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对待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代诸暨历史人物方志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先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解放后又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还了方志超同志一个公道的评价。
[关键词]方志超 ；诸暨名人； 评价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诸暨由于人文、地理等原因，出现了不少曾跻身于历史变革舞台的人物。现在，许多人已经作古。他们中间，有的已盖棺论定，有的盖棺尚未论定，也有的虽有论而不公不当。因此，如何评价现代诸暨历史上的人物，仍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商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着的。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我想，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就应该注意这样几点：一是看一个人，应该看他一生的变化发展，看他在重大关头的表现，尤其要看一个人的晚节。不可以偏概全，或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二是在谈到一个人的某一段经历时，不论是褒是贬，都应该实事求是，证据确凿，恰如其分。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依据并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决不能以个人的感情或恩怨作为出发点。
对于方志超，也应当按照这些原则，来为他作出公正的论定。方志超在1952年四十六岁时去新疆，他在新疆度过的后半生，在诸暨鲜为人知。即便是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大众夜报》倡导局部和平的情况，诸暨人民了解的也不多。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社长孙殿伟先生曾撰写《方志超》一文（刊载于《诸暨史志》1986年第3期），其目的就是想为诸暨人民对方志超有个全面了解提供一些事实。
1949年年初，方志超鼓吹上海局部和平，拒绝去台湾，这在当时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确实已经遭到了这场风险，接受了一次死的严峻考验。上海解放不久，他从狱中出来，立即与邵力子等共五十三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宣言。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有较大政治影响的行动。白崇禧的秘书黄启汉先生是该宣言的参加者之一，解放后他一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广西区委主任委员。他曾这样说过，他们的宣言发表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立即发出对他们五十三人的通缉令。1982年，黄启汉赴美访问，回国时所乘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临时决定在台北机场降落。飞机在台北机场停留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内，黄启汉紧张不安，如坐针毡。因为如果台湾当局获悉黄启汉在机上，就会根据上述通缉令将他逮捕归案。一纸宣言，三十多年之后还如此扣人心弦，当年方志超在这宣言上的签名，不能不说是他与国民党决裂的果敢行动。
一个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不顾身家性命，不计个人利害，选择了投靠革命、追求进步的道路，而且从此之后，一直服从党的领导，在离乡万里的塞外边疆，接受改造，勤勤恳恳地做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难道这还不值得肯定、值得欢迎吗？说这是爱国的、进步的实际表现，并不为过。
历史上，方志超在嵊县六年，毕竟当的是抗日县长。方志超原在杭州教书，抗战初起，他应李士豪（2）之约回到诸暨，与诸暨县长邓忍一起创办抗日自卫队，任副主任。经邓忍介绍认识了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建绪。刘建绪对他的抗日主张甚为赏识，于是将他介绍给浙江省主席黄绍，委任为嵊县县长。方志超到任后的第三年（1940年），嵊县县城沦陷，方志超辗转于县内的山乡僻壤，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工作。有一次他在途中遭汉奸部队袭击，身边的一名卫士被打死，方志超侥幸逃脱。
方志超在1944年从嵊县卸任后，只身赴重庆谋职。他的妻子带领四个小孩回诸暨斯宅住，家里只有一名多年相随的女佣。方志超的妻子一向都是自己操持家务，在斯宅还一年养一头猪以解决全家半年的肉食。抗战胜利后，方志超任上海市警察局总务处长、行政处长，如果要发“接收财”的话，倒的确是很容易的。当时上海市警察局举办妓院登记，不少妓院老板上门求情，曾有人带了十根金条来央求方志超的妻子说情。方志超早就一再地嘱咐妻子，凡是来送礼求情的，一概不收。上海方志超的家里，陈设很简单，家具很普通，连像样的收音机都没有一台，还是解放之后他才买了一台新的收音机。1952年迁去新疆时，这台收音机算是他家的一件珍贵物品，因为怕在途中震坏，夫妻俩在汽车上轮流抱着这台收音机，一直带到新疆。
方志超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依靠自学成才。他在解放前虽然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县长、立法委员，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初期，许多国民党人员从重庆飞到上海大发横财之际，方志超被任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总务处长、行政处长，这些都是肥缺，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书生从政的清廉本色。他一生不治什么产业，毕生都靠自己的工资、稿费维持全家生活，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从不涉足声色货利场所，不饮酒也不吸烟。他的三个女儿清早去上学，家里规定只许吃泡饭剩菜，连买烧饼油条的钱都不给。凡是与方家有过交往的人，对于他的生活之简朴，为人之清廉，恐怕都是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在旧政府的官吏中，是十分难得的。当然，他的一生中，也有过缺陷或不足之处，但是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旧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他的后半生，甘冒生命危险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表现了一个爱国的、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诸暨档案馆资料：诸暨名人档案，全宗号：138，目录号：210。
[2]《诸暨当代名人小传》，诸暨县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出版年月不详。
[3]《绍兴名人名胜录》，绍兴市文化局、绍兴市文物管理处合编，1985年9月出版。
[4]《新中国名人录》，京声、溪泉编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5]《历代名人话诸暨》，许林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注释：
（1）方志超，浙江诸暨人，出生年月不详，卒于1966年。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浙江嵊县县长，上海《大众夜报》社社长。抗战胜利初期，担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总务处长、行政处长。上海解放后，曾与邵力子等共五十三位原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1957年被被错划为“极右分子”。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政治名誉。
（2）李士豪 （1900年-1972年），浙江诸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曾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水产管理局副局长，浙江省农林厅厅长。
作者简介：王文圣（1970-），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农林大学讲师，目前主要从事现代诸暨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