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 晴
佛经上说，万事皆有“缘”。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都少不了一个“缘”字。我这个人活了四十多岁，却只有一样爱好，那就是喜欢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读书。也就是说，我和书、书店有了“缘”。
1973年，我十岁。由于过整生日，受到了父母和亲戚的生日礼物——红包。数一数，竟有5元钱，这在当时可谓一份不小的零花钱。衣食皆由父母考虑，不需我来操心，在当时零花钱真没处可花。一天，一位同学从书包中掏出一本崭新的连环画，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一见，也让他借给我看。他不肯，说这是他爸爸买给他的，嘱咐不准借给人。他说你要看，你自己不会到新华书店里去买，那里有好多好看的“画画书”（我们当时对连环画的称呼）。我由于有了5元钱零花钱，并问他新华书店在哪里，让他带我去。
放学后，他带着我来到了昔日人民路上老影剧院斜对面的一家新华书店。那家书店只有二十多个平方，一间店面，陈列的书并不多，连环画是放在玻璃柜台里的，摊了也不过十几种，但在当时，我们就像进入了书的殿堂，看看这本也想买，看看那本也想买。打仗的书是我们的首选，我和同学反复挑拣，最后买了两本连环画，一本是彩色的《红色娘子军》，一本是《鸡毛信》。两本书花去了一角几分钱，我们十分满意。
回到家后，我将这两本书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多少遍，故事都能讲出来了。于是，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新华书店买回了几本连环画：《李大胆》《战斗在岗河边》《英雄小八路》《小马馆和大皮靴叔叔》。我当时由于年龄太小，对于书的内容和画的技法并不懂，只是喜欢看打仗的，凡是打仗的书都是我的首选。就这样，一直到197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我总共购买了100多本连环画，其中80%都是与打仗有关。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个年代还是“四人帮”统治时期，文学作品不是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反映革命战争，连环画的内容也无一例外。走资派我们不懂，对这种连环画也不感兴趣，各式各样打仗的、抓特务的书，才是我们兴味所在。画画书啊，你给予了我们一个怎样快乐的童年。
1978年，“四人帮”粉碎两年后，我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个时候，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被重新恢复出版。当时，我已是初二学生，开始爱好文学。于是，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成人读物，《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等，都是我那时买的、爱读的。尤其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的坎坷命运曾经打动了我一颗年青的心，我为这本书痴迷欲醉，不知看了多少遍。
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进了工厂，每月有了24元工资。除了一半用于买衣服、朋友交际，其它的钱我全用来买书。当时，我们东台城里共有三家新华书店，一家是大会堂隔壁的，一家是我小时常去的影剧院斜对面的，一家是新东东路上的（这是一家新起的，也是我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如今其它两家已不复存在了，而这家书店发展迅猛，成了上千平米的“东台书城”）。每到星期天，我自行车一骑，把三家书店逛个遍。由于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鉴赏水平的提高，我的购书内容和过去相比又有了提高。过去曾经感动我的连环画《青春之歌》之类书，我已不再问津，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鲁迅全集》《茅盾文集》《老舍文集》和巴金的《家春秋》《寒夜》，以及外国的名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人的书成了我的爱读之物。每天下班后，我没有其他事，就是关在家里读书，这些书尤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人生的航程。
结婚后，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把大把地花钱买书了，但我每个月仍然要到新华书店去挑选几本书买回来。买书的习惯由过去的泛买，变成了精挑。几本书拿在手里掂一掂，看谁最有价值，谁的版本最好，谁的价格最便宜。但是，碰到我喜爱的作家之书，不管内容如何，我都要全部买回。比如说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90年代重新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但因为这些人以前是被批判过的，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出过他们完整的文集或全集。为了多多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不惜买了百花文艺、湖南文艺、花城出版社、中国文联、广西人民、陕西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这些人的散文选集，其中有不少文章被重复选入，但为了那些未被选入的文章，我还是将这些书买了回来。
读书，丰富了我的人生；买书，是我无悔的追求。二十多年来，我从读书中不断吸取营养，迄今已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上千篇文章，不少文章还获了奖，一些文章还被收入书中出版。特别是我写的一篇读书文章，荣获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作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2006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三等奖。当我回顾人生历程时，我是多么感谢这些年来的读书岁月啊！
如今，我购买的书籍已超过一千多册，它们一本本整齐地排列在我的书橱里。每天下班后，我沏上一杯浓茶，坐在灯下诵读，心的风帆便飘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