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18日下午，一辆黄包车在繁华喧闹的上海法租界匆匆穿行，车上坐着一位清瘦的中年男人，他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黄包车在萨坡赛路14号停了下来，他敏捷地跳下车，大步迈入一座寓所的大门。不久，寓所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随即有几人神色慌张地逃出大门，而中年男人却倒在了血泊里，头部中弹，气绝身亡。此人即是辛亥革命时期显耀一时，且颇具争议的风云人物，被孙中山先生赞誉为“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的陈其美，遇刺时年仅38岁。
集革命党人与青帮头目两种身份于一身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1878年1月r7日。父亲陈延佑是个秀才，因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做些文字笔墨事务，家境小康。陈延佑生有三子，长子陈其业(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幼子陈其采。陈其美15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趋衰落，后经亲戚介绍，来到崇德县的善长当铺做学徒。
当铺的升等制度严格又刻板，只有在上一级职员缺额时，才能升补。陈其美刚进当铺时，学徒名次排在第12位，过了近10年才升到第3位，但仍然是学徒。当铺的生活枯燥乏味，这让天性奔放的陈其美时常有压抑和厌烦之感，他对外面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无比向往。
1902年春，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况，这让陈其美意识到不能再坐井观天、蹉跎岁月了，“内地见闻囿隘，决易地改业，以扩新知”。
1903年春，陈其美毅然辞去当铺的工作，来到神往已久的上海，在同乡开办的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
1905年4月3日，年轻的革命思想家邹容在上海监狱中病逝，举国震撼。4月5日，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愚园召开邹容追悼会，蔡元培发表了重要的革命演说。陈其美听后，内心深受震动。他深刻认识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
1906年夏。陈其美得到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他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第二年，又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该校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日本人寺尾亨出面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1908年春，陈其美奉命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时，同盟会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多次发动的武装起义几乎全部失败，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尤其是1907年徐锡麟、秋瑾浙皖起事失败后，“清吏照会沪租界当局大索党人，人心为之汹汹，诸同志多他避之”。同盟会在上海的党务工作几乎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工作也无所进展。面对如此险境，富有冒险精神的陈其美挺身而出，往返于沪浙及京津各地，多方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由于叛徒告密机关遭破坏，陈其美也险些被捕。同年夏，拟与浙江会党首领张恭等策动浙江起义，又因叛徒刘师培出卖而未果。1909年至：1910年，陈其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曾协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兼访事(记者)，积极宣传革命。
与此同时，陈其美非常注重“联络商团，沟通士绅”。由于他长期从商，在商界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加上其灵活圆通的交际手段，很快就促成良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势力结成联盟，商人团体成为其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支柱。陈其美结交的商界闻人众多，其中沈缦云、王一亭、虞治卿、叶惠钧等后来都加入了同盟会。
陈其美素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平生以冒险为天职。他曾加入著名的帮会组织——青帮，并成为上海青帮“大”字辈的大头目。青帮是清初之后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民间秘密会社之一，起于漕运，流布江南。后因海运兴起，漕运没落，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当时上海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秘密会社成员，而青帮所占比重最大。青帮一向提倡“替天行道”，清朝末年，不少青帮弟子也开始从事反清活动。
陈其美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打开了局面，掌控了难以驾驭的帮会势力，并使之成为从事秘密活动的得力工具，他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的帮会中势力很大，当时“上海的戏园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他在租界里设革命机关，在妓院里联络革命党人，赁居租界马霍路德福里，“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外间仅知德福里为游宴之场，而不知为发纵革命决定大计之所在也”。
陈其美利用帮会，这与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做法并无原则区别，因此不能简单草率地给他贴上“黑帮”、“大流氓”的标签。但陈其美对帮会势力只知利用，不加改造，以致他所信任的太湖帮首领应桂馨后来成为暗杀宋教仁的主凶，会党头目刘福彪被袁世凯收买，破坏“二次革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开了游民涉政的恶例，对此陈其美是有很大责任的。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确立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宗旨，选举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潘祖彝、杨谱森为领导，陈其美负责庶务部。该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奔波在外，上海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陈其美负责。他“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军火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各省盟友随时住宿、联络、会议，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应该说，中部同盟会在反清革命中能发挥核心作用，使“党势为之一振”，陈其美功不可没。
从1908年回国，至辛亥革命前夕，陈其美打造了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即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商界势力为依托，以帮会为工具；同时，又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都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中山曾指出：“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
辛亥之大局，“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
1911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斗志。很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脱离清廷、宣布独立的狂潮席卷中华大地。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做出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重新起用有雄才大略但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督
办湖北“剿抚”事宜。
为了迎接袁世凯的到来，袁的嫡系、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在10月29日下令向汉口大智门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放弃汉口外围，退守市区华界。危急时刻，同盟会领袖黄兴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出任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汉口保卫战。冯国璋见革命军士气大振，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随即引发一场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大片房屋化为灰烬，很多平民葬身火海。三天后，昔日繁华的汉口华界只剩下漆黑的焦土。由于大火而失去防守依托的革命军，牺牲惨重，士气受挫，加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诸多因素，被迫于11月1日分批撤离，当夜汉口失守。
袁世凯的东山再起，使清廷的反攻初见成效，同时也给革命党人造成巨大压力。面对岌岌可危的武汉，面对辛亥革命的火种眼看有被扑灭的危险，陈其美立刻和同志们商定，火速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以求让武汉转危为安，而东南半壁亦可传檄而定!
11月3日上午，陈其美率众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志——青天白日旗，随即举行武装起义。11时，闸北民军迅速占领巡警总局。下午4时，敢死队烧毁道台衙门，一举占领上海县城，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县令田荣宝逃往租界。随即，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江南制造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有清朝的重兵把守。陈其美亲自率领武器相对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奔制造局。由于清军已做好防备，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之火力强大，民军的两次冲锋均告失败，伤亡惨重。陈其美意识到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避免更多的伤亡，遂下令停止进攻。他与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清军，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却将陈其美强行扣押，并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其后，李平书和王一亭、沈缦云、李燮和等急调增援兵力，于深夜发起猛攻，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次日凌晨4时，制造局终被攻克，陈其美获救，上海全部光复。上海光复，亦推动了苏浙的独立。
陈其美不避危殆，勇闯制造局，深入龙潭虎穴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11月6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近60人在海防厅署集会，筹组军政分府。会上有人提议，上海为交通大埠，仅有军政分府不够，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召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与会者均表示赞同，陈其美遂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其后，在陈其美的领导下，雄兵北进，直捣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得知后吓得心惊肉跳，立即把原驻浦口的江南提督张勋的巡防营调驻南京城内，纠集2万余人，负隅顽抗。陈其美立即与苏、浙军政府磋商，组成江浙联军，请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出任总司令。
为了师出有名，陈其美还发布了二则《檄南京文》，历数清朝封建专制的种种罪行，指出“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
11月22日，江浙联军开始进攻南京，士气始终非常高涨。12月2日，经过多日激战，最终攻克南京。作为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陈其美参与始终，做出重要贡献。
苏、浙、沪三地，历来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个地区的光复，大大加速了清廷土崩瓦解的趋势。
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对陈其美发起的光复东南半壁的行动有很高的评价：“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刺杀陶成章，开同室操戈之先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革命元勋陶成章惨遭杀害11月15日，上海《民立报》是这样报道的：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讵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获悉后，立即于1月15日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电文开头的“万急”和结尾的“切切”之词，表达了孙中山对凶手的强烈愤恨，以及敦促尽快捉拿凶手的迫切心情。然而，殊不知制造这一悲剧的元凶罪魁，正是他切盼“严速究缉”凶徒的沪军都督陈其美。
那么，陈其美到底与陶成章有何深仇大恨呢?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生于1878年。早年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时成为塾师，喜读新学书籍。1900年义和团的兴起，激发了他挽救国家危亡的意识，后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4年初回国，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多次谋划起义。
1904年11月，陶成章与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承担实际工作。此后，徐锡麟、秋瑾以及鲁迅等志士也先后加入光复会。1905年，陶成章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1906年，陶成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壮烈牺牲。不久，秋瑾在绍兴响应起义，也英勇就义。此后，清廷下令通缉陶成章，于是他逃往南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可以说，陶成章领导下的光复会，一直重视武装革命，从成立之初至辛亥年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在清廷残酷镇压下，被杀的、被密拿的、被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光复会同志，前后不下5000人。
1908年春，陶成章前往东京接编《民报》。同年秋，他再赴南洋拟筹集经费，以资助江浙进行武装起义。他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但孙以南洋经济恐慌而没有积极予以支持，
致使他与孙中山结下仇怨。从此，陶成章负气不再以同盟会名义，而是改用光复会名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9月，陶成章同李燮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名《孙文罪状》)，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再加上章太炎对孙中山未经众议而接受日本政府馈金的行为极为不满，最终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1910年2月，光复会总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章太炎、陶成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骏骏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道扬镳，陶成章与孙中山的格格不入，都令孙中山十分恼火和头疼，可又无可奈何，这让坚定追随孙中山的陈其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其实，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也有很深的积怨。
历经辛亥的李净通曾有这样的说法：“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
辛亥革命后，陈其美与陶成章的关系更加恶化。陶看不惯陈的帮会做派，时有讥讽，而陈对陶在江浙及上海一带招兵买马，练兵筹饷，建立光复军，大为忌惮，深感威胁，犹如芒刺在背。尤其让陈其美不堪忍受的是，为了筹集沪军军费，陈其美曾多次向陶成章请求援助，可陶不仅严词拒绝，甚至对陈恶语相加： “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的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并进一步嘲讽陈为“杨梅都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推举章太炎及陶成章“代理浙江”。章太炎则称赞“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极力推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虽然陶成章本人力辞，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致电敦促，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浙籍人士中威信极高，难免招致一直想掌控浙江的陈其美的嫉恨。
种种矛盾和怨怼，让陈其美把陶成章视为不可共存之政敌，并且动了杀机，而具体执行的即是蒋介石。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患难与共、情谊深笃。蒋介石日后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主要得益于陈其美的提携。
1905年4月，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本想报考日本陆军学校，由于没有清廷陆军部的保荐而未能如愿，但他却有幸得到了人生中的一大收获，即在东京结识了足以影响其一生的陈其美。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很快结为好友。经陈引荐，蒋介石在日本认识了很多革命党人，使他眼界大开，深受触动。1907年初，蒋介石再度赴日，此次他由清廷保荐得以进入振武学校学习炮兵。很快，他就与陈其美重逢，后来经陈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6月，临近毕业之时，又经陈介绍，蒋介石见到了前来日本的孙中山，并给孙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晤之后，孙中山曾对陈其美表示：“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这次会晤对蒋介石日后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由此他对陈其美的感激之情也日趋深厚。
武昌起义之后，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回到国内，投身到光复杭州的武装行动中。杭州战役是蒋介石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不仅使陈其美对他更加赏识和器重，就连孙中山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为他日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杭州战役后，蒋介石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不久，陈其美与蒋介石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年长蒋9岁为盟兄。
多年的交往使蒋介石深受陈其美的影响，自然也染上了浓厚的江湖习气。虽然蒋介石与陶成章并无个人恩怨，但他却以盟兄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一心要维护盟兄的利益。蒋买通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一起刺杀了陶成章，制造了这桩骇人听闻的血案，开启了革命党阵营内同室操戈的先河。
陈蒋联手刺杀陶成章，带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这样用极端手段对付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政见者，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导致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团体形成水火之势，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失去光复会支持的同盟会，在后来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中彻底失败。刺杀陶成章，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在革命生涯中所做的一件极不光彩之事，永远为世诟病。
讨伐袁世凯，勇任急先锋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偕各国务员向参议院辞职。次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上台后的袁世凯，很快就撕下了拥护民主共和的假面具，露出了专治独裁的真面目，制造了一系列屠杀革命党人的流血事件。从1912年至1913年间，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湖北，袁世凯就下令残杀了2000多名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制造了一起政治大血案。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袁世凯种种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的行径，激怒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是他们决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革命党人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15日，黄兴在南京促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18日，陈其美紧随其后，在上海奋起响应，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为了对付汹涌的反袁浪潮，袁世凯特派心腹悍将郑汝成，统帅北洋陆海军南下上海。郑汝成，字子进，直隶天津人。早年入北洋水师当兵，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时，转投其门下，受到袁的赏识，不断得到升迁。后被选送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堂深造，毕业后回国在清廷海军中任高级军官。袁世凯执政后，郑汝成因出身北洋系，又干练多才、忠心耿耿，深得袁的信任和重用。
郑汝成到达上海后，用重金收买了驻上海的海、陆军，导致陈其美按照预定计划在上海发动起义后，驻上海的海、陆两军相互观望，无一助阵。后来，讨袁军在进攻制造局之时，还受到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两面攻击。制造局之役在相持数日后，陈其美所率各军终因孤立无援而未能得手。随着北洋政府援沪军队陆续抵沪，8月13日，上海方面的讨袁行动完全失败了。
不久，全国各地的讨袁行动也相继失败。曾经轰轰烈烈、持续两月之久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相继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解散及7省地盘全部沦丧而宣告结束。
1914年7月8日，由孙中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出任总理。为了使党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孙中山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此举遭到以黄兴为首的许多老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并拒绝入党。然而，陈其美则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按要求入了党。孙中山对此极为看重，任命他为总务部长，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党内的第一副手。孙
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如此大的权限，相当于“一人之下，诸人之上”。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先后多次派遣骨干回到国内，在各地继续开展反袁活动。1914年初，陈其美奉命前往东北，试图开辟新的反袁基地。
由于东北地区处在袁世凯和日本势力的双重压力下，革命热情远不能同江浙相比，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孙中山便把革命重心重新移到江浙地区。
为筹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起义，陈其美不畏艰险，在日本和上海之间频繁往来。1915年10月，陈其美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他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认为此次起义要从两个关键点人手。第一，控制黄浦江中的海军舰艇，“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第二，除掉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此人是袁世凯的死党，对革命党人一向心狠手辣，是起义的最大威胁，必须擒贼先擒王。
但郑汝成早已有所防范，他深知自己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暗杀的首要目标，因此格外谨慎，平日从不轻易离开戒备森严的镇守使署，出入都有重兵护卫，这让陈其美很伤脑筋。没想到就在苦苦寻找机会之时，机会竟然来了。11月8日陈其美得知，日本天皇将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作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必将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表示祝贺。陈其美认为这将是一次绝好的行枞会，立即于9日召集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的同志开会，经过详细调查和周密分析，最终制订出一个完备的刺杀计划。
10日上午，狡猾的郑汝成为避开乘车经过上海市区的危险，改乘汽艇从黄浦江绕道外滩，再乘车前往日本领事馆。汽艇在黄浦江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郑汝成从外滩上岸，换乘早已备好的汽车继续前行。汽车开到外白渡桥，郑汝成透过车窗看见了不远处的日本领事馆，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就在这时，一颗炸弹突然向汽车飞来，在后轮下轰然爆炸，汽车戛然而止。随即，一个年轻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迅速跳上车沿，左手抓住车栏，右手紧握手枪，对准被炸弹声浪震倒在车上的郑汝成的头部连开10枪。郑汝成的头立时被洞穿如蜂巢，浆血四溅，当场毙命。郑汝成的卫士跳下车企图开枪还击，被另一个年轻人击退。
这两位刺客是王晓峰和王明山，他们在陈其美的部署和指挥下，与各路伏击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刺杀任务。他们在行动之前曾向陈其美慨然表示：“以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他们在被捕后曾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后来，二人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北洋政府，遂遭杀害。孙中山高度赞扬王晓峰等人，“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
除掉了郑汝成，革命党人士气大振。陈其美立即指示蒋介石制定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内容是首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并以此为据点，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然后再夺取制造局。陈其美对此次起义寄予极大希望，身为总司令的他亲自上阵督战。然而，由于海陆联络不畅，使双方没能有效地配合，起义再次失败。
崇尚暗杀，却遭袁暗杀
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陈其美在江浙地区接二连三地策划组织反袁革命活动，对袁世凯构成极大威胁。
对于像陈其美这样有才能且持不同政见之人，袁世凯通常的对策是首先拉拢和收买。民国元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就曾试图拉拢陈其美为己所用，拟任命陈为内阁工商总长，但被婉拒。“二次革命”后，一些革命党领导人禁不起失败的沉重打击，或意志消沉，或隐居海外，有的甚至抵制不住袁世凯的拉拢和收买而变节，最终放弃了革命，可陈其美仍矢志不渝地追随孙中山，积极起事反袁。
为了让陈其美停止革命活动，袁世凯曾多次派人对陈实施利诱和威胁。一次，袁世凯特派陈其美的一位亲友，专程到上海去做说服工作。这位亲友告知陈，袁大总统已专门汇了一笔70万元的巨款到上海交通银行，准备让他出洋游历，考察欧洲工商业，只要他答应，此款随时可取用。陈其美非常清楚袁世凯的用意，可他却淡然地回道，现在党员正很穷，此款借给党里用很好。亲友一听非常着急，强调这笔款只能为他出洋所用，不作别用，如果不肯，袁便将用这笔钱来对付他，总之，这笔钱是为他而用的。意思是，70万元如果买不到人心，还可以买来人头。面对如此嚣张的威胁，陈其美无所畏惧地表示，我干我的事，他听他的便。
陈其美当然明白拒绝袁世凯的后果，他曾撰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
当袁世凯意识到拉拢和威胁对陈其美无法奏效时，便通过其死党、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找到辛亥革命时期曾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过沪军团长的张宗昌(1913年“二次革命”时投降冯国璋)，让张派遣密探程国瑞(化名程子安)、朱光明、王甫庭等人到上海策划暗杀陈其美。 程子安等人来到上海后，打探到陈其美正在为革命活动经费短缺而发愁，便设下一个暗杀圈套。他们先是假装开办了一家企业，名为鸿丰煤矿公司，随后设法收买了与陈其美熟识的革命党人李海秋。一天，李海秋找到陈其美，告知有一家鸿丰煤矿公司，希望以矿产作为抵押，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贷款，如果陈能牵线搭桥，促成此事，鸿丰公司将把押矿借款的十分之四付给陈。正为筹款伤脑筋的陈其美一听此事，未多加思索便贸然应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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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18日下午，陈其美按照事先与李海秋的约定，来到日侨山田的寓所，准备办理合同签字手续。李海秋等人也如约而至。众人寒暄过后刚刚落座，李海秋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是合同底稿忘带来了，要马上回去拿，说完抬脚就往外走。李海秋刚走出客厅的门，两个持枪的陌生人猛然从外边闯入，举枪就向陈其美射击。陈的头部连中数枪，倒在血泊中，顿时殒命。凶手们随即逃遁。
一向精明果敢、崇尚暗杀的陈其美，由于一时疏忽大意，惨遭袁世凯暗杀。这与陈暗杀陶成章何其相似乃尔!同样是收买叛徒，同样是通过熟人。
仅仅18天后，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诅咒和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蒋介石闻知陈其美遇害的噩耗，立即赶赴出事地点。日侨山田因害怕受到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放到了寓所的门外。蒋介石见陈暴尸街头，抚尸恸哭，悲愤至极。他雇车将陈的遗体运到法租界自己藏身的寓所，夜不能寐，痛哭失声。
蒋介石在亲手安葬了陈其美之后，撰写了一篇言辞悲切的祭文，在追叙完陈其美的功德及与其的深情厚谊之后，进而悲呼：“而今而后，教我勖我，爱我扶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位最信任、最得力的革命助手，他悲痛万分，在《祭陈其美文》中称赞其“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1917年5月，蒋介石把陈其美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陈的故乡浙江吴兴的太湖之滨。孙中山亲题墓碑——“陈公英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