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学术权力是支撑和维系大学发展的基本纽带。学术权力运行不但是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历史梳理发现，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发展呈现出从“潜隐”趋向“显现”、从依附行政权力到逐步独立的总体规律，但由于每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不同，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大学学术权力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需要从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进一步提升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威性，加强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建设。
关键词：学术权力;学术委员会;学术组织;学术研究;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G40-053;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6-0193-12
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认为，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和方法的地方，学术活动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一些特殊的运行和权力问题上[1]11。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运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支撑和维系大学发展的基本纽带，是护卫大学探求高深学问、促进学术进步的保障，也是确保大学学术标准得以传承、办学水平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从晚清以来，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学术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学术权力居于屈从位置。在国家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及“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社会对强化大学学术权力、去行政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大学学术权力运行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和作用等具有显性的积极意义。
一、晚清时期大学学术权力运行
（一）从筹办到暂停京师大学堂
清末我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家面对不断被动挨打的局面，朝野上下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国家富强中的积极作用，于是决定效仿外邦創建新式大学，以望通过兴学育才图治根本。创办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新式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898年2月，光绪皇帝批奏“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2]39-40。为了规范大学堂内部运行，同年7月总理衙门复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呈上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皇帝当日发出上谕“开京师大学堂”，希望京师大学堂“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认为该章程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大学堂按照章程办理，并派孙家鼎任管学大臣[3]136。该章程就人员设置、权力运行等作了详细规定，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掌管[3]132-133。经过辛苦筹建，1899年1月大学堂发布开学公告，即“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从此京师大学堂开始进入正式运行阶段[4]。
在正式开学的同时，京师大学堂内部管理规定也开始发挥作用，1899年1月出台的《京师大学堂规条》将大学内部权责划分的权力授予了管学大臣、总教习等人，“由管学大臣总教习定其权限”，各提调、分教习必先按照规定做好份内之事，不得推诿或者越界[3]141。然而，由于戊戌时期，宫廷内部斗争加上外部社会动荡，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陷入困境，许景澄上折暂撤大学堂，便很快得到清廷谕允[5]。于是，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在此期间，京师大学堂除了作为一个办学实体外，还兼具统辖各省学堂的部分行政功能，“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6]5。由此不难看出，京师大学堂从筹办、初步进入正式运行到迅速停办这一阶段，京师大学堂具备了现代大学之外形，比如仿照国外大学制定大学章程等，对大学堂内部治理作出了初步规定，但其内在实质则由于受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建构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充分体现了旧式官僚养成所的特点，大学堂内部主要权力集中在管学大臣手中，教师聘任、责权划分等皆由管学大臣等人左右，同时内部人员等级分明、官僚气息浓厚。
（二）从复办京师大学堂到修订章程
在社会局势稍微稳定之后，1902年1月光绪帝发出上谕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并要求其端正趋向、重新核定大学堂章程[6]6。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后，精心谋划，当年年底大学堂再度开学。1902年8月张百熙上奏《进呈学堂章程折》，并呈重新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随即光绪帝发出上谕将各章程钦定颁行[7]233-234。在位阶上《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按照《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之第一二三节对全国高等学堂产生法律效力[7]256;同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四节规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由京师大学堂统属全国高等学堂一切条规，每学年各高等学堂将办学各项情形报送至京师大学堂[7]235。可见，复办后的京师大学堂仍然具有管理全国高等学堂的部分职责。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在京师大学堂内部施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根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主持全学、统属各员，所有人员一律受考成于管学大臣。设有总办、副总办、堂提调、文案提调、支应提调、杂务提调等来负责大学堂内部行政事务;设有总教习、副总教习、功课监督、教习等具体负责教育教学事宜，由总教习主持进行[7]248-250。其中对于教师等学术人员的管理颇为严格，若教习出现教课不勤、紊乱课程等，不论中外教习一律由管学大臣辞退;由总教习、总办等统一指挥对教习平时的教课勤惰情况，常年由督课职员记录在册，每年在进行年终考核时，副总教习以下人员，由总教习考核出具考语，并汇总至管学大臣查核。对于外国教习的管理更为严格，由西学功课监督进行专门查察，若有外国教习不按照此所定功课讲授，则会责成照章法办，同时规定外国教习不得在课堂上传习宗教等[7]24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