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新闻媒体曾转载了一篇题为《廖承志曾含冤戴手铐走完长征》的文章。文中记述廖承志受张国焘的迫害，被内定“枪决”，但因情况特殊戴着手铐随军走完了长征路的奇特经历。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类文章还挺多。有的文章写道：廖承志是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文章写得更具体：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廖承志戴枷长征。白天打开脚镣，戴上手铐行军；晚上戴上脚镣，解开手铐，听收抄译短波消息，刻蜡版，书写材料，设计宣传标语，画领袖画像。他不仅画速写画，还要在蜡纸上进行“木刻”，然后油印制作成宣传画、连环画，发到部队进行展出或传阅。
廖承志戴着手铐走完长征，令人难以置信。因此，笔者做了一些考证，发现此事并不存在。
一些与廖承志共同参加长征的人对此事的回忆
严长寿曾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油印股的干部，与廖承志一起参加了长征。他写了《廖承志在长征路上》一文，其中写道：
1935年3月，我因在广昭战役中负伤，不能回前线，暂分配在四方面军政治部油印股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廖承志同志，他当时名叫何理华，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工作的。但妄图另搞“独立王国”的野心家张国焘，对中央派去的干部极不信任，廖承志同志到这里后不但不给他分配工作，还受到了排斥打击，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视。监视廖承志同志的人是个大高个，因负伤失去了一只胳膊，人很诚实，时间一久，和我们无话不说。他背地里对我们讲：“何理华的活动我都要知道，给我的任务就是汇报他一天的言论和行动。”还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真不想跟着监视他，可又不敢说。”
严长寿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后，开始向川西北移动，廖承志同志这时的任务是刻连环画，连环画文字说明由油印股先刻好，再送廖承志同志刻连环画。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廖承志同志接触，印出的样品送他审查指导。承志同志当时身体很瘦弱，每天任务很繁重，但一路上张国焘连一匹牲口都不给他配，让他和战士一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承志同志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不但情绪乐观向上，工作上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送去的连环画的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却仍然在油灯下工作直到深夜。他常对我们说，刻图任务很紧急，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必须尽快刻出来，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
长征初期，严长寿与廖承志朝夕相处四个月，对廖的情况一清二楚。戴着手铐走长征路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如果有这种事，严长寿一定会记载的，但他没有记载，这说明戴着手铐长征的可能性不大。
参加了长征的傅钟在《飒爽英姿·永垂军史》里这样记载：“在此期间，使我感动最深的是，承志同志始终保持了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由于他会写会画，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又被关起来。这样的事情不知有过多少次，他从未有过怨言。在川西北草地上，在北上行军休息时，一旦有‘自由’的机会，他就和同志们说说笑笑，甚至放开嗓子唱歌，唱军歌，唱民歌，唱法语的《国际歌》；再不就拿出纸和笔画渡船，画山河，画花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吴瑞林撰写了《和廖承志同志一起坐牢》一文，其中写道：“连环画的文字说明，先由油印股刻好，再把蜡纸送给他，刻成连环画。……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送来的画页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就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宿营地，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趴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以上几个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到廖承志戴手铐之事。当时，张国焘对廖承志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对他不信任，不放心，派人监视；另一方面却需要他，离不开他，比如听收抄译电报、刻连环画、画领袖像、写大标语等都靠他来做，而做这些事一定要双手配合，戴着手铐断难完成。
廖承志本人的回忆文字和画作对此事的佐证
关于长征，廖承志也留有回忆文字，在《关于任弼时同志的一点回忆》一文中，他写道：长征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随队伍向炉霍前进。谁都不敢和我们打一个招呼，我们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这是廖承志第三次过草地，“被押解着跟随着队伍”。
在当时的环境中，即使是犯人也没有戴手铐的必要，因为戴手铐的目的就是防止犯人逃跑。但是在茫茫的草地里，一个人若脱离大部队，东南西北都弄不清，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936年7月2日，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甘孜会师后，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弼时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做促进团结的工作，于是就有了与廖承志的第一次邂逅。廖承志写道：
那是在草地的一个小山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想那一定是弼时同志。我们的队伍正是在他们面前通过。
弼时同志远远地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
他笑着问我：“你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我那时很窘，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候，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
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
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
这之后，我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文中，廖承志真诚地写道：“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这篇文章有一个细节：任弼时和廖承志握手。如果廖承志戴着手铐，任弼时应该会问怎么回事，会要求张国焘打开手铐。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说明廖承志当时没有戴手铐。
对于廖承志来说，长征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擅长绘画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有用画笔描绘长征的想法。
1967年夏，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送给他一本《欧阳海之歌》。廖承志十分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给我重新添了活力，有说不出的劲头，热血在翻滚”。在思绪万千的情形下，他连夜作了两幅描绘长征情景的画送给女儿。
第一幅画画的是廖承志自己。画中的他，穿着布满补丁的旧军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拄着拐棍在艰难行进。他的左手举至额头，像是在擦汗，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点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条件再苦也要写写画画。在他的身边，已有一名战友牺牲倒地，但他仍顽强地前行，目光中流露出坚毅的神情。
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说，这“是爸爸在长征中的大致景象”。这幅画说明廖承志长征中没有戴手铐。如果是戴手铐长征，那么，自画像中的他双手一定被铐在一起，而不可能一只手拄着拐棍，另一只手举至额头。
总之，没有史料证明廖承志是戴着手铐长征的。那么，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笔者以为，这或许是人们对他一首诗的误解。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移，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诗中“缠索戴枷行万里”一句可能存在歧义。从字面上看，“缠索戴枷”就是被绳子捆着，戴着将头、手固定在一起的枷。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缠索戴枷”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其含义是指作者系“犯人”，没有人身自由，被押解着长征。然而，一些人可能以为这就是长征中的廖承志的真实写照。不过，毕竟枷是中国古代的刑具，早已淘汰不用了，于是便根据现实加以改造。这样，“缠索戴枷”就变成了戴手铐，“缠索戴枷行万里”也就变成了戴着手铐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