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入重庆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接管，建立一个人民的新重庆。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其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就设在这里。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从广州仓皇逃到这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各地反动代表人物、国民党残兵败将、特务匪徒等共数万名陆续汇集于此，妄图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斗法。寄生在旧社会机体上的一切腐败现象，在这里应有尽有。
据我们获取的情报和地下党同志的介绍，重庆虽然人口只有120来万，但敌情社情之复杂确为全国之冠。蒋介石为了实现“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妄想，1949年8月和11月先后两次到重庆坐镇指挥。除在重庆市区和周围各县布防重兵外，还特设重庆警备司令部(后改为卫戍总司令部)，统辖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约1．8万人)、宪兵第二十四团(约1500人)、重庆警察局警察(约5200人)，共2．5万人左右。警备司令部公布“十杀令”，称凡“反抗政府，阻挠政令”、“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造谣惑众”、“聚众暴动”、“煽动罢工”、“鼓动学潮”、“泄露军机”等等，均处死刑。重庆警察局为加强警察的“战斗力量”，从国民党军杨森第二十军调来一批团级军官，换掉了不懂军事的警察分局局长，对各警察单位补充了武器弹药，组织警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同时，加紧社会控制，突击检查户口，逮捕革命人士，查封进步报纸。1949年9月2日，朝天门一居民户因用火不慎，引起大火。由于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平时不管市政建设和消防设备，火起后无力扑救，酿成巨灾，烧毁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座，死伤7000多人，受灾9600多户，灾民4万多人。警备司令刘雨卿、警察局长陈善周(军统特务)召开新闻发布会，嫁祸共产党，造谣“‘九二’火灾是共产党地下分子纵火”，并先后以“纵火犯”、“纵火嫌疑”等罪名，逮捕无辜群众146人，枪杀9人，内有一名13岁孤儿。接着，警备司令部宣布重庆“特别戒严”，实行宵禁。
解放前，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苦心经营的重点城市。特务组织机构林立，内政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国防部二厅等系统的特务组织多达43个，特务分子8000余人。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行将灭亡的时候，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各特务系统纷纷布置“应变”，制定了潜伏、游击、屠杀、爆破等阴谋计划。其要点为：(1)西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负责与台湾保密局总部联系，将台湾派人带来的潜伏电台、密码，负责具体落实到人；(2)派出一部分特务骨干到郊、县、山区，联络当地蒋军残匪，开展游击活动，与重庆的潜伏台、组互相呼应；(3)在重庆的潜伏人员要利用各种关系作掩护，伺机打入共产党内部，以便“长期潜伏”；(4)将关押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员一律枪杀：(5)对重庆的重要工矿、电厂、桥梁、仓库、广播电台，能炸的坚决炸掉。这些“应变”布置虽然有的已经实施，有些还来不及实施，但都加剧了我们接管的严峻形势。中统特务还制定了《第二线工作布置大纲》，安排了“二线潜伏”人员的活动办法。军统特务举办了所谓“全能训练班”，从台湾调来老牌特务李修凯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拟订《扩展游击工作纲领》、《建立游击根据地实施办法》，把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分别编成“坚忍”、“四一”、“森卫”、“志农”等部队，准备重庆解放时逃往山区组织游击顽抗；从台湾调来“技术总队”，阴谋在重庆解放时实施爆破计划，并专门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确定破坏目标达500多处；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计划，从9月开始即陆续把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中共党员、爱国将领和革命人士300余人，分批集中枪杀。
当我军向重庆逼近时，国民党特务于1949年11月27日晚，把囚禁在渣滓洞监狱尚未枪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最后浇上汽油将监狱焚毁，制造了震惊人寰的血腥惨案。接着，又组织实施爆破计划，由于我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英勇护厂，敌人的阴谋才未完全得逞：全市除5座兵工厂的部分厂房设备、2处电站和1座广播电台被炸毁外，其余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地下党同志介绍和我们初步了解，在我军进缄前夕，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长陈善周于11月29日带领亲信溃逃，全市三分之二的警察也跟随逃走，但有一部分警察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不愿继续为反动派卖命，留了下来，等待解放。消防大队540名员工全部未走，并保护了本单位的档案和房屋、设备。卫生大队438人也全部未走。这两个大队编造了人员、物资清册，刚一解放就送交市商会，转报人民政府，表示接受领导，愿意为人民服务。骡马店分驻所49名警察，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组织了“渝警解放大队”，自动保护自来水厂。第六警察分局全体140人，由分局长荣时章率领跟随陈善周出逃，走到小龙坎后借故脱离大队，又把110名警察悄悄带了回来。第十警察分局200人，跟随国民党第十区区长起义。重庆市警察局副督察长赵之梁等组织“前警察局人员调查登记处”，没有走的警察先后前去登记的有110余人。这些情况，对我们开展接管工作十分有利。
12月1日，我们进入重庆，心情十分激动。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彻底崩溃，重庆回到了人民手中，我十分高兴；但要去接管重庆这样一个敌情社情极其复杂的大城市，把军管会公安工作做好，又感到担子很重，责任重大。尽管如此，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迎着困难勇往直前。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正式开始接管重庆市。军管会确定接管重庆的方针是：自上而下地按系统对旧机构及其人员进行接收；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接管首先要求保持完整，避免破坏与损失；其次是将接收与管理结合起来，迅速恢复秩序。在市军管会公安部未接管旧警察系统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组织军队维持秩序，管理社会治安。
根据军管会的接管方针，我和军管会公安部的同志一道，对公安工作的复杂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接管形势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重庆是最后解放的大城市，敌特内部已呈空前混乱动摇状态，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不仅在一般敌伪组织内，而且在特务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必将减少，这为我们分化、争取、教育、使用敌军、政、警、宪、特人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党中央对城市公安接管工作规定了完整的政策，并有各种具体的指示，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我们就会不走弯路，少犯错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