墓葬两旁的石像生。因此这些石雕的年代也从南宋一直延续至明朝时期。
我国的墓前石雕早在春秋、汉唐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帝王陵寝、公侯将帅的墓前,如卫青、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但南宋石雕，一直到东钱湖石像群发现之后，才填弥补了这一空白。虽然东钱石像群继承了北方石雕的风格，但明显有江南造型简练、细腻、柔美的艺术特点，可谓与北方石雕一脉相传，并且有新的发展。
东钱湖石像艺术，对元、明、清的墓葬石雕无疑有很大启示作用。如南京的明孝陵以及北京的十三陵的墓葬石像生。甚至，东钱湖石像群对日本的石雕艺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南宋时，明州(宁波)是通向日本、东南亚甚至中东波斯国的主要通商口岸。来明州商埠、首都临安(杭州)的海外人士，除商人之外，还有不少僧侣。据史书记载：史嵩之等丞相当时就与日本僧侣均有不少交往。这些日本僧侣就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带回到日本。于是，日本的石雕就向明州石雕学习，同时宁波一带的工匠也到日本传授技艺。近年，中日两国不少历史学家、考古工作者发现：日本寺庙的经幢与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古寺的经幢如出一辙，连基座雕的花纹都十分相似。日本考古学家、工艺学者就到中国探流溯源，结果在东钱湖一带的南宋、元明石雕上寻到了“根”。这说明早在南宋，中日两国的工艺美术就已开始交流，南宋石雕艺术也漂洋过海在日本生根开花、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杭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