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舅名叫尚修和，长我十一岁，是舅父，又似兄长。二舅病逝已经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点纪念的文字，怀念他平凡而高尚的人生。
我和二舅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发生在1969年，那年我十六岁。动乱的岁月，懵懂的年龄，使我对一些人生的常识性问题产生了疑问。比如，还要不要继续念书，当老实人会不会吃亏等等。我把这些困惑告诉二舅，向他请教，从此开启了我们之间心灵的交流。
一
二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兰州度过的。那个时候，我的外爷在兰州烟草局工作。外爷性格耿直，公私分明，工作一丝不苟，深深地影响了二舅。二舅在兰州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设在兰州的物理研究所当实验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实行精简政策，动员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二舅谢绝单位的挽留，1962年春天回到老家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豆村。
豆村是关中平原上一个有名的古老村庄。一是村子大，老人们说，当年有城墙的时候，绕一周有九里多长;二是人口多，六十年代就有七千多人，分二十四个生产队。同我国北方的其他乡村一样，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劳动日值还不到一毛钱，常常半年糠菜半年粮，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学生出身、城市长大的二舅，生活不适应，农活儿也不会干，但他性格坚强，不会干就学，干不了技术活儿，就从吃苦受累的活儿干起。起牲口圈，开河滩荒地，打胡基（拓土坯），这些活儿又脏又累，别人不愿干，他却自告奋勇。他曾经对我说过，打一天胡基，晚上累得就像死人一样，胳膊腿就没处放。就这样靠不惜力，靠吃得苦、受得累、撑得住，二舅硬生生闯过了回村后的第一关。
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儿，他都悉心学习，掌握要领，还总能创造性地提高。比如撒种子，出手要匀，行家里手才能干好，又如砲墙，专门的泥瓦匠才能砲得横平竖直，坚固结实，再如盘炕、垒灶，需通气顺畅，还要省柴火，都是难度较大的技术活儿，他竟然一一掌握。真是应了豆村一句俗话：“巧人是拙人的奴”，由于他心灵手巧，又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因此成了村子里的“红人”。下雨天，其他社员都休息了，他却常常受人之邀，忙着给乡亲们垒灶或盘灶，一分钱都不挣，还忙得不亦乐乎。回村后不几年，二舅已经成为一个样样会干、样样能干的农把式，是那个时代全能型的新农民。
二
身在农村，二舅的骨子深处却是个学无止境的读书人。他写得一手遒劲的钢笔字。他敬畏知识，痴迷读书，常常忙里偷闲，手不释卷。他爱看报，却没有钱订报，于是他一有空就去豆村医疗站，找一个叫王智的赤脚医生借报纸看，两人由此结成了报友。有一次，他在炕上边整理铺盖，边与我说话，忽然看到糊墙的报纸上有一篇喜欢的文章，就跪在炕上全神贯注把文章读完。我很受震动，惊叹自己怎么会冒出“要不要念书”这样浅显而愚蠢的问题。再后来他成了家，当上了豆村学校的代课教师，尽管工资微薄，他还是为孩子们订了《中学生学习报》，家里人一个一个轮着看完，他再把报纸按出版日期整理，加上封皮，每月订为一册，方便随时查阅。
二舅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还爱读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谈及中国近现代的作家和作品，更是津津乐道，“鲁、郭、茅、巴、老、曹”的叫法，我第一次就是听他说的。他给我讲赵树理，讲柳青，讲《小二黑结婚》的语言风格，精彩的见解至今难忘。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古人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我从二舅身上感受到了这些话的含义。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从报纸上读到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故事，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有一次，我对二舅说：“非洲国家那么小，咱们派个公社书记去，就能把那个国家领导好。”二舅直勾勾地看着我，慢悠悠地说：“这话浅薄了，你不懂一个国家有多少难事，不懂就不要说。”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记得二舅的眼神。
三
中国的读书人注重道德操守，持纯粹心，做至诚人。二舅信奉“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他认为“头顶三尺有神明”，一定不能做那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苟且事。
舅家是地主成分，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舅靠着自己的诚恳、本分、踏实、勤快，得到了领导和乡亲们的认可。回乡不久，他被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员是生产队的管家，管理生产队的粮食、棉花、食用油和农资，是有权力的重要角色。那个时候，出身不好的人一般不能担任生产队的职务，足见乡亲们对他的信任。
秋忙结束后，生产队把棉花秆分给社员当柴火烧。有的棉花秆上还残留着些干瘪的小棉桃，俗称水疙瘩。当时棉花紧缺，一家人分到的棉花不够做棉衣棉被，二舅就和外婆把这些小棉桃摘下晒干，把残留的棉花抠出来用。有人开玩笑说：尚保管，保管室的棉花多的是，你抓一把，就够你抠一冬天！二舅正色道：当保管，是良心活儿，抓一把棉花没人看见，可是我知道自己做了贼！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不得安心！十几年里，他一直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是群众心中的好管家，有口皆碑的正派人。
二舅所在的生产队是豆村十四队，河滩地多，适宜种大豆。队长有经济头脑，便开了一爿豆腐作坊，增加生产队收入。磨豆腐得有技术，还要有责任心。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推荐二舅经营豆腐作坊。二舅對我说，刚开始经营豆腐坊的那段时间，真是提心吊胆。晚上泡豆子，凌晨磨豆浆、煮豆浆、点卤水、压豆腐，几个人的工作量他一人干，每一个环节不敢出差错。晚上忙半宿，早上他又挑着百十斤的担子，走乡串户卖豆腐，还必须赶在人们做午饭前卖完，因为午饭做了，豆腐就没人要了。豆腐钱他分厘不少上交，下午本来可以休息，他却接着和其他社员一起干农活儿，生产队也不给他另外多计工分。
二舅人品厚重，公道正派，群众认可，凡是涉及经济上的事，生产队都放心地交给他去办理。1973年，生产队办了个砖瓦厂，需要人管理，还隔三岔五要去山西买煤。这是个辛苦活儿，路途遥远，风餐露宿，既要押车运煤，又要随身携带大笔现金，吃不好、睡不安。当时生产队没有合适人选，就让二舅停了豆腐坊，掌管砖瓦厂的经济出入和买煤运煤事宜。五年多时间，他把砖瓦厂管得井井有条，没有一分钱的差错。
四
二舅常说一个词：良心。他干良心活儿，管良心账，凭良心立业做事，靠良心安身立命。良心是他做人的底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二舅的人品和学识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1978年9月，他被推荐到豆村学校担任初三年级物理代课老师。初涉教坛，他倾心教学，认真备课讲课，所带的班级在多次统考中名列全镇前茅。从这个时候起，二舅的品德和才学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好名声越传越远。
1982年，教育部门实行中学部和小学部分离，组织上让他兼职负责豆村中学的后勤管理工作。由于人手紧张，学校让他身兼多职，既是会计，又当出纳，既要采买，又负责管理。他兢兢业业办事，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来花。时值改革开放初期，豆村也有不少家庭开了私人商店，有开商店的乡亲和亲戚找上门来推销商品，希望学校所用的物品从自家的商店里购买，有的许诺回扣，有的许诺提成，还有的许诺奉送家庭日用商品。面对此情此景，二舅做了一个决定，学校的一切用品都从县城、终南镇或其他乡镇购买。为避免人头熟了，人家和自己套近乎，给自己出难题，他就多跑几家，货比三家，用多跑路的办法追求内心的干净。
1986年，二舅被任命为东大坚中学总务主任。组织上对二舅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肯定，把同为民办教师的舅妈和他一起转为公办教师，还给全家转为非农户口。总务主任又是一个有实权的职务，财务批字一支笔，校长平常也不管，但二舅宁肯自己从身上抠，也不揩集体一滴油。总务主任是专职，不用代课，可他主动要求常年代课。东大坚中学地处荒野，距离周边的村子比较远，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情况比较复杂。二舅常住学校，与学校雇的门房大爷一起巡逻看护，维护治安。一次上级部门例行检查学校财务账目，镇教育专干担心账目出入，心里不踏实，特地打招呼让学校中午在街上饭馆招待检查组。二舅为给学校省钱，也相信自己的账目没问题，让检查组与老师们一起，圪蹴在院子里吃了午饭。在县教育局召开的会议上，东大坚中学的财务管理，受到领导的表扬。
五
二舅对我说，要当个好人。我问他什么叫好人，他说，就是善良的人，帮人的人，让人的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在家人和乡亲们眼中，二舅就是这样一辈子做好事的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学校，他对人对事总是满腔热情，尽心尽责，常怀帮人之念，无存半点私心。看到村子里办红白喜事都要外请掌勺的大师傅，他潜心琢磨，无师自通学会了红白案的全套厨艺，对乡亲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还不收入家一分钱的谢礼。农村盖房子一般选冬季，一则农闲，二则少雨，而冬季又是豆腐坊的旺季，他常常把闹钟定在凌晨两三点，干完豆腐坊的活儿，再去盖房人家帮忙，一帮就是好几天。
1971年冬天，一位乡邻因为家庭矛盾跳井自杀。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死者的几个亲属赶到现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十分为难。二舅赶到井边，问明情况，脱掉上衣，沿着井壁的脚窝下了井。死者在井里泡了一夜，很难打捞，折腾许久才弄上来。人们只顾发落死者，二舅上井后湿淋淋地全身流水，一个人颤颤巍巍往家跑，衣服上结了一层薄冰，刚进家门就摔倒在地，当晚高烧不退，大病一场。事后，人们埋怨当事人家没有对二舅表达心意，甚至没说几句暖心的话。大家抱不平，二舅却很坦然，他说，大家都忙忙的，说句顺情话能咋！
二舅帮人，常常帮得很到位，帮得很彻底，帮得奋不顾身。在那个靠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年月，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贫。因为他去给别人帮忙干活儿，常常和自家的农活儿发生冲突。村子里有人不理解，背地里说“这娃傻”，外爷外婆有时也抱怨他“死心眼”，他总是淡淡地说：我以前答应过人家。家里穷，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节俭，但凡有人来告借，他总是倾其所有。对那些年老多病无钱买药的乡亲，他送药送钱，还对家人说：咱年轻，苦点就过去了，这些人可怜。
二舅善居乡里，乡誉极好，声望很高，几十年里，从来没有因为家长里短和鄉亲们红过脸。七十年代末，村子搞新规划，他和两邻家的界墙，都让邻居自己放线，自己定位。他对邻居的信任，颇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古风，使乡邻十分感动。
六
1989年春天，辛劳半生、帮人无数的二舅积劳成疾，病倒了。邻里乡党、学校同仁都感到吃惊和惋惜，纷纷前往探视，得知病情，无不扼腕叹息：天妒英才。舅妈放下一切事务，向单位请了长假，在西安市唐都医院精心陪护，办法想尽，终因病情加重，医生无力回天，二舅于当年6月28日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七岁。
二舅家是非农户口，在村子里没有责任田，要安葬死者必须购地。同队的肖保和尚正理两户人家，争相要求把二舅安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分文不取。他们不嫌墓地占用耕地，不嫌坟茔带来犁作上的不便，只为表达对二舅的崇敬之情。
与二舅心灵交流的年月，正是我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二舅的人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圣贤之道岂止在庙堂之上？在千百年的薪火相传中，以传统美德为精华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像血脉一样浸润着芸芸众生，滋养着华夏子孙。许多像二舅一样高尚的普通人，在平凡中践行着圣贤之道，他们用人性的光辉，影响着身边的人们，照亮后来者前行的路，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诗人臧克家怀念先贤时写下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二舅修和与其他先贤一样，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