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精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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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9 09: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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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与爱人游泳归来的徐芒耀热情地给我们泡着咖啡,打眼看去,他的画室里,咖啡机、各色咖啡、调料、工具一应俱全。他爱人介绍道:“徐老师这里,他们谁来了都是,咖啡、蛋糕”。爱喝咖啡的“洋”习惯,徐芒耀从留学巴黎归来一直保留到现在,“留学的时候和巴黎美院的同学常去喝。法国人喜欢喝咖啡,坐在咖啡馆不管多少时间,就坐在那里想啊,慢慢画稿子啊,包括作家在那里写东西。像萨特,我每次从圣·日尔曼·代·帕莱地铁站里出来都要经过贴着一张他大照片的通道口,他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就是在离巴黎美院很近的一家叫马布里的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退休黄金期

如今退休的徐芒耀每周有五天与太太一起游泳健身,雷打不动,游完泳进入画室再画三四个小时。一进画室,最显眼处是一张女士优雅的肖像作品,脸部细节已经非常丰富了,背景还依稀可以看见素描的底,徐芒耀说,这是他女儿的肖像,女儿也和他一样去巴黎留过学,还带了一位洋女婿回来,混血的小外孙女也成了徐芒耀笔下的模特。徐芒耀对小外孙女的描绘更类似于一种艺术家眼中孩童成长状态的记录,他将这种记录也放在了议事日程上,“在进行主要创作期间我还要画画我的外孙女,她现在长到1米35了,更像西方人了。生出来还像中国孩子,七个月我给她画过一张素描,那时的她长得完全是一个端正的中国孩子的脸蛋,就是鼻子有点尖,现在变了,变得像欧洲孩子了。”

徐芒耀正在进行一组三件作品的创作,作品延续了他有点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特点,甚至还带一点“具像表现主义”的味道,但手法还是非常写实。这组作品是为2014年中国写实画派10周年画展所作,“年初六我就和郭润文去武汉找冷军一起画画。”想象着中国写实画派三位重量级人物聚在一起画画的场景,不由得开始期待他们10周年展上的大作。

对于艺术家创作的黄金期,徐芒耀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我现在就不必搞的很紧张了。退休后要比上班的时候状态好,我想从退休到老了走不出家门了,这段时间最好。想搞什么东西,没有约束。学校里还想请我回去上课,我谢绝了。”说起退休后的创作生活,徐芒耀颇为兴奋,“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应该说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好。画的东西更深入,更讲究,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讲究。”毕竟此前身为院长,教授,耽于教学、行政这些琐事,常会干扰他创作的思路,“我再这样下去,这一辈子的时间都没有了。”由此,他才决定退休,开始“自由”的创作。

芒耀大道

此前我们采访的多位艺术家都曾提到一个地名——“芒耀大道”。可见此道之深入人心,那这条道在哪里?这个昵称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今天当事人坐在我们面前,终于有幸得到一手资料。“当时我住在宿舍楼里,要经过一条路到教室去,我和胡振宇老师画室在图书馆的楼上,也要经过这条路,这个地方会碰到一些人。”当时徐芒耀刚从法国回来,那时留学学艺术的人相当少,而且徐芒耀也比较愿意和学生交流,经常有人会在这条路上碰到他,和他讨论各种问题。有位版画系的老师经过几次,都看到徐芒耀在侃侃而谈,就打趣地给这条路取名为“芒耀大道”。徐芒耀笑说,“最精彩的还不是这个,有一次位湖北的艺术评论家叫彭德,他有次来杭州为常青的画册写序,正好碰见我,就希望采访我。他也听说过芒耀大道,我跟他讲了后,也提供了一些我在巴黎北郊的生活照片给他用于杂志。过了一段时间杂志登出来了,一看我就笑了,他大概理解错了,把南山路说成是‘芒耀大道’。越搞越大了。本来在校园里边,雕塑系前面这条路叫‘芒耀大道’,后来南山路也被人误称为‘芒耀大道’了。”

完美主义者

徐芒耀的作品有一种中国艺术家中少见的严谨,这与他的人生信条分不开:“艺术就和穿衣服一样,有人穿花格子裤子,但不会觉得适合于我,要找自己适合的路,写实是属于我的路。一个人到世界上来,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好,少数人才能做的很精,我想如果我这辈子能努力把写实绘画做得有水平,就觉得这辈子活得很有竟义,这辈子过得挺实在。陈景润数学家,他苹果都不会削,似乎生活不能自理,只会计算,这很正常,他已经是天才了,你想全才?没有的!”

他对作品的形有一种近乎严苛的追求,他能一眼看出在创作中过分依赖照片或投影的作品。“照片要会用,用的不好就有问题。‘文革’中毛主席有一张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侧身照,挥手的内侧右手臂特别小,好像不是他的手臂,和外侧的左手臂比,大小相差很大,是照片别人不怀疑,但若是画人家就会觉得画家造型能力有问题。”对于现在有许多画,画面已经和照片无二的情况,徐芒耀与我们此前采访的胡振宇观点相似,“我们的画很可能会像照片,但是当人们走近画看,要有绘画感,不要走近画的时候还是照片,那照张照片就行了嘛。有的人还怀疑是打印的,没必要这么画。”

他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已经印刷成画册了,他看了不满意还会不停地修改。他指着2013年的作品《夏日》告诉我们,画中女人拿手机的手的食指他因为觉得长度不对,经参展,作品运回工作室后还作了修改。《新四军——车桥之役》里面的人物,调整就更多了,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正稿创作,画面上的人从跑步的改成了走路的,从举枪的改成放下枪的,从倒下的改为半坐的,除了这些大的改动,小的改动数不胜数;就连画法国亲家的习作,他也刮了画,画了刮,力求准确地表现对象。“我看出问题是一定要改的,不改掉心里难受,睡都睡不好,今天晚了,明天一来第一件事是改画。我爱人说过我一句话,我发现你这个人要求完美,我觉得她说得很对,要求完美的时候实质上是在寻找问题,问题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也就趋向完美了,完美与问题是对立的,哪个地方都好,就是完美了。“

他力求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在众面前,“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一幅画如果没画好我是不拿出来的。放在那里,当我认为画好了才会拿出来。这样我拿出来还能代表我当时的水平。我现在怕我水平掉下来,掉下来我就不画了。”

他认为只有自省才能进步,“你不要糊涂,自以为画的好,我始终寻找画面上的问题,有了问题调整它,我一直持这种心态。一直找不足之处,才有进步,自我感觉很好你就退步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不是一直重复机械地画同样的东西,你总会有问题出现。”

19世纪欧洲学院派

徐芒耀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跟着姨夫临摹连续环画、画素描;附中开始接受正统的美术教育;“文革”期间在武汉的11年工作中也一直接触着油画;考上了中国美院油画系全山石老师的研究生,在专业上有一个质的进步,成为“文革”后首批指派到欧洲的艺术留学生……而真正对于他画风的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去法国留学的一段经历。

听说要去法国时,徐芒耀已经是近40岁的美院讲师了,经过痛苦的四个多月的法文学习,他就带着国家的任务飞向巴黎了。这项任务就是当时文化部顾问江丰先生下达的——临摹欧洲油画大师的作品。他花费了一年时间,泡在卢浮宫里,临摹了十几张画,徐芒耀还向我们描述了整个临摹的过程,“在卢浮宫的复制办公室里面去申请,申请完就给你编好号,绘你张临摹证,贴上照片,这张卡有时间限制,因为他们考虑后面会有人‘排队’。当你进卢浮宫的时候一出示临摹证就可进入。”

虽然经常去卢浮宫,但实际上,徐芒耀对巴黎的另一座美术馆更感兴趣,“我觉得奥赛美术馆的画要胜过前几个世纪的画。他们从技术上要好很多。”他尤其喜爱19世纪欧洲学院派的作品,甚至将其作为自身努力的标杆,而学院派在历史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徐芒耀也为其打抱不平,“尽管今天法国人依旧反对学院派,但他们也没法否定学院派的绘画技术是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这也是他们批评学院派的一个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太完美了,艺术不能太完美。这个观点很荒唐,这是一面之辞,我不同意。我觉得19世纪是一个我们画画的人非常敬仰的时代,是巅峰时代,今天我们很难去超越的水准。当然我是想尽量接近它的水平,我甚至也想有所超越,这种想法,就是我要努力的动力。”

早在学画的早期,徐芒耀就非常重视造型、素描,由此也对色彩有所控制,怕过于感性的色彩会影响素描造型。“我学院派想的正好一样,所以后来到法国一看,完全和我想法吻合,我看他们的画,心里很清晰,我想,我如果能早点去巴黎,或者这些画早点到中国来该多好。”

说到19世纪之前的画家,徐芒耀最欣赏两个人,一个是委拉兹贵兹,一个是安东尼·凡·戴克。“但是19世纪学院派的少数顶尖画家不比委拉斯贵兹逊色。委拉斯贵兹的《耶稣受难图》,2012年夏天,我又去马德里看了。看后就觉得19世纪法国学院派画家叫雷翁·邦讷。他是里昂美术学院的院长,他也画了一幅同样题材的油画。目前在巴黎小皇宫陈列,这幅画好得没法挑剔了。19世纪学院派顶级画家,雷翁·邦讷,让·比斯特·高蒙,他的巨画《该隐》使人震惊,画的是沙漠上一群行走的人,二十多年来一直陈列在奥赛美术馆,从造型、解剖,都无可挑剔。你说鲁本斯怎么能画得过他呢,委拉斯贵兹的能力,依我之见,也及不过他。”

徐芒耀已经不再有一种对大师盲目崇拜的心理了,提到17世纪荷兰国家级画家伦勃朗,他讲起了一件趣事:“我到英国国家博物馆去,当时从法国出发,漂洋过海,安全检查什么的,到的时候是清晨,已经非常睏了。当我看到一张伦勃朗的画,马上清醒了,那张画人大马小,前腿直挺往前,后限直挺往后,木头一样,伦勃朗的画可以差成这样,让我大跌眼镜,我非常吃惊,竟把睏顿的我吓醒过来,从此以后见伦勃朗的画我就挑他的问题,他的不少画给我挑出问题来。从那时候我就不很迷信大师了。大师作品并非是件件都好,伦勃朗年轻的时候画得好,年老潦倒没钱时,画自己,也画得很好,这两个时期最好,中间也有些好画。”

同样是19世纪,印象派的境遇则完全与学院派相反。在学院派占据巴黎艺术沙龙统治地位的时候,印象派被学院派老师们否定与批评,其实也很正常。后来学院派又被现代派打压为“矫饰艺术”、“过于完美艺术”。印象派虽然被学院派否定,但学院派后期却也借鉴印象派的用光、用色。徐芒耀对于这两个派别的争端是这样看的,“19世纪学院派艺术家注意运用外光,用以充实画面的颜色,成为色彩与素描结合得最完美的时代。而印象派抛弃素描,印象派颜色颜色再颜色,光现光,空气空气再空气,到后来形都没有了,你看西斯莱、莫奈画的人形都没有了,学院里始终以研究人为目标。人是社会的主角嘛。你想那时候沙龙全是梅索涅,雷翁·邦讷这些人,他看印象派人画得那么差,风景也画得那么小,他们觉得丢法国画家的脸,这样就把他们拉掉了。所以我觉得要进入这个时代里面,你才会理解。刚出一个新的东西,人们也不太理解,在那个时代人物画不好,被打压是很正常的事。”

21世纪以后徐芒耀几乎每年都会去法国,但与一般的游客不同,他总是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博物馆,美术馆里。有时在一幅画前,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他还将画拍回来,继续研究琢磨,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画家年纪大了,体力不好,可以不要画得太立体,可以颜色画得简单一点,但是一定要形很到位,很准,这是体现一个画家的造型能力,是绘画的根本。”

中国美院的范景中、曹意强教授曾表示,中国油画家中间,徐芒耀是画得最洋气的。“我为什么喜欢画外国人,我是在和西方博物馆里的一些绘画作比较,比较中容易找到自己的问题。”但徐芒耀也并非一味学习19纪世学院派绘画,在想法上他还是十分注重创新。“我是学19纪世绘画的技术,21世纪的人,思考和想法与前人是不一样的。画家不能只知道画,画面上没有现代人想看到的东西,会显得矫饰,陈腐,我是这么想的。”

师缘

有句话叫“无处不相逢”,徐芒耀与他的研究生导师全山石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和全老师有缘分。”作为一位优秀的留苏油画家和学院老师,徐芒耀早在附中的时候就知道全山石了。那时住在学校单身宿舍的全山石经常会从附中楼经过。“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雨,全老师拿个热水瓶,穿着皮靴,他穿过附中学生宿舍楼,经过我们房门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刚好在聊天,看到他,我们所有的人说话都停下来了,全老师看着我,笑了笑,问我,饭吃好了?我回答,全老师我吃好了。他走掉了,同学问,你认得全老师啊?我说我当然认得他,我不知道他会认得我。过了一两个月又是下雨,又是同样的情景,他又问我,你饭吃好了?两次,我想全老师可能认识我这个脸,知道我是附中的学生,对我这样一个人有印象。”这就是全山石与徐芒耀师生间最初的两次照面。

附中毕业,徐芒耀就碰上“文革”分配到武汉工作去了。这一去11年,也没有想过会有再深造的机会,更不曾想还会碰到那位不经意问侯他吃饭的师长。然而事情就是么巧,正好在徐芒耀回上海探亲期间,一位朋友说起全山石先生在文汇报搞创的事情。于是徐芒耀就大胆地拨通了文汇报的电话,电话转到创作室,又转到全山石老师手里。“他说,你是哪一位?我说,我是附中的学生徐芒耀。他有点愣住,我说您看见我也许您知道。我在上海,我知道您也在上海,我有一些画拍成照片,放大了,我很想请您指点指点。”徐芒耀就拿着作品的照片去找全山石了。全山石打开门一看,“啊,你这个脸我记得!”

七年后,徐芒耀顺利地考上了油画系全山石的研究生。

在徐芒耀的眼中,他是一位要求严格的老师。研究生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徐芒耀习作的色彩总是不能令全山石满意。“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偶然碰到全老师,我一直蛮苦闷的,我问全老师,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全老师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就两个问题,一就是说,你看颜色,看出来了,表达不出来;第二,你没看出来,当然也表达不出来。第一种情况你还可以救,第二种情况就没救了。那就不应该学油画。这一下子我犹如五雷轰顶一样,如果我是第二种话的,我就应该退学了啦。”徐芒耀对于这个假设非常担心,一直努力想要找出答案。他与班上的其他同学比较,其中尚丁的绘画风格与他相近,但是却得到全老师的表扬,而对于徐芒耀的色彩,全山石只是说了“不浓”两个字,也不多做解释。就这样度过了二个学期,直到全先生带全班研究生去新疆写生时,徐芒耀才恍然大悟。

“有一次我们全体同学一起画一个维吾尔族守林人,外

光作业,我看尚丁画的颜色很火,脸上都红颜色上去了,我只管自己画。”(当时他们在乌鲁木齐和伊犁中间的一个林场住),画完之后,徐芒耀就将自己的画钉在墙上,尚丁的作业旁边。“走近看,他的颜色很火,我的颜色差不多正好,从远处看,我的画确实显得色彩灰暗了,而他却处理得恰到好处。我觉得是有问题了,我当时想到颜文睏先生的色彩学演讲的讲义中提到的一个问题,讲在亮部最深的地方固有色最强烈,因为不受强光和暗部的影响。我再看尚丁的画,我发现他在半调子部位颜色给的很足。”这一下他突然顿悟。“过了两天,全老师看了我的习作说,你这几张画好多了。所以做全老师的学生,要经的起他说,促使你动脑筋,豁然开朗。”

从附中到研究生,徐芒耀一直受到了俄罗斯绘画的影响,包括研究生导师全山石也是留苏画家中的佼佼者。这与他后来学习法国学院派绘画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应算是一脉相承。“就好像我们吃了俄罗面包再吃法国面包,是有点不一样,但都是优质面包,和我们吃馒头是两回事。可能法国面包做得更讲究一点点,是一条线下来的,和以前跟全老师学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能走到今天,都不能忘记俄罗绘画和全老师。读附中时也是在俄罗斯绘画的影响下走过来的,受全老师,受马克西莫夫影响。我一路走过来,没走弯路,从俄罗斯方向走到法国去了。”

超现实主义的梦

作为一个写实油画家,徐芒耀的辩识度非常高,不仅是因为他严谨的造型和深厚的写实功底,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绘画的主题和画面上的一些特别的细节。而这些特征就要追溯到他留法归来后的首次大型创作“我的梦”系列了。

说起与梦境有关的绘画,人们会想起夏加尔,想起达利,想起玛格丽特,“我的绘画,是有部分受到玛格丽特的影响,还有我巴黎的教授皮埃尔·加龙。”当时,刚到巴黎的徐芒耀要选工作室,只有两个工作室是具象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加龙教授。这位画中人物造型与巴尔丢斯有点像的画家选择的题材十分荒诞,这种具有荒诞感的画面就如同磁铁一般吸引了徐芒耀,他始终认真完成加龙教授布置的作业。

人们一向以来认为梦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徐芒耀却将这种虚无缥缈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荒诞感直接地刺激着人们的大脑,徐芒耀认为在梦意识中对梦境的现象总是确信无疑的,否则你醒来时就不会常常对它心有余悸了。

在徐芒耀这些相对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的面画上,常常能看到穿墙而过、雕塑与人的身体部位互换,画家与作品间的对调。更近一些的作品则呈现出另外一种荒诞,这种荒诞并不像之前“我的梦”系列那样明显,有的甚至要等到视线移某个细节才会看到徐芒耀

所做的“小手脚”。这些画中的人物由于运动,造成的叠影现象,有点像影视中运动人物的截图,但影视截图是虚的,徐芒耀画面中的运动轨迹是实的,而且互不透明。这种效果让有近视的人特别想拿起眼镜把东西看清楚。”画面的一切应该是感觉上很实在的,当然现在电脑做也可以,但画上要有画的感觉。我的有现代思考,和传统有区别。让今天的观众来看画时会产生兴趣点,可能现代人看达芬奇伦勃朗没感觉了,希望看到我的画时觉得挺好玩。”

谈起这些荒诞画面的构思包括一些大型题材的创作,徐芒耀显得非常轻松,他从小就接受了相关训练,对于画面的组合与设计可谓是手到擒来。这个相关的训练就是连续环画的创作。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连还画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读物,图文并茂,老少咸宜,应运而生了许多画连续环画的人,其中不乏一些现在的著名画家。他们也因为连环画的训练在之后的油画创作中如鱼得水,其中就包括徐芒耀。“我小时候临摹过连环画,后来就很喜欢附中时的创作课。我上研究生之前研究过连环画,广东的陈衍宁画连环画画得很好啊,汤小铭跟陈衍宁画的一个讲巴黎公社故事的连环画,画的很精彩。那个时候我就想向他们学习,拿起素描本,拿起毛笔就直接画。这个过程一直到我考上研究生一直在坚持。因为我有连续环画经验,毕业创作就很顺利,场面的绘画我不怕,我很有把握。”

徐芒耀说起最新的创作,当然也少不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这是三连画,画模特儿,画我自己,画道具室。一幅是我自己在画画,到手的部位就变成素描了,画成铅笔画的感觉,可能有两到三个手,因为几个手叠在一起,有动感。”

徐芒耀在表现对象的真实性上极度严谨,而在绘画题材方面对创新的追求也毫不松懈,“如果你没有创新,技术再好也没用。画画很难,创新谈何容易,我还是画具象,但和传统具象画不一样的是我在画中寻求现代的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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