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才配做大学校长？这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成问题的。所谓不成问题者，就是假若一切学校行政入于正轨，同时社会上一切情况也在正轨之下，那么一个大学校长做事便十分顺手，任何人也可以当大学校长，还有什么问题可言？然而中国情形不然。社会上的许多因素（不利于办好一个大学的因素）是存在着的，这已经此牵彼掣，再加上校内人事重重，一个校长的人选便真难了。
如果我们从这个实际的观点来论大学校长，则大学校长在未进大学之门之前先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为什么要有学术地位？道理很明显，如果没有学术地位，不能保留好教授，也不能欣赏好教授，更不能罗致好教授。一个大学要办好，当然学术第一，教授第一。从前有人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是对极了。从这个观点论，市侩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党棍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军人不可以当大学校长（除非他兼有学术地位），财阀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官僚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因为“物以类聚”，如果这些人当大学校长，真正学者便一定裹足不前了。单是学人，而没有学术地位，也不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心胸和眼界有关，眼界高则心胸才能大。在高一程度的人可以了解低的，而低一程度的人不能了解高的。我们不但要求学者当校长，而且要求有学术地位的人当校长，就是因为既有地位，则眼界必高，心胸必大，然后可以留住好教授，物色好教授，培养好教授，大学才不失为大学。
为什么又要有政治地位？这也是中国的现实环境使然。如果一个大学校长而没有政治地位，他将争不到经费，他将受不住外界的风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便什么事办不成，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受不住外界的风浪一点却更为重要。因为在许多侦察的眼睛环伺之下，不免有教授或学生被认为“思想有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还倒罢了，有时不免是出自“过敏”，或出自挟嫌，那才真是冤枉。而此所谓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教授或学生，却往往颇有优秀分子在内。假若一个大学校长而不能挺身出来，这些优秀分子便将逐渐被迫害、被淘汰，一个学校的素质便会在无形中低落了下去了。去年我在南京碰见一位大学校长，我问他学校的近况，他说：“非常安定，因为我们学校里没有闻一多”，他仿佛很庆幸而自慰的样子。这完全是怕事的表现，但也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校长的悲哀。大概如果有了闻一多，他便不知道感觉有多么重的负担了。如果外间稍有压迫，他又不知道将如何畏缩了。我们先不管闻一多的政见是否正确，但像这种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有出入的教授或学生，在一校总是难免的，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没有政治地位便很难保障他们的安全，学校里自然不必鼓励一个教授或学生的某种政见，但至少在不致影响他的教学或求学的限度之下，应该有力量抗住外界的压迫。这个力量，如果从道义的观点看，自然靠人格；但如果就现实的观点看，则同时要靠政治地位。我们说一个大学校长有了政治地位才能争到经费，才能受得住外界的压迫，这明明是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之下，却正是如此。目前中国讲“通融”，讲人的关系，没有什么制度可言，没有什么法治精神，也没有守法的习惯，等到一旦中国完全现代化了，自然不是这副样子，然而就目前论，我们从实际出发，却只能这样想法。因此，政治地位便也是大学校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了。
政治地位之外，还有一个条件是社会地位，二者相似而实不同。有政治地位的人不见得就有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见得就有政治地位。所谓社会地位，就是不但要有许多人晓得社会上有这么一个人，而且都能欣赏这个人，换句话就是，有名誉，有人缘，说出话来有很大的比重，为人重视等等。这样一个人当大学校长，才可以起领导作用。所谓领导作用又不限在校内，一个大学校长不但是对校内负责，他同时又是社会上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所以他的一言一动，对社会上也都有作用。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的代表人，假若想要社会上对一个大学有敬畏之心，这个校长便先要为人敬畏了。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大学校长，做起事来才方便，说起话来才响亮，这不但关系一个学校的发展，而且关系一个时代的风气之转移。如果我们寄予大学的使命越多，我们便越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有着社会地位的一事的重要。
可是只有这三个条件就可以把大学办好么？我们认为还不尽然。原因是，这三个条件只是“必需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不成，但单有这三个条件还是不成。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大学校长的人才的性质。说穿了，也很简单，这就是，我们要求于他的是他的“通才”，而不是他的专长，我们在实际上得惠于他的是他的“治事”，而不是治学。这一点非弄清楚不可，一个大学校长自身，尤其非弄清楚不可，因为这才真正是一个大学校长成败的关键。再拆穿了说，现在一个大学校长当不好，往往吃亏在“总务”，或则用人不当，或则不能驾驭。结果你只好狼狈而去了。
一个大学校长而由学者出身的，当然占多数。既为学者出身，他当然原有一种专长。这样的人当了大学校长，他每每忘记他在当一个大学校长时所要贡献的，却并不是他的专长，而是他的通才。我们看见过不少这样的大学校长：有的在教授德文，因为他自己的所长是德文；有的在教基础的数学，他每周有十八小时的数学课，满手都是粉笔灰，连见客的工夫也没有，大小事便都由一位秘书在盖章而已；有的在教交流电、直流电；又有的将要教史学方法……我们不否认他们的热心，然而却因此耽误了不少的事情。一个大学校长是一个领袖人才，他的本领在能罗致专家，让专家安心教学，就是他的成功。他不必自为专家。如果他请到好的德文教授、数学教授、电学教授、史学教授，让这样的教授好好住下去，这就是成功。如果必须自己出马，这门功课才有起色，则一个大学校长并非万能，其他功课又将如何？而且一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既为教课占了不少时力，则统筹全校的责任便势必不能全尽到了。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能调度的宋江，而不是一个手抡板斧的李逵。倘以李逵代宋江，鲜有不偾事者。这是专家与通才之别，也是一个普通教授和一个大学校长不同处。我们不是说一个大学校长不能由专家充任，却是说就他身为大学校长论，那专家的身份用不着。如果用得着时，反而耽误事情。
我们方才又说，我们期待于一个大学校长的，是他治事的本领，而不是治学的精神，这也是显而易见。大学校长的主要功用并非自己去学，自己来教，却是让其他人得以学，得以教。这得以学、得以教的条件，却都是书本或实验室之外的东西，这是房舍，这是教具，这是饮食，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粗浅的，然而又非常现实的一点一滴的经营。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把房子盖得东倒西倒，而总务庶务之流，却养得肥头大耳，这不是失败吗？一个大学校长如果让治学的教授奔波悲叹于柴米油盐，或则房舍分配不足不公，使人无立锥之地，这样还讲什么学，这不是失败么？在战争的期间所遗留的一个坏现象，现在却仍数见不鲜，这就是各大学里总务高于教务，职员高于教员，凡是教员所应得的福利，却必须去向庶务之流“称兄道弟”，“作揖叩头”，然后才仿佛得到“恩典”。大学教授的尊严何在？这不是失败么？……要避除这些失败，就需要一个大学校长有治事的本领了。所谓治事的本领，就是他须公平，他须善于用人，让人有专责，他须定出办法而能贯彻，不要朝令夕改。
至于说一个大学校长须不贪污，须不营私，须不培植私人的势力（如造成清一色的门罗主义等），须不拿公家的财力物力去囤积谋利等等，总之，他须是一个好人，这不待言。以上所说，都是就他之够一好人之外的条件去说的。
上面是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的大学校长人选的标准。如果有这样一个大学校长，大概学校可以办得好。我们要拥护他。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大学校长未进大学之门之前，我们要求他有学术地位，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在他既进学校之后，我们要求发挥他的通才，我们要求施展他的治事本领。再加上，他起码是一个公正负责的好人！
或者说：像你这样所谓一个大学校长，恐怕也不只一个大学校长了，就是政治的各种首长，也不过如此。我说：这个当然，因为道理本是一般无二的！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写于北平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重要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
近年来，由于国内多所著名高校校领导贪腐行为的被揭发、处理，“高校贪腐”引起公众持续关注。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胜任大学校长？1947年，李长之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因素”出发，提出做大学校长须有三个“必需条件”——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还必须“起码是一个公正负责的好人”。
李文收录在他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小册子里，去年编入商务印书馆的“碎金文丛”第一辑。此书所收的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其时李长之先生还只是一位三十挂零的文学青年，提出的却都是关乎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论题，而且充满了足以惊当时、启后世的真知灼见，不能不令人钦佩与感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教育的复兴，重温这篇67年前的短文，对我们如何深入理解实现“中国梦”当不无补益。（宇文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