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4日上午,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在部众的协同下赴位于重庆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正式视事,担任该校校长。至翌年夏天辞职,蒋介石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除军事和党务院校之外的大学校长(非名誉职衔)。
蒋介石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当时的学界和政界算得上是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而在后世的掌故学者来看,蒋氏当中央大学校长这段历史倒是有许多“轶事”颇值得追踪挖掘。不过除了校长任期内的逸事之外,蒋介石之所以任中大校长及其任期中的实际作为,内中蕴含了不少复杂的“隐情”,或许可以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让我们首先将目光返转到国民革命的岁月之中。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兵锋直捣南京。国民党进入南京后,查封并改组了被所谓“东南学阀”占据的国立东南大学。同年6月,经过革命的东南大学和江苏省境内的其他八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在经历一段风波之后,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伴随南京国民政府之始终(包括重庆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给予这所大学以最大的重视和扶持。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局对中国极为不利,到九月间已可明显感到上海和南京将旦夕不保。9月底,中央大学开始西迁重庆,用42天的时间在沙坪坝建筑完毕简易校舍。与其他学校相比,中央大学及时完整地将学校迁往重庆,图书和仪器设备基本得以保存,连农学院农场的良种牲畜也经过了一年的“游牧”迁徙至沙坪坝。中大西迁一步到位,且保持完整,可以说是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
中央大学成功西迁,在战时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一丝血脉,校长罗家伦居功至伟。身为五四学生领袖,又在北伐期间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罗家伦从1932年起开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大学校长。比起先前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不愉快经历,罗家伦在中大大显身手,稳定并发展了学校的教育事业。但这位“铁帽子”校长虽成功将学校迁往大后方,但也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的窘迫情势,于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
继罗家伦而出的是顾孟余。顾氏长期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最为重要的成员,1938年底汪精卫及其亲信离渝赴港,顾孟余未随汪等前往河内从事“和平运动”,而是选择返回重庆,与汪脱离政治关系。顾孟余虽长期在国民党内反蒋,但汪精卫叛逃重庆政府后,他便成为蒋介石极力争取的对象。1940年11月8日,蒋介石的重要幕僚王世杰拜访顾孟余,向其转达了蒋氏希望他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之职的意思。但顾孟余“不愿就”,他对王世杰明言,他到重庆,“系对汪表示反对,但其精力实不能任繁剧”。在罗家伦多次递辞呈后,蒋介石又想到了顾孟余。
在经过一些反复后,顾孟余终于答应接长中央大学,1941年8月8日正式到校视事。比起前任罗家伦的乾纲独断,顾孟余在校长任期内常处于半隐居状态,但在学校师生中却有很好的口碑。在此时史学系教授郭廷以的印象中,顾孟余校长是“在党、政、学各界是老资格了,他连教育部也不敷衍,风度之佳不可及,他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而且,顾孟余虽在国民党内处于边缘,但仍拥有很高的政治资历。在出长中央大学期间,顾孟余这种固有的政界痕迹并没有使师生们产生太多的不满和轻视;相反,顾在国民党内象征性的崇高地位(尽管在很大成分上是悬虚的)在旁人的心目中恰能和中央大学所应有的政治地位相匹配。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半时间之后,顾孟余便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关于顾孟余缘何辞职时人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说和顾在离开汪精卫后渐趋低沉的政治性格有关,同时与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也不无关联。
顾孟余辞职的消息在报端和坊间传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大学生们并不希望顾校长就这样离开他们,校园内出现了动荡。1942年11月12日,中大学生曾发动挽留运动,最后因为顾孟余打消辞意,运动未再继续。1943年2月初,顾孟余辞职的消息再次传出,学生于9日晚再次发动挽留运动。12日,学生自治会拟就上顾校长的呈文,由学生签名挽顾。从13日至16日,中大学生分赴教育部、行政院和歌乐山的顾宅请愿挽留。18日,报纸上有消息传出顾孟余辞职获准,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挽顾运动才告一段落。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身份继任中央大学校长,多少使国民党内人士和中大师生都感到意外。据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回忆,蒋介石是主动提出要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而且当时陈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而且还颇不情愿:
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那时经国弟也在陪他父亲吃饭。饭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有校友回忆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到沙坪坝后,“全校师生,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出人意表的事”。当时全校师生是否都“欣喜若狂”,还有待进一步确证,但大家听闻这一消息后大都感到“出人意表”应属实情。
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来后,挽留顾孟余已成泡影,但中大的校园并未因此完全平复,学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一些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热烈欢迎”蒋介石的同时,即意识到“今后必采教育长制”。由于蒋介石在各军校担任校长,一般均设教育长主持学校的日常事务,所以料想他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亦必采此制。随后新教育长的人选便成为校园内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时有消息刚传出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教育长,这便引发了中大学生的抗议活动。知道又传来吴南轩为英士大学校长的消息后,学校秩序才完全恢复。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与CC系接近,在中大师生中的名声不佳。从学生对于“传闻吴南轩即将出任教育长”而作出的激烈反应也能印证这一点。吴南轩曾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但还不到两个月,就因为过于“党化”而被清华师生联合逐出校门。如果他贸然来到中央大学,从学生此时激越的情绪来看,恐怕会重蹈覆辙。最后,教育部确定由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
1943年3月4日上午,蒋介石偕新任教育长朱经农同赴沙坪坝中央大学视事,在校长室约集学校三长、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等50余人谈话。3月7日,蒋介石又赴中央大学对全体同学“训话”,“事前各教职员学生三千余人集合于大礼堂恭候校长之莅临”,训话内容还是“指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的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等内容。训话时间约一个多小时,“全体肃立倾听”。
从蒋介石视教育学术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并对中央大学的教育直接应用于国家建设和学生毕业后能成为合格的党国干部充满了期望。这也是蒋介石以国家“最高领袖”出任“最高学府”校长后所谋求的中央大学与党国连接的最佳方式。但蒋介石的“训话”并没有带给师生们太多好感。尤其令教授们难以忍受的是,他们在聆听讲话时都站着,敬礼,蒋介石还请教授们一个个报自己的名,大家都以为是点名训话。且学生们对蒋介石的“训话”内容和方式更不感兴趣,后来干脆一走了之,纷纷“旷会”。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亲自主持中央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后,蒋介石拟亲自点毕业生名,“始发现毕业生到场者不足半数,不禁大怒,拂袖而去”。
如果说新校长给中央大学带来什么新变化,或许主要还是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中央大学自1943~1944年上学期起实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离职后才撤离。蒋介石在中大施行学生军训和军事化管理,一方面是出于抗战时期调动学生战争精神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将军队和军校的管理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央大学的教育理念。但中央大学的军事训练不尽如人意,1944年7月19日,蒋介石手谕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立中央大学军事训练总教官及教官等,对于该校学生军训毫无改进,自下学期起,各大学军事训练似均可停办。”
蒋介石长校期间,也经常到校“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去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各处,并在食堂与各教职员工共同进餐。在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此后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厕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
此外,蒋介石还十分注意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令中大的军训教官纠正这一现象:“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因仪容不整而开除大学生,足看出蒋介石对此问题的关切程度。对于学校清洁卫生和学生仪表衣着的特别关注,一方面与蒋介石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礼义廉耻”观有极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也有蒋介石将中大的“形象”和“尊严”视为国家和中央政府象征的考量。但蒋介石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似乎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校长对于学校的实际事务并没有太多的控制。
作为校长,蒋介石对中大的管理一般来说只是象征性的,同时他对学校具体事务的掌握在很多时候是出于他偶尔视察后的直观感受,目光常聚焦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在一般情况下,中大的校政全部委之于教育长朱经农。然而朱经农在中央大学并未显示出在领袖托付治校权力后所应有的强势;相反,在学校日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朱经农并没能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且还常常受制于人。由于朱经农在高等教育界的根基并不深,且他的教育背景和仕途履历也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系没有丝毫渊源。因此在中央大学校内,“执行校长”朱经农在声望和权势上的不足使其无法顺利行使职权。当时在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校长坐轿四人抬(即教务、总务、训导三长和教育长)”,教育长是“听由前面三人要怎样走,就怎样走,最没有主意”。
而此时,真正掌握了中央大学内行政权力的又是哪些人呢?从历史上看,中央大学内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的教师群体:一是由中大前身南高、东大毕业或长期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校友派),另一个则是毕业或曾执教于清华学校(大学)的教师形成的“清华派”。罗家伦的辞职即与其并非本校出身,又重用清华出身的教授有关。蒋介石兼任校长后不久,在罗家伦和顾孟余时期长期担任教务长的童冠贤(原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的党务干部,后任中大教授,亦非“南高东大派”)被替换,由南京高师出身的胡焕庸接任,总务长也由南高系统的江良规出任。中大校内人事的巨大变动与蒋介石的个人好恶有很深的关联。一方面,蒋介石对原教务长童冠贤极为不满,认为童等人在中大“作梗”,“以书生学者必欲把持学校为怪”。另一方面,经蒋介石的同意,朱经农大力执行“校友派路线”,开始延揽中央大学(南京高师、东大)的毕业生返校任教,达到“校友治校”的目的。如胡焕庸奉蒋介石的手谕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江良规也在此时由浙江大学返回母校中央大学,担任柏溪校区主任,后又兼任总务长。朱经农在校内无权,不仅在师生的眼中如是,而且也受到了中统方面的注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这样一份情报:“中央大学教务长胡焕庸自任职以来以巩固个人地位,任用东大同学,藉故排挤非东大系之教授,前任教育长朱经农任其操持。”
到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了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中央大学校长。陈立回忆说,蒋介石“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从蒋介石兼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的成绩来看,的确乏善可陈,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与其设想相差甚远。比起前任,蒋介石代表的“中央”在中大校园内实际的“在场”政治效能并没有得到多少强化,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弱化的趋向。蒋介石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并未对中央大学的发展史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这种由“最高领袖”兼长“最高学府”的模式也仅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