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天，我背着小书包，跟在母亲身后，穿过村庄的马道，走进了我们村小学的大门。学校在村子北街的最西头。也许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不记得了。就是拉着我的手，我也是在她的屁股后边。走进老师的房间以后，我就到了母亲的前边。母亲把我交给了学校唯一的老师——我上小学了。
那唯一的老师姓韩，我们叫他韩老师。
我学的第一课是“日、月、水、火”。第二课是“山、石、田、土”。然后依次是“人、手、足”，“口、耳、目”；“丈、尺、寸”，“元、角、分”……均带有图画。
两年以后，在我的记忆里，课本的内容变了。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的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然后改“敬礼”了：“国旗，五星红旗，我们爱你，向你敬礼。”那时候我已经是三年级了。之所以记得这样的课文，是因为老师忙不过来，让我代他给一年级的同学上过语文课。这时候，韩老师换成了王老师，王老师依然是唯一的老师。再后来，老师就换成了我们村的一位中学毕业生，挣工分不拿工资的那种，叫“民办教师”，属于新生事物。
几位老师都很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好。每天早读的时候，同学们坐着小板凳，围成一圈，我拿着课本，挨个拍他们的头。没有哪个同学觉得这样不好，被“拍”得很顺从。如果漏掉一个，其他同学会停止朗读，嚷嚷着让我补上。当然。我会补上的。
我给王老师贴过一张“大字报”——不是标准的大字报，因为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的，我的那张“大字报”是用粉笔画的，画在老师的门上：一个笔画拙劣的大人里边套了一个小人，大人是王老师，小人是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我有些讨厌他。意思很明确，王老师包庇坏学生，应该批判。我还在王老师的自行车上动过心思——我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解开他缠护自行车的画报，看看里边有没有毛主席像。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用那个时候流行的方式揭发王老师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很忐忑，很不安，因为王老师那么喜欢我，但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因为那时全中国的人都在造反，都在写大字报，都在批判老师，批判各种权威。在小学校里。王老师就是权威，而且是唯一的。许多年以后，每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感到后怕，后怕到战栗——“恶”是可以学习的，人心向“恶”倾斜要比向“善”容易得多。
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和全中国的人一起，学会了向一个人感恩。
我在同一时间拥有了两本连环画书，是我姑父去县城替我家卖菜以后，用卖菜的钱给我买的。一本是《平原游击队》，另一本是《十八亩地》。我喜欢双枪李向阳的潇洒和勇敢，至今还记得小豆子被日本鬼子打死后，小手里捏着的那颗子弹。我知道了，日本鬼子是全世界最坏的人。《十八亩地》讲的是地主剥削贫雇农的血泪故事。这样的连环画书和我学习的课文一起，使我知道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剥削和压迫人的人，另一种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剥削和压迫人的人跟日本鬼子一样坏。我很庆幸，我们家是贫农，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是光荣的。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人的分类，可以有许多许多的分类法，比如人也可以分为：人民、公民、臣民……
每到农忙时节，我和我的同学拿着红缨枪，站在村口，让收工回来的村民——那时候叫“社员”，即“人民公社社员”——给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不背不让过去。那时候，我已经熟读了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红色塑料皮包装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它的第一页有两段毛主席的语录，第一段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段是“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这一段比较长.要转到第二页。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篇课文是《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年四旺是一位革命军人，他经常和他思想里闪过的私心杂念作斗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向他学习。这篇课文留给我的印象不亚于我最害怕的一种动物——蛇。我一直怀疑，我至今没有安全感，就与这篇课文有关。我心里闪过的任何念头。都有可能被人看见，被人发现，被人误解，一直误解到犯罪，而犯罪是会和警察、监狱发生关系的。
我喜欢看课外书籍。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不看连环画了——我有一个存放连环画的小匣子，我把小匣子里边的连环画都送给了同学——我开始读长篇小说。我几乎读遍了附近几个村庄能搜寻到的所有小说。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喜欢看的那些小说，大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货色。我和真正的好书相遇，并且能知道它们是好书，要在七八年以后。
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的阅读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小学到初中的阅读～课本+连环画+不入流的小说。这就是我在最初的心智塑造阶段所能吃到的精神食粮，它们参与了我最初的生命塑造，并对我产生了一生都拂之不去的影响。后来，我阅读了“文革”之前的初高中语文课本。前年，又因为写作《少年张冲六章》的需要，我阅读了现在通行的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这样的阅读使我知道了，一代人在他们生命塑造的最初阶段，会和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相遇，似乎是一种宿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供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是可以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
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一共七年时间，比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少了两年——可以了，我像弹拨弹球一样，从这七年里，弹拨出了一串“弹球”.大体可以反射出我那一段生命塑造的光和色；也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串葡萄，品咂出些许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