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朋老师走完了她８７岁人生历程后仙逝。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表演艺术家，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际，引起我对她深深的怀念。
在我们村的日子里
我认识胡朋老师，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１９４４年的１０月，她所在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从阜平县的东板裕店移住到我们凹里村。当时剧社共有５０多人，其中１１位女同志，胡朋最大，年已２７岁。
那时，我只有１０岁，在本村小学上三年级。一天，村里在小学旁边一块空地上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英雄模范。老师让我们也去参加。剧社有两位女同志在会上帮忙，据大人们说那是胡朋和车毅。第一次见胡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棠脸，圆上额，身穿黑色便服，领口露出绿色毛衣，一副慈祥的面孔带着微笑。
剧社来我们村时，秋收基本结束，又到了冬闲季节。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冬校和业余剧团又活跃起来。抗敌剧社也化整为零，三三两两结组分散到各村去辅导业余剧团。留在我们村的正好是胡朋、胡可、石岩、车毅、王淑萍等同志。胡朋将她写的剧本《二胡灵》改成《反巫婆》，交给我村剧团排练，每天晚上在小学教大家演戏。胡可又专门给村里写了反映减租减息斗争的剧本《袁老六》（也叫《翻身记》）。石岩给村剧团排了《兄妹开荒》和《赶路程》。王淑萍也帮助排了《民办民校》。我村剧团带着这些戏，不论是走乡串村演出，还是到区、县会演比赛，都受到好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距我们村六里远的石家寨镇贾北村的边区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各分区选出的英雄模范和优秀工作者共３９８人，各级干部２９０人，加上列席的共有８００多人，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名符其实的盛会。唱旧戏、演新戏、办展览，热闹非常。服务好群英会也成为各机关单位的中心任务。抗敌剧社又化零为整，将下乡的全部演员召回，集中起来为群英会演出。先后上演了《李国瑞》、《俄罗斯人》、《子弟兵和老百姓》三个大型话剧。胡朋在后两个戏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会期间，除演出外，剧社同志们还分头采访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如涞水劳动英雄杨明甫、行唐民兵英雄康福山、涞源劳动英雄韩凤龄、阜平劳动英雄胡顺义。胡可、胡朋专门采访了平山县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为后来写《戎冠秀》剧本和演好子弟兵的母亲打下了基础。
１９４５年到了，山村欢腾起来，这是胡朋老师大喜的日子。军区政治部批准抗敌剧社四对大龄青年结婚。他们是胡可和胡朋；葛振邦和歌焚；韩塞和王淑萍；张明如和刘薇。他们择好元旦佳日在我们村举办婚礼。
典礼仪式于元旦晚上在一个两间房的会议室举行，屋顶上吊着一个白绸降落伞，周围支撑开，好似一个“中军帐”。屋中挤满了来贺喜和看热闹的人群，银白色的汽灯照耀着每一张笑脸。四对新人站成一排向来宾鞠躬致谢后，主婚人、社长丁里讲了话，希望四对新婚夫妇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互相帮助，争取作模范夫妻。
下面轮到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了，规定节目必须是自编的，其中人物也得是一男一女。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二位胡老师首先登场，二人对唱了一段新《小放牛》。韩塞、王淑萍唱了《开荒》，张明如、刘薇则各执一把胡琴边拉边唱了一段《卖扁食》。几位新人的精彩演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典礼结束后，四对新人分别回到自家新房里，闹洞房又开始了。我们几个看热闹的孩子，都拥到了二位胡老师那里。他俩新房借的是我村民政助理韩得财家的两间东屋，门向西开，炕靠南墙，两扇木板门，没有一个窗户，可真够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洞”房了。炕上放着一盏蓖麻油灯，灯下摆着花生、核桃、红枣等本地特产食品，以及边区土造的麦芽芝麻酥糖。剧社几个同志，村里来的干部和文艺骨干，大家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吃“喜果”，一边谈论着国内外大事，还有各种趣闻。完全摒弃了过去那种不文明甚至粗野的闹洞房陋俗，这样既雅致又和谐，其乐融融。
过了一周，胡朋夫妇就将房子还给原主，又回到各自的男女集体宿舍去了。
我们凹里村是个不大的山村，农家房子本来就不多，加上一年前秋季鬼子三个月的大“扫荡”，把村里的房子大都给烧毁了。反“扫荡”结束后，老乡们重新盖起来的，仅仅是用高粱和玉米秸压了个顶子，都很简陋。而且是全家挤在一起，找间空房子住确实较难。我母亲同情他们，便把我家东屋里存放的东西收拾归并了一下，让我大姐顾瑞兰排戏时告给胡朋，叫他们小夫妻“过礼拜六”住。所以每到星期六晚上，两位胡老师就抱上自己的被子来我家东屋住上一夜。他们非常感激，一有空闲胡朋就到我家帮助抬水、扫院，与我母亲拉家常，教我大姐如何演好戏，教我嫂子学文化，指导我二姐读书。还把她的藏书《爱伦堡选集》、《康姆纳尔的烟袋》主动借给我二姐阅读。
这一年局势有了好转，敌人已顾不上来“扫荡”，但解放区的财政仍然是困难的。中央和晋察冀边区领导都号召机关、部队开展生产，减轻群众负担。剧社也计划广开生产门路，有的纺毛线、织毛衣，有的学种菜和玉米，有的与房东合着养鸡，有的给卷烟厂设计烟盒。
胡朋和胡可老师想开垦一片荒地种粮，一天下午到我家借了两把镢头，并邀请我帮他们撒种。小小年纪受到如此重视，真让我激动不已。于是，我领二位老师到村西一里多远的瓦窑沟西坡上，找到了一块荒地，建议他们在这里开垦。我把他们带来的一小口袋谷种，一把一把均匀地撒在坡地上，然后请他们动手。两位老师脱下外衣，抡起镢头，用力地刨下、翻起，并把土块打碎，把草捡出来。不一会儿他们就汗流满面，后来手上又磨起了血泡，但他们不怕痛。我看他俩刨地的情景，马上和陕甘宁边区传来的秧歌剧联系起来，这不是《兄妹开荒》的活现吗？可惜二位老师不是兄妹，而是夫妻，唱个“夫妻开荒”也不错嘛，或者叫成姐弟开荒也算合适，因为胡朋比胡可大了几岁。
１９４５年３月以后，好消息不断传来。尤其不能忘记的是８月１５日这天，正是阴历七月初八。天气特别热，晚上不能进屋，我们便到平房顶上凉热，后来就睡着了。在梦中忽然被叫喊声惊醒，听着是胡朋老师的声音，她在门外高声喊“大娘”，还没等我母亲答话，她高兴地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和大姐、二姐赶快下了梯子就往外跑，到了小学门前，看到当街中心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见有的人找麻秸，有的人找干苇子点火把，有的去搬锣鼓。闹腾了一阵子后，剧社指导员刘佳、我村武委会主任赵清忠组织大家排好队，从西凹到北凹游行庆祝。队伍前头是小锣鼓敲着由剧社传授给我们的“十八番”和“过街串”；后边是闹社火拌武术的大鼓、大铙、大镲，敲着“吵子”、“三宴会”、“风交雪”等传统鼓谱。队伍拉到两村中间的沙滩上，打了个场子，人们自动到中间扭秧歌、耍武术。剧社的何迟、张煌、苏凡等同志特别活跃，对跳起了西洋舞。胡朋、田华、车毅、华江等女同志和村里的女老乡手挽手地欢笑。大家共同享受抗战胜利的欢乐，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狂欢之夜。
到张家口之后
三天之后，剧社根据上级命令，要撤出我村，向北平进发。一年来的军民鱼水之情哪舍得让他们走呢？但大家都知道是留不住他们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和顾莲、赵宪等几个小同学，事先从管道具舞台的季明那里弄来一批土制小炮。当剧社同志们背着被包整队出发时，我们几个跑到前边放炮开路，以示欢送。但大家根本高兴不起来，都觉得难过，在村北的沙滩上挥泪道别。我们一群儿童跟着胡朋、田华、华江等同志，一直送出６里地，到史家寨村才恋恋不舍地返回。
过了１０多天，听到了有关抗敌剧社的消息：由于受国民党的阻挠，未能进入北平，他们随晋察冀部队转向西北，从日伪手中解放了张家口。
张家口解放之后，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也陆续从阜平迁往那里。从此张家口便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解放区最大的城市。
１０月底，我村在晋察冀军区画报社工作的白志，从张家口回阜平留守处办事，顺便在根据地招收些青年去张家口工作。许多人知道后，纷纷找他报名，我和二姐也产生了去张家口的想法。于是我们便放弃学习，离家跟随白志走了。本来打算到画报社工厂学排字，可是到张家口后，王久晨要我和二姐顾金兰、表姐樊树红三人留在抗敌剧社。领导对我们很好，把二姐、表姐安排到胡朋老师房里；把我安排在社部，跟王久晨、刘介之住在一起。管理员老王同志从仓库取出三套军装让我们换上，但我个子太小，架不起大人衣服，他便领我到街上找了一家裁缝铺，按着我的身高腰围，把大人军装改成了小军装。当我换上军装后，胡朋老师像慈母一样给我整装，教我如何扎裹腿、系皮带，让我感动不已。
当时剧社的许多同志到平绥路西线下连队体验生活，或在卫生列车上为伤病员服务，其中就有胡可。胡朋因为有排演任务没有下去。这时以周巍峙为团长的华北联大文工团（即过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来到了张家口，带来大型新歌剧《白毛女》。这是向党的“七大”献礼的优秀节目，曾在延安上演过十几场，很受中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来张家口后，由原作者之一的贺敬之对剧本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理和修改，原作曲之一马可对歌曲唱段也作了一些整理。然后邀请抗敌剧社联合演出，喜儿Ａ、Ｂ角仍由王昆、孟宇担任；黄世仁还是由陈强扮演；杨白劳、大春和黄母，分别由凌子风、吴坚、孙珍扮饰。抗敌剧社这边，陈群饰喜儿Ｃ角；胡朋演大婶子；张非饰赵大叔；车毅扮二婶子；刘文卿装虎子。排练好后在“人民剧院”上演，日夜两场，一直演到过了元旦，异常火爆和轰动。胡朋老师是解放区演老太太的第一专家，她在《白毛女》中扮演的王大婶，依然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
１９４６年元旦过后，下连队的同志们陆续回来。胡可还带回了他新创作的剧本《枪》。胡朋也完成了她来张家口之后所写的新戏《看看再说》。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使胡朋老师很不愉快的事情，许多人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而我却目击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在胡可回到张家口的那天，胡朋老师为房子问题找过总务部门，但未能解决。她便到社部去找丁里社长。当时王久晨、刘介之不在，我正坐在床上看书，社长伏案忙着写什么东西。胡朋老师进来后，向社长诉说胡可回来了，房子没法住，请领导帮助解决。也许是因为社长太忙，心不在焉，对胡朋的请求并没有回话。可是胡朋心里着急，不停地在说着。丁社长有些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到政治部说去！”胡朋马上哭着说：“那好吧！请社长给我开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我怎么能去呢？”丁社长自觉发脾气不对，口气即刻变缓。他一边强调困难，一边答应解决。胡朋也不再与社长争吵，起身出门走了。
我看出胡老师气还未消，便跑去看她。顾金兰、樊树红二人也在屋里等着调整住处。只见胡朋老师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哭泣。我深知她是个坚强的人，从未看到和听到她这样伤心难过，但我不敢也不知应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胡可老师进屋来了，他见此情况也觉惊讶，摸不着头脑。他便小声问我们三人：“胡朋这是怎么了？”我小声地告诉他说：“刚才找社长解决房子，顶嘴了。”胡可老师明白了原因，便不再说什么。等了一会儿，王管理员进来，让领顾金兰、樊树红二人搬到车毅屋里去住。这样，胡老师的房子总算解决了。
之后，在一次全体社员会上，丁社长顺便作了自我批评，当着众人的面向胡朋道了歉。他为这件事心里很内疚，怕结下圪瘩，还曾想找胡可的哥哥胡旭（人民剧院副院长）帮助疏通关系。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同志，说清了也就没事了。后来胡老师对丁社长不但不加计较，反而更加尊重了。这也显示了胡老师的为人风格、宽厚胸怀。
１９４６年元旦过后不久，剧社进行了整编。全社下设四组一处，即创作组、演员组、音乐组、美术组和总务处。任命韩塞和胡可为创作组正副组长；郑红羽和胡朋为演员组组长；张非为音乐组组长，焰羽为美术组组长；刘介之为总务处主任。附设的人民剧院的院长仍由副社长汪洋兼任，胡旭为副院长。
剧社刚刚整编完毕，军区政治部又给剧社下达了新的演出任务，重新上演丁里创作的三幕五场大型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胡朋老师仍然担任剧中女主角，饰演奶奶。在根据地时她就有上佳表演；来张家口演出，她还要精益求精。她扮演的奶奶是小脚老太太。在大剧院演出，不比农村，灯光特亮，又有二层楼。将两只大脚展现在观众眼里，她觉得有损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于是她便找到剧院管服装的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因为她裹过脚，胡老师请她给剪个鞋样。胡朋在后台又找了些碎布和旧棉花，亲手缝制了一双小脚女鞋。每次出台她就穿上这双鞋，大大增强了这一角色的形象性和真实感，因而也博得了观众的赞赏，感动了其他演员。
我当时也在剧中扮演儿童，给田华扮演的大姐姐充当小弟弟，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深为胡朋老师的敬业行为所叹服。
《子弟兵和老百姓》在张家口是继《白毛女》之后，非常受群众欢迎的戏，所以也是日夜两场，一直演到春节过后。
过了春节就是１９４６年的２月中旬了。胡可老师创作的《戎冠秀》一剧，经过反复加工修改和审查后，已经定稿了，剧社领导决定排练上演，由杜烽出任导演，主角戎冠秀由胡朋扮演。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戎冠秀》一剧投入正式排练。我二姐、表姐也参加此剧，演群众角色，在实践中锤炼提高。而我感觉到自己年龄太小，文化过低，缺乏表演天分，加之形势不稳，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所以，经过领导同意，我于４月初随边区运输队复员的几位老乡，离开张家口，步行８天回到了家乡，继续上学，从初小、高小、初师、中师，一直上到师范大学。１９５８年毕业后留山西大学任教。１９５９年又赴武汉华中师大进修，１９６１年返校教古典文学。几十年间再没有机会与胡朋老师会面，但在电影、电视屏幕上却经常看到胡老师的影子。如《白毛女》中的王大婶，《钢铁战士》中排长的母亲，《南征北战》中的大娘，《回民支队》中的马母，《槐树庄》中的郭大娘，《烈火中永生》中的双枪老太婆，《山重水复》中的罗奶奶，《乔迁》中的陶志奶奶，《同仁堂传奇》中的老夫人等。每当我从影视屏幕上看到胡老师所饰角色时，都兴奋不已。听同学、同事们议论起来，对胡老师的演技也赞不绝口。她与曲云、王玉梅被称为我国影坛上扮演老太太的三大明星。
另外，从同志口中，从报纸杂志上我还知道胡老师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作过艺术指导，在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当过创作员，离休时为军职干部。
她还担任过中国剧协第三、第四届理事，出席过一、二、三、四届全国文代会，出访过苏联、南斯拉夫、民主德国、波兰、越南、古巴等国。１９９１年获中国电影学会特别荣誉奖，１９９５年被选为“中华影星”。她的辉煌，在抗敌剧社老战友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回阜平拍外景
１９８２年７月，胡朋老师又回到了她阔别近４０年的阜平。这次是随《柯棣华大夫》影片摄制组拍外景的，她在影片中扮演柯棣华的房东、抗日老大娘。说来也巧，她早就和柯棣华大夫有过缘分。那是在１９４２年的春季，胡朋参加由郑红羽、杜烽率领的小分队，由河北平山县出发，越过太行山到敌占区定襄、崞县（今原平）一带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不料被敌军包围在崞县神岗头村。在突围的过程中，女战友方璧中弹牺牲，崔品之被俘遭杀害，杜烽与两个男战友跳崖摔伤。胡朋左脚被子弹击中，后被我军掩护送回到平山后，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给她治好了脚伤。４０年后她参加了影片《柯棣华大夫》的演出。
为了演好抗日老大娘这个角色，胡老师在阜平访问了白花村模范人物王得荣等当年积极参加抗日的老大娘。
８月１５日，胡朋利用休息时间，由主管文教的副县长、我二姐顾金兰陪同，回我们凹里村访问。她先到我家，当时我母亲重病在床，听说胡朋来了，马上挣扎着坐起来说：“我的老朋友来了！”胡朋紧接着说：“我是你的孩子！”她顺手从提包中取出一包高级糖给我母亲，并说：“本想在北京买些高级点心带来，怕天气热坏了，请大娘好好养病。”胡老师又说了好多安慰的话，辞别出门时留下了眼泪。
之后，胡老师由我二姐引路，到小学校去赠书，并对着四位老师宣读了她和胡可两人给我村小学的一封信。
从小学出来，胡老师又到她曾住过的房东家，还有当年结婚时借给她房子的户主家去访问。老房东陈大娘已经８４岁了，听说胡朋回来了，马上出门迎接，胡老师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还这么健康，心里十分高兴。不一会，老支书韩得民，当年村剧团跟胡老师学过演戏的积极分子韩得录、顾真、顾王玉 、赵清忠等都来了。大家围在一起，故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那种激动场面，很难见到。
９月１日，我在太原收到母亲病逝的电报，立即请假乘车赶回奔丧。后事处理完后，二姐向大哥、二哥和我详细述说了胡朋来阜平拍外景，以及回我村访问的情况，我都原原本本地记了下来，如上所述。
９月６日下午，我到我村小学去了解胡朋赠书情况，校长王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他取出胡老师赠给学校的书目让我看，只见有《小学语文基础训练》、《小学生应用文选讲》、《文明礼貌常识》、《人生漫谈》、《在人生的岔道口上》、《道德、情操、风尚》、《团旗为什么这样红》、《成才之路》等共１０３册。看来胡老师这些赠书，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很有针对性，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读本和参考书。
胡朋、胡可的信，也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办公室墙上。全文如下：
凹里小学全体师生：
你们好！
我们是晋察冀军区抗敌社的文艺工作者，曾在晋察冀山区、特别是阜平地区战斗过。并在你们村庄住过，受到了乡亲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军民共同度过了战斗年代的艰苦岁月。阜平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今天我们有机会到久别的故乡看望乡亲们，谨送上课外读物１０３册留作纪念。另有时间请替我在书上写几句话，让我们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共同为建设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贡献我们的力量。
致以
敬礼
胡可
胡朋
１９８２．８．１５
我将全文抄了下来，无意中发现赠书的日子，恰好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日子。我算了一下，正好是３７周年。我想胡老师选择这个日子，恐怕不是巧合，而是有她的用意的。
９月７日，我与二哥顾棣一同前去阜平县城，到《柯棣华大夫》摄制组的住处看望胡朋老师。可是来迟了一步，胡老师在她的戏拍完后已于前两天返回北京。未能见到她，甚感遗憾。然而又让我们高兴的是见到了原抗敌剧社的另两位同志——田华和苏凡。他们刚从外景现场回来，田华没有在影片中饰角，而是以顾问身份来帮忙的。苏凡则是《柯》片的导演之一。分别快４０年了，能在这里重逢，格外高兴。
重逢在北京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原抗敌剧社的老同志在北京聚会，纪念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５０周年，我也应邀参加了。９日晚我乘火车连夜赶往北京，１０日一早到了会议地点——解放军艺术学院小礼堂，门前小广场上已经来了许多人。会议组织者华江招呼大家签名，在人群中见到了张非、杜烽、顾立高、田华、苏凡、车毅、王久晨等老师，还有我大姐、二姐。二哥原在画报社工作，这次也应邀为大家照相。
不一会儿，胡朋、胡可夫妇到了，我赶紧迎上去和二位老师打招呼。胡朋老师看着我细细端详了好一会也没有认出我来。从１９４６年在张家口分别，已过去４６年了，当时我才１２岁，现在已是５８岁的老人了，她自然难以认出我来。二姐从旁向她介绍后，她才点头示意，想起了小时候的我。我与大姐、二姐抓紧时间和他们夫妇合影，留下了难忘的纪念。
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大会开始了，要大家进去，我们只好分别进了礼堂。
第二天到香山公园联欢，没有看到胡朋，胡可说她身体不适，没来参加。第三天外地同志分别到在京同志家中联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应张非、华江夫妇邀请到他们家畅叙。我因为学校第二天还有课，不得不提前告别大家，匆忙返回太原。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抗敌剧社老同志再次在北京聚会。我接到通知后，准备前往。可是到了那天我正好有事，未能去成。之后我在大姐给我寄来的录像上，又看到了胡朋老师的形象。她以８５岁的高龄坐轮椅前去参加聚会，并由两人搀扶着在扩音器前讲话。她那铿锵有力的讲话，让大家兴奋。谁知自那以后还不到两年，她竟溘然去世了。故写此文以作为对胡朋老师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