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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9 09: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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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上旧书摊

早几年,城市有一处处的旧书摊。这两年,由于创建文明城市,规范经营,马路边的旧书摊在大中城市少见了,但在一些小城市和县城还能见到。原来的旧书摊,相对集中到公园、旧货市场、收藏品市场等处,大都成了集市性质的,固定时间开放。有条件的摊主,还租房开个小店,有固定铺面。这虽然没有路边的方便了,但相对集中,有利之处也不少。

我是常逛旧书摊的。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到旧书摊看一看。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一个旧书摊群,在一所公园内,每逢星期三、日开放。

星期天我基本上要去的,有时由于加班、出差、雨天等原因没有去成,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有一段时间,真是迷恋上旧书摊了,一到星期六的晚上,总是格外地关心明天气候的变化,莫名的失眠,想着第二天要起早,怕睡过了误了时间,又想着能淘到什么书,总是睡不着,盼望着早一点去旧书摊。

为什么爱上旧书摊,因为它有太多的诱人之处。

旧书摊大多在露天,占地较大,视野开阔,翻书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本不满意,马上可以另翻一本。

旧书摊上的书,品种繁多,新的、旧的、完整的、残缺的,一古脑儿摆放在地上,

你可能发现你深深眷恋、苦苦寻觅的书,可以找回你昔日的梦,可以打开你尘封的记忆,有时还会有各种奇遇。

看着旧书摊上的书,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书页发黄的书,会有一种历史沧桑感。我是很看重这些书的,越是旧的、发黄的书,我越是愿意多看几眼,而对于崭新的书,我往往会不屑一顾。“喜新厌旧”这句话,在旧书摊是不适用的,有时还恰恰相反。

现在出版的新书,价格虚高,不少人望书兴叹。而旧书摊上的书,大多价格低廉,还可讨价还价,比正规书店经营灵活,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旧书摊上,各种年龄段、文化层、职业层的爱书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如果你有眼力,还可以捡漏,因为旧书摊上的不少书,还颇有升值潜力呢!前几年的连环画,几角钱一本,可如今,好题材、好品相的,竟然成百上千了。早几年清代、民国版本的图书,还随处可见,价格也不贵。可近两年,不仅难见踪影,而且价格也不菲。尽管如今在旧书摊上捡漏是越来越难了,但还是有漏可捡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和机遇。

旧书摊也是锻炼身体、修身养性的好去处。由于不少旧书摊设在公园等开阔地,活动场所大,逛逛书摊,就权当户外活动吧。有时逛上半天,可能什么书也没买到,但逛书摊的心情是欢愉的。有时心情郁闷、烦躁,到旧书摊转几圈,心情也会逐渐平静下来,开朗起来。

在旧书摊觅书,还能锻炼毅力、修炼耐心。一套九本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小册子,我花了五年时间才将它“完璧”。新中国的名牌期刊《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大众电影》等,我寻寻觅觅二十多年,至今还未配齐。但我毫不懈怠,一如既往地寻找着。

旧书摊是书籍海洋,知识宝库。只要你认真寻觅,仔细挖掘,是会有所收获的。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眼力和财力等状况,主要收集新中国出版的一些书刊。经过二十多年的淘书,也小有收获,汇集了一批有史料价值的书刊,用以学习、研究、欣赏、收藏。

二、旧书摊奇遇

在旧书摊寻觅书的过程中,不知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巧合,往往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使人惊奇,令人惊喜。

2003年的3月份我在合肥市花冲公园的一个旧书摊买了几本1957年的《人民画报》。回到家中翻阅时,发现其中的第六期少了中心插页,一查目录,知是动画片的剧照,心中顿有一种遗憾之感。以后询问过摊主,他在剩余的画报残页中翻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我的心里一直隐隐地牵挂着这件事。半年之后,9月的一天,我在另一个摊位上无意翻到一本1977年的《解放军画报》时,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发现里面夹有一彩插,但纸张与这本明显不一样。我很快想到,会不会是缺失的那期《人民画报》的插页呢?我屏住呼吸小心地翻看了一下,感觉好像就是它,我站起身,毫不犹豫地将这本画报买下,尽管这本画报我已有过,但为了免得单买插页时与摊主讨价还价,节外生枝,我就连同这本《解放军画报》一起买下。回到家急忙拿出那本缺失的《人民画报》一对照,天哪!就是失散分离的那本《人民画报》的彩色插页,从画报和插页的缺损部分看,它们还是“原配”呢!它们是何时何故分离的,不得而知,但在我的手上,这份离散半年之久的画报,居然又重逢团圆了。

如果在旧书摊上一份离散半年的画报插页又重逢的事不算稀奇,那么一本失散十多年的杂志在旧书摊上重现就带有一点传奇色彩了。

1994年底,我准备将一批积存多年的杂志装成合订本,其中有《文化与生活》杂志。但就在我整理杂志时,突然发现1979年度的少了两本。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是齐备的啊!当年为了买这四本《文化与生活》杂志,真是颇费曲折!那时刚创刊的《文化与生活》杂志,真是“洛阳纸贵”啊,有时甚至要用外汇券购买。在上海的小姨子、小舅子的帮助下,我才好不容易买到这年的杂志。可如今,竟然找不到其中的两本,我心里十分懊丧。我又翻箱倒柜地寻了几遍,还是没有。于是只好到旧书摊上去寻配吧。可找了一年多,跑了不少旧书摊,可就是没有找到1979年的那两本。

一天傍晚下班后,路过合肥市花园街,忽然看到此地临时新摆了一个旧书摊。我赶紧跑过去,一眼就看见有几本杂志摆放在那儿,里面好象有《文化与生活》杂志,我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竟然找到了我缺失的一期。拿到手上仔细一看,连我自己也惊呆了,封面上竟有我的签名。捧着这份杂志,我慢慢想起来了,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那本《文化与生活》。它是怎样丢失的呢?可能是在1980年我从芜湖搬家到合肥时,清理了一批书报杂志,卖到了弋江桥下一家废品收购站,大概无意中将这本《文化与生活》夹在其中卖掉了。此后可能被一个爱书的好心人收留下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四年后,在合肥的旧书摊上竟能找寻到当年在芜湖丢失的杂志。我问摊主这些《文化与生活》杂志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吗?他只是说从一个人家里收购来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我也无需多问什么了。尽管这本杂志已很破旧,书页卷曲,中间的彩插也没有了,但我还是毅然买下。望着这本失散十四年的《文化与生活》杂志重新又回到我的手中,我真是百感交集!回到家中,拿给家人看,家人也唏嘘不已。

旧书摊不仅使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杂志,还帮我找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朋友。

1998年5月的一天,我在合肥市美菱大道上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新潮杂志《大都市》。杂志还是新的,我打开目录页,一个久违的名字跳入我的眼帘:费良琼,职务是副主编。我的脑中一下闪过:是不是曾在我们安徽工作过的费良琼?于是我买下这本杂志。回来后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给上海打了电话。电话很快通了,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传来,确是良琼兄!良琼兄在安徽工作多年,1991年调上海后,和我失去了联系。这次在电话中重逢,真是很高兴,良琼兄问我是怎样知道电话号码的,我告诉他是在书摊上看到《大都市》才得知的。良琼兄放下电话后觉得言犹未尽,又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并寄来几本新出版的《大都市》杂志。就这样,失去联系达七年之久的老朋友,靠着旧书摊上一本杂志传出的信息,又接上头了。

三、“捡漏”与“走眼”

所谓“捡漏”,就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了价值较高的书,占了便宜;“走眼”就是由于不识货、粗心或疏忽,以较高的价钱买了低档书或残次品、赝品,吃了亏。

旧书摊上的“捡漏”与“走眼”,和古玩市场的差价成千上万不可相提并论,但也是成千上百的,不能小视。关键是心情。“捡漏”总归是欣喜的;“走眼”毕竟是懊恼的。在旧书摊淘书,“捡漏”与“走眼”会时刻伴随着你。

2002年的春天,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精装的《社会发展简史》,1949年10月解放社出版,红色的封面,镀着银色的书名,尽管内文纸张已经发黄,但总的品相还不错,摊主要价十五元,还价十二元成交。拿回来翻阅时,发现书里面不仅有《社会发展简史》,而且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49年6月解放社版,博古校译,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版本。这本书可能是一位爱书者自己装订的,但只标了一本书的书名,摊主和我当时都把它当成一本书了。实际上,它是一本合订本,内有三本书呢。这本合订本,后来有人愿出一百六十元钱购买,我没有转让。

2003年的春节前夕,我在一个摊位上看见几本早期的《大众电影》,其中两本我没有,我欲买下,摊主说:“一枪打,每本五元。”意思是说一起买,不单独卖。我只好掏出二十元将这四本悉数买下。将这四本杂志拿在手上时,我的心“砰”地一跳,发现其中有一本1950年第8期版的杂志,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特刊。这期特刊稀少而珍贵,市价在二百元以上。

在旧书摊上捡了漏,有时还会兴奋好几天呢!

再说“走眼”事。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一个摊位上看到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一问价格,才二十元,当时心里还美着呢,以为又捡了一个漏了,价也不还,立马掏钱买下。后给一个朋友看,他说这是复制品,不是原版。我一听傻眼了,赶快回去找那摊主,可摊主早就没影了。

一次在一个摊位前看到一批早期的政治读物,我挑选了五本,付完钱后摊主将书捆扎完毕递给我,当时由于人挤,我也就没有打开再检查一下。回家一看,其中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刘少奇的《论党》两本书,版权页不翼而飞。版权页是一本书的身份证啊!没有版权页,这本书的收藏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是我当时没有看清,还是摊主作了手脚,不得而知。

在买一些画册和有插页的书刊时,常发现中心插页和里面的插图被撕掉,心里很不是滋味。初逛旧书摊时,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权当作交学费吧!

在逛旧书摊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捡不捡漏没关系,可千万别“走眼”啊!

想着不“走眼”,但有时却很难做到。有的本来可以捡漏的,但却鬼使神差地“走眼”了,与珍品失之交臂,留下遗憾。

一个夏季的清晨,我早早地来到旧书摊,在一个摊位上,我看到一本很厚的画册,有二十页左右吧,但没有封面封底,也没有目录,不知是什么书,但从书的内容来看,显然是一本年画缩样。我问摊主价格,摊主说:“我刚开张,图个吉利,六十六元,六六大顺。”我又问摊主这画册是哪一年的,什么地方出版的?摊主也不清楚。我将画册拿在手上又仔细看了番,感觉画面挺美的,但品相一般,书中有好几幅画好像被小孩子用铅笔胡乱画过。于是和摊主侃起价来,摊主不肯让价,我也就没有坚持,放下画册走了。

一个星期后,还是在这个书市上,我看到一位摆摊老者的面前,放着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上面用毛笔写着“1958年上海年画”字样,我打开一看,竟是上个星期我没有买的那本年画缩样,因为图上划的铅笔印还在呢!我放下画册,问老人多少钱,老人打着手势,用行话回答我:“三块六毛”(意即三百六十元)。我告诉老人,上个星期就在东边的那个摊位上,这本画册才卖六十多元呢,老人见我可能知晓这本画册的来历,也就直率地告诉我,他就是上个星期从那个摊位花六十元钱买的。牛皮纸和书名都是后来他加的。这是本1958年上海出版的年画缩样,以前就曾卖过,好品相的要卖五百元呢。这本品相一般,所以才出价三百六十元。我问道:“出这样高的价,能卖掉吗?”老人慢悠悠地说:“好货总会有人要的。”我俩正聊着,走来一位五十开外的淘书人,他一眼就看中了这本年画缩样,刚翻看几页,就和老人讨价还价起来,最后以二百八十元成交。淘书人拿着画册乐滋滋地走了,卖书老人咧着嘴冲我笑了,我呢,却想哭!

四、甘苦寸心知

逛旧书摊,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为了赶时间,早上得早起,夏季五时,冬季六时,就得起床赶早市,去晚了,想淘的好货恐怕就让别人挑走了。

春、夏、秋三季,早晨赶早还可以,但在冬季,六时许天还蒙蒙亮,想从热被窝中爬起来,还真是件挺苦难的事。咬咬牙也得坚持起来,匆匆吃上几口饭,骑上自行车,迎着凛冽的寒风,三十分钟左右赶到旧书摊。

旧书摊在露天,无遮无拦,四边通风,冬天刺髓的西北风刮着,翻书时手会冰得发木。炎热的夏季,火辣辣的太阳照着,暑气像蒸笼,满脸的汗水会滚滚而下。有时遇上杂乱无章堆放在一起的书,得屈下身子,弯下腰,一本本地去翻腾、寻找,往往会弄得一身灰土,满手乌黑。旧书摊上无依无靠无座,全凭站和蹲。翻书的时间一长,难免会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有时好不容易翻检了几本书,可摊主索价太高,只好作罢。有时拎着买好的沉甸甸的书,还在一家家地逛着,可真够累的。

为了挤时间淘书,还得学会放弃一些活动。平时星期天如有朋友聚会、宴席、游览、娱乐活动等,都要一一谢绝。

在外地出差或游览时,由于时间有限,是逛书摊还是看风景,只能顾一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是会选择逛旧书摊的。

逛旧书摊,必须做到三勤:腿勤、眼勤、手勤。怕苦怕累、懒惰是不行的。

一年春天在福建厦门参加一个会议,会间主办者组织我们参观一个茶艺表演。我却突然发现茶艺馆附近有个收藏品市场,可能有旧书卖,我顾不得观赏什么茶艺表演,毫不犹豫地跑去寻觅旧书去了。

2002年10月26日上午,我到安庆市参加《董永和七仙女》邮票的首发式,看到会场对面的马路上摆着旧书摊。首发式刚一结束,我就急忙奔到旧书摊去了,连会后东方歌舞团精彩的演出也顾不上看了。

有时出访国外,也是这样。一次在德国汉诺威市,安排两个小时时间逛商场购物。我在商场匆匆转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却跑到附近的“跳蚤市场”(类似中国的地摊),去看看有什么旧书可卖。

在越南河内短暂的两天时间内,我早晨起得很早,中午也不休息,抓紧时间跑到附近马路边树荫下的地摊上去寻旧书,竟然还找到了几本早期的《越南画报》中文版。

为了淘旧书,有时甚至还得冒点风险。2003年的春天,“非典”疫情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大都不敢出门,家人也不让我再去旧书摊了,但我仍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偷偷地跑到旧书摊,还忍不住买了一些书。家里不给放,只好送到办公室的书橱里先放着。

有得就有失,有失也有失,得与失有时很尖锐的对立,得到一方,往往就会失去另一方。我是宁肯失去观光、娱乐、休息的机会,宁愿吃苦,也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旧书摊,以期得到一些旧书刊。

逛旧书摊,淘旧书,苦是苦,但苦中有乐。当你苦苦寻觅的一本书,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会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意,还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慨。面对着在旧书摊觅到的心爱之书,什么苦啊、累啊,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的感觉是既开眼又开心,一种甘甜充溢心中,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清高和满足。

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是常逛旧书摊的。他在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从旧书摊归来的情景:“夕阳西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这种乐,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许多从旧书摊归来的淘书人,都有这种乐的体验。这种乐,还会上瘾,使你欲罢不能,乐不知疲。在寻找书的过程中,也寻找着乐趣,再苦再累也心甘。

五、圆我儿时梦

我之所以爱上旧书摊,收集旧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圆我儿时梦,了结旧时愿。

我生长在皖南一个岗峦起伏的山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那儿上的小学。那时学校很简陋,家里也很穷,根本无钱买些课外读物。一位好心的邮递员缪爷爷,给我各订了一份《小朋友》和《儿童时代》杂志。在县城工作的表叔、表婶,也时常给我买些连环画。这两份杂志和二十多本连环画,是我儿时翻阅次数最多的课外读物,也是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收到一份新刊物和连环画,我都欣喜异常,迫不及待,不吃饭、不睡觉也要翻看一遍。

村里有几位从大城市下放的知识青年,他们手上有些杂志和大部头的书,我也曾借着看了几本,印象最深的是《大众电影》、《中国青年》、《萌芽》等杂志,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书籍。还看到一些书的书名:《人望幸福树望春》、《大豆摇铃的季节》、《雁飞塞北》等,书名很美,可就是无缘读到。

为了能读到书,有时真是颇费周折,甚至吃过苦、受过累。

一个暑假的早晨,我忽然看见村上的陈奶奶正在门前晒书。我连忙跑过去,只见是些技术书籍,我看不懂。但有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我非常喜欢,央求陈奶奶借给我看看,她不答应,说她西安的儿子下午要带走的。我灵机一动,自告奋勇地说:“陈奶奶,我来帮你晒书吧。”就这样,我来回奔走,将她家中箱子里的书取出,一摞摞地搬到外面的大凉床上去晒。在一个上午灼人的阳光下,我一边不间断地翻晒着书,一边借机饱览着感兴趣的书和杂志,虽然大汗淋漓,眼冒金花,但心里却非常爽快。

寒假期间的一个下午,听说一位亲戚家有本新书,我就赶过去看看。原来是安徽籍作家沙丙德写的《彩色的田野》,看着看着,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在看书期间,我好像听亲戚说过天下雪了。我沉迷于书中,根本没在意。一直到天色渐晚,看不清书上的字时,我才猛然抬头,看到外面的雪正越下越大。我恋恋不舍地放下书,顶着风雪步行十几里路赶回家。

实在无书可读的日子,我就将自己积存的那些书和杂志再翻开来读一遍。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也很快结束了。一场灾难降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积存多年的《小朋友》、《儿童时代》杂志和二十多本连环画,以及五十多本书和其它杂志,被收的收,偷的偷,竟然全部丧失了。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积存的书没有了,新书也没有,那时又有什么书可读呢?家中除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最高指示》外,就是一本《同音字典》了。这期间,我从两位要好的知青那儿,好不容易借到几本长篇小说:《红岩》、《青春之歌》、《艳阳天》。看这些书时,就像作贼一样,白天根本不敢读,只有在夜深人静时,躲在一个看不见人的角落里,伴着灰暗的煤油灯读。时间一长,油烟将脸和鼻孔都熏黑了。有的书,还没看完,就被人催着要回,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打听到还有几位知青有一些书,但他们不愿借,也不敢借给别人,我无缘看到。我是多么渴望能读到书啊!在我儿时的梦境中,最多出现的是能得到一本书。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也有条件买一些书籍了。但儿时曾拥有又失去的书,还有看过和没有看完的书,以及想看而没有看过的书,总是刻骨铭心,令我魂牵梦绕,经久不忘。尽管岁月流逝,但我对这些书的眷恋之情不仅没有淡薄,反而愈日俱增。

于是,我开始在旧书摊上寻儿时的梦。

我首先留意找寻儿时拥有的《小朋友》、《儿童时代》杂志以及《东郭先生》、《宝葫芦的秘密》等连环画。每当我见到一本当年读过的书时,就像是遇到久别重逢的故友,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感情的潮水,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时阅读的情景。抚摸着这些书,竟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儿时,人也仿佛年轻了许多。还有一些大部头的书,尽管见到不少以后再版的、新印刷的,但我仍固执地找寻儿时见过的那个年代的版本。有的书买到手后,我又重新翻阅一番;当年没有看完的书,现在将它看完;有的书,压根儿就没有再翻过。但拥有它,我的心就会感到慰藉和踏实。它是我儿时情感的寄托啊!

如今,我在旧书摊上已陆续找回一些儿时曾读过的书,但有一些仍然没有找到,我继续在寻觅,相信它们就在不远处等着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儿时丢下的遗憾今天来补偿,儿时留下的梦今生定会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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