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公共艺术发展史上的著名作品《倾斜的弧》进行了介绍,并从作品本身和作品的影响力出发,分析、讨论了公共艺术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倾斜的弧》;极简主义;公共空间;公共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97-02
1989年2月15日,天还未亮,一群警察和工程人员来到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广场。在起重机的轰鸣声中,几块巨大的钢板被吊起,运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仓库中。清晨来上班的人们发现广场变得空荡荡的,只有地面上留着一条长长的弧线,提醒着人们曾经有一件巨大的雕塑在这里以不妥协的姿态矗立了七年四个月零十五天。
《倾斜的弧》是著名的极少主义雕塑家理查德·塞拉的作品,其材料和制作手法为典型的塞拉风格,是一件精彩的现代艺术作品。作品的方案经过了两年的酝酿和评估,花费17.5万美元,最后却以拆除告终,而且拆除费用也高达3.5万美元。雕塑拆除了,但是争议并没有平息。政府、艺术家、新闻媒体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20年过去了,公共艺术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对此事件展开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公共艺术政策制定者和公共艺术家更全面地思考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道路。
一、《倾斜的弧》作品始末
1979年,美国联邦总务局委托雕塑家塞拉为联邦广场创作一件雕塑。
1981年,艺术家的方案通过,《倾斜的弧》安装在联邦广场。作品安装之后,就有市民提出反对意见。
1985年,联邦总务局纽约地区主管威廉·戴蒙德组织听证会,讨论塞拉的雕塑是否应该迁移位置。虽然听证会上大部分发言人表示希望保留《倾斜的弧》,听证委员会仍然建议迁移。联邦总务局华盛顿执行主管德怀特·尹克试图为雕塑找到合适的迁移地点,未能与艺术家达成一致。
1986～1989年,塞拉几次试图通过法律程序阻止《倾斜的弧》被拆,未果。
1989年,《倾斜的弧》被拆除。
二、《倾斜的弧》作品分析
《倾斜的弧》是一块巨大的弧形耐腐蚀钢板,长36.6米,高3.66 米,厚6.35厘米,其形状、尺寸、位置是艺术家根据联邦广场这一特定环境而设计的,横卧在广场中间。以法官Edward D. Re为代表的公众(主要是在此上班的市民)提出的反对理由为成本太高、难看、不方便(穿越广场时必须绕过这个巨大的雕塑)、招来涂鸦等。
从实际层面考虑,上述理由中的成本太高一条很难成立。首先,《倾斜的弧》使用的材料是耐腐蚀钢,作品追求的视觉效果就是生锈、陈旧、粗糙,所以,维护成本并不高。其次,拆除雕塑实际上大大增加了成本。所以,真正引发不满的还是第二条和第三条理由:外表不讨巧、隔断交通。
对于习惯于古典艺术审美方式的普通观众而言,这件作品的确不太优美。虽然塞拉声称主要的交通线并未受阻,但是习惯眼望前方、脚走直线的人还是会对小小的折线感到恼火;况且它的尺度也并非和蔼可亲,站在这块摇摇欲坠的钢板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对于自信十足的法官、政府官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倾斜的弧》的替代品——1997年出现在联邦广场上的由景观建筑师玛莎·施瓦茨设计的明快的绿色长椅,它们围绕着绿色植被在广场上蜿蜒了518米,而且功能性也得到了充分考虑——附近上班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坐着吃午饭,这个方案的确非常讨人喜欢——外观漂亮,功能实在,完全站在了塞拉作品的对立面。它可以说是一项成功的市政建设功能,建成之后也没有发生过争议。但是,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它的力量却完全不能和《倾斜的弧》相比。
绿色长椅令人愉悦的外表和具体的使用功能,经过或者使用它的市民会自然接受它的存在,因此,它是一件会被忽视的作品。这件作品的可移植性也很强,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建筑(方盒子)都能与之和谐共处,所以,它在联邦广场的存在就像芭比娃娃的裙子,是一件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美丽装饰。
《倾斜的弧》正好相反,它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与公众“碰撞”,没有人能够忽视它、避开他。联邦广场的四围,分别是雅各布·K· 嘉威茨联邦办公楼和国际贸易法庭,以及百老汇大街和沃尔斯街,其中百老汇大街方向因为有一片绿地,是最佳视野方向。
塞拉的一道弧,以最小的交通阻塞为代价,准确地阻挡住了大厦的两个出口,让“碰撞”变得不可避免,所有从大厦中出来的人必须面对它。这种不可协调的不愉快触及的是人们最基本的身体感受,它迫使你思考: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它想说什么?当你开始思考,你的体验也开始成为主动的、有意义的:“观看者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在穿过广场这一运动。雕塑随着他的移动而发生变化,或收缩,或延展。一步一步中,对雕塑的感知在变化,对整个环境的感知也在变化。”或许它最后也能带来一些快乐,是思考的快乐,是人类作为理性生物独享的快乐。可是现代人常常会主动放弃这种快乐,在很多人眼中,艺术如果不美,艺术如果不能带来感官的快乐,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倾斜的弧》最终被拆除了。
联邦总务局曾经提出折中的方案——迁移,但是被艺术家拒绝了。因为这件作品和联邦广场这个特定的地点是紧密相连的,失去这种联系,就没有了意义。在物理层面,它们密不可分,因为弧的尺寸、角度都是为这个空间而设计的;在意义层面,它们同样密不可分,因为驻扎在大厦里的机构是联邦贸易法庭,是商业化、现代化的典型象征,极简主义艺术是它的产物,也是对它的反动,它的意义是在联邦广场这个环境中生成的。一旦这道弧迁移到博物馆或者城市的某个公园、某个角落,它倾斜的姿态就会变得莫名其妙、失去力量。就此而言,塞拉的作品的确比施瓦茨的作品更有价值。
三、《倾斜的弧》拆除引发的思考
但是这道弧终究还是倒下了。它的倒下留给我们太多思考。
首先引发的是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公共艺术是指公共空间的艺术,这是个操作性很强的定义。但是公共空间的艺术应该具有哪些特性呢?它们是否应该迎合公众的审美取向和功能需求?
公共艺术的主要功能是 “为人民服务”,如果以能够满足的公众人数为判断标准,恐怕商业艺术的形式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但是在娱乐文化喧嚣的当代,资源有限的公共艺术似乎可以做一些“锦上添花”之外的事情,为文化的多元性做出一些贡献。
由此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艺术家、公众与政府的关系。
公共艺术的决策者应该是专业的策划人、艺术家还是市民?如果是艺术家,是否确保艺术家将个人兴趣与公共利益有机结合?如果是市民,谁来代表市民发言?政府能成为合格的代言人吗?在《倾斜的弧》事件中,联邦总务局纽约地区主管威廉·戴蒙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艺术家认为戴蒙德个人对这件作品的厌恶影响了决策走向,听证委员会成员大部分和戴氏是一个派系,所以,尽管听证会上180位到场者中122位赞成保留雕塑,由威廉·戴蒙德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还是做出了拆除的决策。在艺术家、公众、政府组成的这个三角中,没有上帝,要在尽可能减少冲突的前提下,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只能依靠合理的程序。而程序是这一事件中最能激发大众讨论的部分:一方面是创作程序,另一方面是拆除程序。
《倾斜的弧》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批准的,公众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迫接受了这一作品,艺术家后来试图与公众直接对话,引导公众体验作品、理解作品,结果却未能实现;玛莎·施瓦茨的作品在施工之前,将方案张贴在大厦里,让公众有机会了解作品、接受作品。程序的改变并没有在实质上影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但是两种不同的程序对于公众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冷漠的教训,后者是温和的教育,公众的反应自然也会不同。
拆除的程序则应该更为谨慎。艺术史上众多优秀作品因为超越了时代,所以,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往往需要历经数年才能为人所识。当公共艺术作品引发争论的时候,应该迫不及待地拆除它,还是应该等待数年、盖棺定论之后再做处理?《倾斜的弧》事件发生之后,“公共艺术的保护期”这一概念出现在美国公共艺术界,各界对此达成了共识:如果不能轻易判断公共艺术作品正确与否,对于有争议的作品不能因为公众的反对而轻易废除,而是应该设定一定时限的保护期,增进公众和作品之间的沟通了解,在保护期结束之后再决定作品的存废。实际上,在很多艺术家看来,作品和公众沟通的这一过程也是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艺术作品意义生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公共艺术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