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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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3 09: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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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动员对于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明争路发展为武装起义,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更与成功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与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动员既有继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还体现了时代的创新性,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开展的社会动员,其领导者、动员方式、动员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的各种社会动员都产生了示范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保路运动;社会动员;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135-13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因而当我们回眸再看辛亥革命时,有太多的感悟。百年来,有无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对辛亥革命进行过总结和研究,特别近30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以致出现所谓的学术高原现象,要在辛亥革命这个领域内寻找一个新课题似乎很困难。但学术之树常新,当我们变换一个视角来对历史进行思考时,就会突然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期,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等,这些运动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任何大规模的民众参与行为通常都是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中实现并养成的,因而社会动员对社会发展的趋向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相较于沿边沿海等省,较为闭塞,但四川的保路运动竟然可以后来居上,一鸣惊人,从少数社会精英的喃喃自语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而最终发展为推翻清王朝的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30年前隗瀛涛先生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中对四川保路运动为什么能够发生、发展有过较为精辟的阐释,特别是从川路租股的征收,分析了铁路如何与四川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成为四川保路运动不断深入的重要原因。另外,章开沅、林增平二位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二位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外,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的若干论著均有所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较少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关注辛亥革命。历史上任何一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如果没有高效的社会动员,要成功地发动和顺利地进行,都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保路运动并非兴起于四川,“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其后湖北和广东等省也相继兴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得最晚,而当湘鄂粤保路运动相继偃旗息鼓后,唯有四川保路运动却在不断深入,最终演变成同志军起义,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因而,当我们转换视角,从社会动员的视域来思考湘鄂粤川四省保路运动时,就会有所发现,其他几省虽然也在保路运动开始之初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但由于社会动员不深入,未能有效地整合社会不同群体,未能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保路运动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不够,致使运动不能持续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保路运动的社会动员形式和规模远远超越了两湖地区,并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能够引导民众积极参与运动,由此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开展。

社会动员也称之为社会发动,即社会某一群体的组织者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历史上的社会动员更多的是政治动员,每当社会出现重要变革或转折的时候,就会发生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作用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类型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体崩溃的原因”(①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次发生社会变动和农民起义,社会变动的组织者或起义的领导者经常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都广泛地运用了社会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革命洪流中。而有效的社会动员对于这些重大社会活动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现代社会动员方式开始出现,而辛亥革命与现代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由于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和集资的方式,使四川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因清王朝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颁布变得更为紧密和复杂,因而四川的铁路股东和地方政治精英要起而保路,就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发动广大民众参与保路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正是由于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策略,从而才使四川保路运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同志军起义,因而四川保运动的社会动员形式和动员规模,决定了保路运动发展的速度与特征,这也正是四川保路运动与两湖保路运动的一个重要区别。

一、四川保路运动的社会动员方式

(一)组织动员

现代社会动员与传统社会动员相比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就在于现代社会动员的组织性和秩序性。一般来说,正常的现代社会动员都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不是杂乱无章、失去控制的。四川保路运动的组织者所进行的社会动员一开始就按照现代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组织动员、层层动员和领导动员,从而使运动有了基本的保障。

四川保路运动开始阶段,仅有少数铁路公司股东和立宪派人士在呼吁,但声势甚微。真正发生转变是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1911年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开会,“到会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于是大家决定立即组织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正是由于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四川保路运动从此进入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社会动员阶段。

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一开始就符合现代社会动员的基本要求,即首先进行组织动员,构建领导核心,这成为四川保路运动能够持续发展的一大关键。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当日,即选举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伦为副会长。四川保路同志会下设总务、文牍、讲演、交涉四部,各设部长一人,采取自报公议方法产生(①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咨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咨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咨议局副议长罗伦任交涉部长。各部分工明确,部以下又设有相应的分支机构,其层级管理高效有序。到讲演部工作的,全属高级学生;到文牍部工作的,以新闻界、学界为多;到交涉部工作的,则为居民和工商界为主;铁路公司的全体人员则都参加总务部的工作(①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四川保路同志会不仅一开始就形成了领导核心,而且也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科层式管理模式,保路同志会的组织结构清晰地反映出了当时正处于转型期的四川社会网络结构及复合性,组织设置的合理性促使了保路运动社会动员的顺利开展。

此外,各地保路同志分会主要领导人员也大都为在国内、川内或当地享有一定声望的人士,其中有立宪派、同盟会员、哥老会成员、乡绅,也不乏已在清政府中谋职的人士,他们在当地的声望很好地促进了社会动员的进行,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也促成了社会动员的成功。立宪派人士、各地绅士和留日学生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四川保路同志会一方面通过他们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社会动员提升了自身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声望,使广大民众对他们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从而将他们作为四川人民利益的代表。长期受压抑的、分散的民众需要有人来组织、来引导,而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咨议局的领袖们和各地的士绅、新式知识分子主动站出来,扮演了运动领导者的角色,使广大民众有了主心骨。当时,社会动员也只能由已经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立宪派人士与社会精英来组织、发动和引导,参与过大规模政治活动的立宪派人士的社会能力也因此得到提升,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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