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之责，有时亦参加旁听。其初本拟待南京先发难，嗣后汉口失守，汉阳危急，非上海响应，无以解武汉之危，遂决计先从上海入手”。至于让他送信，在他看来，不外“以年龄较小，不易受人注目”。
上海合力的两个核心组织
叙述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合力是如何形成的，绕不开两个组织，那就是同盟会上海支部和光复会。
且说1904年初，留学日本东京的陶成章回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同年10月，龚宝铨、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龚约陶入会。因蔡、章两人并不十分热衷于光复会的事情，他们更愿意把精力用在治学上面，所以一应会务及联络各省会党的工作，实际上都交给了陶成章。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又相继加入同盟会，其后有光复会成员参加同盟会活动的；也有先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的，比如秋瑾。两会虽有合流与交叉，却各有独立机构和组织系统，而且各有自己的筹款渠道。如秋瑾、徐锡麟那次致命的失败起义，就是光复会独立策划的。可以说，光复会兴耶衰耶，陶成章无疑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会稽县人，生于1878年，幼时学于乡塾，通读“四书五经”，曾赴日本留学。1908年后，因政见及在其他诸事上与孙中山产生分歧，陶决定与同盟会分离，力主振兴光复会。是时李燮和在南洋槟港设有同盟会支部，声势浩大，颇得华侨信任，陶即到槟说合李，希望李纠合江浙诸省在南洋的部分华侨，共同上书东京同盟会本部，罢免孙中山总理一职。因同盟会本部未予理会，陶就在南洋重振光复会，推举在东京的章太炎为会长，发售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债券，李燮和把同盟会支部改为光复会支部。而此前，清驻日公使杨枢请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但日本政府既不愿得罪清政府，又不想强逼孙中山，于是便送孙五千元旅费，日商铃木久五郎亦赠款一万元，劝孙离日。
孙接受赠款后，留给《民报》社两千元作经费，其余供给军用。此事一度引起哗然。致使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也称《孙文罪行》），指责孙侵吞华侨捐款，章太炎也撰写《伪〈民报〉检举状》批孙。陶还亲赴东京，与章太炎运动黄兴反孙，但黄不为所动，并致函李燮和为孙申辩。
这些表现在革命党内部的严重分歧，对辛亥革命期间上海起义，乃至民军取得政权后，都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和致命伤。以上海光复前来说，同盟会与光复会就若即若离，互相猜忌设防，甚至拆台。
上海起义时，同盟会的陈其美固然是主角，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光复会的李燮和。李燮和，名柱中，燮和系其字，湖南安化人。资料上说他少有大志，不尚空论。后参加黄兴、刘揆一等在湖南组织的华兴会，他也是黄兴所设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黄兴等人本来策划在慈禧太后祝“万寿日”那天轰炸省城万寿宫，并杀掉那些文武官吏。但由于计划泄露，参与策划的革命党人只能出逃，李燮和也在其中。不久后，适逢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李燮和遂东渡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湖南浏阳、江西萍乡举兵反清，清廷震惊之下，特令湘鄂赣苏四省派兵会攻。李燮和因此和诸多东京同盟会会员回国欲投义师。
然而，李甫抵上海，“闻萍浏党军已一蹶不振，而汉口革命机关之日知会主任刘敬庵等亦被捕系狱，知湘鄂事无可为，乃改途赴香港，欲谒黄克强（即黄兴）面商卷土重来之策。时黄克强已往东京，燮和居香港《中国日报》两月，专候黄回以定进止”。不料有一天得到黄兴传信，说他暂不能离开日本。李燮和于是就一个人去了南洋。后来陶成章也到了南洋，李、陶得以相见，后来又一起到上海，成为参与策动上海起义的重要合力之一。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合力，才保证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的成功。
上海成为反清革命的国内据点
上海在辛亥革命风暴卷起的时候，注定将成为一座不平静的城市。有一个现象现已为人们认同，即反清革命的大本营虽在日本东京，而国内据点则在江南重镇——上海。正因为如此，当东京同盟会总部感到对领导反清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当长江流域革命风生水起，急需得到同盟会的领导和支持时，一则后者鞭长莫及，二则也缺乏领导力度。似乎到了这时，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领导者们才意识到，此前他们的目光对中国长江流域革命情势的聚焦，实在太少。
这个缺失现在既然警觉到了，那事不宜迟，应该尽快拿出方案。于是在1910年7月的一天，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居正等人在东京召开同盟会分会长会议，提出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的联络事宜。此议取得与会者共识。
中国同盟会系反清革命团体，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1905年10月27日，黄兴携孙中山委任书，吸收并委派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第二年，蔡因事他往，同盟会东京本部遂将上海、江苏两家分会合并，由高旭任会长。中国公学即为同盟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中国公学创办于1906年春，是专门为归国留日学生所设。校舍初租北四川路横浜桥民房，拨款支持的正是那位辛亥年因带兵入川而“肇祸”，并因此丢掉脑袋的两江总督端方。中国公学开学后不久，因经费拮据等因，创办人之一的姚宏业愤而投黄浦江自尽。经各方人士奔走呼吁，清政府于第二年在吴淞拨地百余亩另建校舍。清政府和端方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中国公学，会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会集中这么多热心革命的青年志士。他们在这里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发刊《竞业旬报》，传播反清革命思想，培养了一批清政府的掘墓人。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章梓、范鸿仙、谭人凤等三十多人与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管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杨谱笙显然还是一位极具档案意识的人士，他将当时的成立宣言、总会分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成立会签名及通讯处、当选职（成）员姓名、会议记录,以及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人往来信函都保存了下来，后来辑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史料”。倏忽间已过一个世纪，今天重读杨谱笙所辑这些档案史料中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犹可让我们感受到，当年辛亥革命风暴降临前夕的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尤其是一大批爱国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焦灼情状。
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还可以推断，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党人的组织方式如何更有利工作的开展，将同盟会中部总机关设在上海，主要考虑到上海交通便利，方便各省进行联络，或统筹协商。各省设分部，发掘人才，分担责任，也不会顾此失彼。其实同盟会的组织机制一开始就采取的“合议”方法，非常值得研究。首先它是“民主制度”真正的第一次在中国试行。“合议”制最直接的效用就是可以防止出现专制。而且总理一职可以暂且不设，虚位以待贤豪出现，若众望所归，可请其就位。而举义大事，必须经过总部召集各分会进行决议，谁也不得抱野心，轻率发难。总部对于各团体一视同仁相系相纬，秉承信义，种种不上台面的阴谋手段决不能出现。《宣言》（即盟约）还规定，各团体对于总部也要同心同德，大家一起创造时机，而省界同志在情感上也不应存偏见。
读史料文献，重要的不仅在于看其给后人提供了什么，更要看其比前人超越了什么。在这份《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从“吾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中吸取教训后产生的清醒号召：“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故见，不可有也。”
上海作为江南的“门户”，其重要性在这份史料文献中被言简意赅地道出；辛亥武昌首义枪声响起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这样的举措也“挽救”了当时心情正处于无比沮丧中的黄兴。黄兴在欣阅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致他的信后，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回信中写道：“奉读手札，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弟自三月广州败后，自维才行薄弱，不足以激励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徒伤英锐之同志，负国负友，弟百死不赎。”又说，“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
而陈其美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使“党势为之一振”。那一阵，人们看到陈其美健硕的身影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没有确切的档案史料肯定他曾经加入过上海帮会组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陈其美却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他不仅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李平书、朱葆三等上海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陈其美后来组织策动辛亥年上海起义主要靠三支力量，一支是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的军队，还有两支就是陈其美亲自联络的上海商团和由帮会人员组成的敢死队。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考虑到陈其美在上海的人脉优势，他因此受托担任庶务，主持日常工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后来多有文字将辛亥年上海光复首功记于陈其美身上。
然而，公允地说，上海光复应该是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光复会上海支部，以及上海商团民军多方合力的结果：陈其美在争取上海民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和参与革命上树绩；李燮和则在策动淞沪军警反正上建功；上海商团更多地在担当上立勋，三者皆功不可没。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