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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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4 09: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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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广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肇始于晚清,其发端的动因和表现具有多面性。瘟疫流行、西医东渐和清末新政是最主要的三大动因。瘟疫流行从卫生观念层面触动广州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思考和渴求;西医东渐从医疗制度层面推动广州医疗卫生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清末新政从卫生行政层面初步确立近代广州卫生行政系统,最终为广州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支撑和保障。近代广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端的情形,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沿海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肇始的一个写照。

[关键词]广州,公共卫生事业,卫生观念,医疗事业,卫生行政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2-0026-07

加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成为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不过,学界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上海,对于其他城市的研究则较为薄弱Ⅲ。目前,关于近代广州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专论仅有三篇:周瑞坤的《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赵文青的《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和潘淑华的《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这种研究现状与近代广州曾一度作为模范城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来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各种表现及其与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而对于其是如何发端的情形,虽有周氏一文对此专有论及,但并不全面。因此。从广州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意义来论,有必要对此加以探究。瘟疫流行、西医东渐和清末新政,为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发轫的三大因素。本文试图从卫生观念、医疗制度和卫生行政三个层面,来探讨三大因素在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发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瘟疫流行与卫生之道的讲求

前近代时期,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广州是一片公共卫生的沼泽地。街道狭窄,人口密集,居住拥挤;垃圾成堆,随处放置,臭气熏天;饮水不洁,排水不畅,污秽四溢。成年累月,官民对此习以为常,并不在意,也没有专门机构来负责管理。况且广州人一直对各种疾病有着惊人的免疫力,更使他们觉得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平安无事。时至晚清,这种情形开始发生改变。当时瘟疫流行,频繁发生,愈演愈烈,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出现了罕见的城市公共卫生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晚清时期,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是广州瘟疫史上的高发期。据统计,自1840年至1911年,广州共发生瘟疫45次,年均发生率为0。6次。光绪、宣统年间高达41次,占晚清广州瘟疫总数91%,年均发生率为1。1次。天花、霍乱、鼠疫为当时广州三大重疫,其中,天花共发生3次,霍乱7次,鼠疫20次,三者共占晚清广州瘟疫总数67%。尤其是鼠疫,从1890年至1911年,20余年间,几乎一年一次,就不曾间断过。无论是瘟疫总次数、发生频率,还是重疫程度,都表明晚清广州疫灾极为严重。疫灾所袭之处,无论是对本土居民,还是对外来人员,都构成了严重的生命威胁。在瘟疫中,常有举家之口遭受灭门之痛,甚至整个街区人口被夺命而十室九空。1894年广州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鼠疫。最保守估计,它夺去7万余人的生命,占当时广州市人口的4。7%,比同年香港鼠疫伤亡人数高出27。5倍,整个广州一度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在这些疫难中,外来侨民亦不能幸免。据载,1902年,有10名外侨死于该年霍乱,80%的外侨遭遇了该年的登革热。人死不能复生,每当疫灾降临,人们就不得不面对“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的严重生命威胁。在仓皇应对一场又一场危机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广州城市卫生进行检视和反思,所论涉及街道卫生、饮水卫生、排水卫生及卫生行政等各个方面。

时至晚清,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广州城市街道拥挤不堪。居民生活空间狭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当时,广州不止居住空间拥挤,而且街道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若气候条件适宜,极易引发瘟疫。对此,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在《劝广州城厢内外清除街道粪草秽物公启》中尖锐地指出:“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盖城厢内外,无论通衢隘巷,类多粪草堆积,小则壅窒里闻,大则积若丘陵,污秽之物,无所不有。设遇霪雨初霁,晴晖烁照,郁浊之气,氤氲上冲,燥温互攻,行人感而成疾,辗转播染,疫疠之症所由来也。”1893年,天花流行,《申报》议论道:“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熏蒸,闻之易生疠疫。”在批评者看来,广州极其脏乱的街道环境成为诱发瘟疫的重要因素。

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这些水源常常因海水倒灌,生活垃圾、污水、死物的倾泻,沟渠、沁井、小便所等场所秽水的渗入,污染非常严重,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对此,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上书朝廷的奏议中提到:“省城近年鼠疫流行,春夏之交,死亡枕藉,天灾之酷,惨不可言,虽致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针对给水不洁引发疾病的严峻情形,民初广州卫生司长李树芬也指出:“惟洗涤炊具食品,则纯用生水,其传染病亦可由是发生,病痛死亡不之凡几。其病症最要者为霍乱、肠热、痢疾等症,可见省垣所有井水、海水均不能用。”啕于是,如何改善城市居民供水条件的议题开始提上日程。1892—1901年度的粤海关报告写道:“建立城市供水工程的问题早已几经讨论,要求改善供水的呼声时有所闻……因此,希望在下一个十年报告中将记录这项迫切需要的供水工程已完成。除了给人们提供便利之外,这项工程还将消除一些引发疾病的根源。”

古代广州主要排水系统为六脉渠和护城濠,此外还有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六脉渠是一种砖石砌筑的暗渠,贯串城内,渠通于濠,濠达于江海。护城濠分为东濠、西濠、南濠和清水濠四段。晚清时期,六脉渠大部分为民居跨占而渠身阻塞。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设计简陋,前者常因水溢而致满屋污臭,后者常因渠水阻塞而致水淹。此时广州排水系统已成为蚊蝇孳生、污浊恶臭之所。疾疫丛生之温床。对于六脉渠这种“暗沟”式的排水系统,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讥讽其“像一只女装手表,经常出毛病”,“以致沙面外侨的健康普遍受影响”。因此,他极力推崇当时沙面租界所引进的“明沟”式露天排水系统,认为它使沙面卫生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粤海关税务司梅尔士亦称:“沙面英界整理明沟新法,甚为要善,无怪寓居沙面西人甚少疾病也。”显然,广州旧式排水系统被列为必要的改造对象。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公共卫生意识普遍淡薄,

缺乏卫生防疫观念,一旦疾疫降临,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迟钝。通常,在瘟疫流行中,染疫丧命者以华人居多,每居十之八九,而西人仅得十之一二,差异非常之大。粤东西医学士江英华指出,其主要原由在于西人“卫生有法,善顾卫生”,而华人“常多不知卫生”,并“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至于官方卫生行政职责,基本处于缺失状态,结果导致城市卫生管理流于失控,城市卫生问题丛生,尤其是环境卫生,脏乱不堪。1884年,郑观应就批评了广州当道者在城市卫生监管中的失责,“然此(奇疴暴疫),固足为地方上之灾,实亦有地方者之责”。并提出了城市卫生行政管理的初步设想,所谓“诚得当道者为之提倡申卫生之要旨,谕饬南、番两县,暨各段保甲、巡缉委员,严勒各街坊董事、地保等,务将各街堆积一律清除”,即由广州当地政府督促各方组织清除城市垃圾。

这些针对广州城市卫生问题所做的检视和批评,既反映出人们对于城市卫生危机的警觉和反思,也表现出对城市环境卫生改善、卫生设施配备和卫生行政管理的强烈渴求。通过报纸、西方人士和新式知识分子的宣传和传播,这些议论和批评逐渐在民众中得以认可,也逐步引起政府的重视。“为了预防疾病传染,中国人纷纷起来采取措施,大搞家庭环境卫生,并进行消毒”“为了预防鼠疫发生,官方一再申令民众注意清洁卫生”。可见,民间社会和政府终于意识到保持生活和居住环境清洁的重要,并且付诸行动。尽管这种行动还很有限,“时松时紧;不能持之以恒”,但毕竟,卫生之道已开始为人们所诉求,并且,这种初步实践和努力,也有了明显效果。时至清末,为了预防天花,华人开始接受牛痘接种法,广州当地政府也派遣接种员为贫民免费接种牛痘,“这一点以及环境卫生的改进,大大降低了这种疫病的死亡率”月㈣。

在卫生之道的讲求和初步实践的过程中,广州自来水厂的建立恐怕是最好的成绩单。如前所述,病从口入,要求改善广州城市用水的呼声一直很高。1882年,南海人何岜生向官府送上一份长达40页的计划书,呈请在广州兴办自来水公司,但最终由于绅士的阻挠和筹款的艰难没能实现。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力主“一则由于井泉不洁,一则由于取水艰难,欲救二端(鼠疫、火灾),非速办自来水不可”。这一奏议得以批准。次年,岑春煊发起筹建增趟自来水厂。1906年,水厂开始动工,兴建了一座面积为9。6万平方英尺的滤水池,一座高110英尺、容量为20万加仑的水塔,安装了日抽水量为875万加仑的抽水机,铺设了3条主管道。1908年8月,水厂正式营业,约有600户居民获得供水。年底,用户增至7500户。1909年,市内所有主要街道都铺设了自来水主管道,全长约25万英尺。翌年,增铺了1000多英尺主管道,4万英尺支管道,用户则增加2585户。1911年,增设自来水主管道139条,全长1250英尺,并增设支管2338条,全长30398英尺,计每日自来水总耗量为336万加仑。在多次现实教训之后,几经努力,广州城市终于有了第一家自来水厂,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设施。

二、西医东渐与医疗事业的转型

就在广州为应对瘟疫对城市卫生进行反思和初步实践的过程中,西医也开始悄然登陆广州。一些传教士医生相继来到这里,以医传教,创设了一批教会医院。这些新式医院及其医疗队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私人医馆或游方郎中。它们的出现和示范,推动着广州医疗卫生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近代以前,西医已开始传人中国。19世纪20年代,马礼逊、郭雷枢就先后在澳门开过西医诊所,但真正开启西医传人中国局面的是传教士医生伯驾。1834年,他受美国海外传道部派遣来到广州,次年,在新豆栏开设了眼科医院(博济医院前身)。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伯驾因此被称为教会医药事业的鼻祖。之后,教会医院在广州陆续增加。1848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在金利埠创办了金利埠医院。1898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在芳村创办了惠爱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精神病医院。1901年,美国传教士女医生富马利在逢源中约创办了柔济医院。这是广东最早的妇产科专科医院。1901年,两广浸信会在东山创办了两广浸信会医院。1903年,法国天主教会在长堤创办了中法韬美医院。早期教会医院,为了吸引中国病人,排除他们对西医的抵拒,一律免费治疗,结果上门求诊者络绎不绝。当然,教会医院精湛的外科医术,也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可。在广州行医的头4个月内,伯驾共做白内障手术30例,只有两例失败。除眼科手术外,他还先后开展了扁桃体切割手术、截肢手术、肿瘤切除手术、膀胱切石手术,最早使用西方乙醚和氯仿麻醉法。凭着医疗善举和高超医术,这些教会医院逐渐在广州扎根,构成近代广州第一批新式医疗机构。

西医东传和教会医院的创设,使中国传统医疗体系和医事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逐渐向近代转型。

近代以前,广州医疗主要依靠中医私人医馆,还有部分游医郎中,但它们都不是近代意义的“医院”。在中国传统医事制度下,无论医疗,还是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护理病人等过程都是在家中完成。所以,在中国传统医疗环境下,“家庭”是基本的医疗单位和医疗空间,只有“医家”,而没有“医院”。教会医院的设立,使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疗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在西方近代医事制度下,“医院”是公共医疗空间,无论是诊断、治疗和护理,都在“医院”进行和完成。所以,医院对于病人来说,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亲友监视和私人属性的“陌生公共空间”。病人基于信任原则把生命完全委托于医院和医生。医生们则集体合作、分工执业,负责完成病人的诊治和护理过程。伯驾开业第一天所做的四例眼科手术,就是在他的医院完成的。他每次在做诸如切石之类的大手术之前,都会让病人签一份法律豁免书——医疗协议书。这些都体现了近代“医院”的公共空间属性和医患之间的托管理念。

在中国传统医事制度下,诊断、医疗和配药等整个诊治环节,基本上是由医生一人来完成,并且一医多能,包治各种病症,医疗效率比较低。而在近代医院制度下,由于医疗场所固定,病房、诊室、医护人员、医疗仪器配备齐全,医生集体合作、分工执业,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断更多的病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据统计,嘉约翰医生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1875年7月1日这一天,他一天内总共做了七类八例手术: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膀胱结石切除手术一例。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肛门瘘手术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术一例,骨科手术一例。这是中国传统的“医家”所无法完成的。近代医院充分显示了其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优越性。

在医院管理上,教会医院开始将西方医院管

理制度移植到中国。对所有前来就诊者,伯驾都有病历记录,并建立医务档案。当病人来看病时,眼科医院看门人发给每位病人一根写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病人拿着这根竹片在楼上按号就诊。每位新患者的姓名、号码、接待时间、住址和职业随后都记录在病例卡片上。这个卡片交给病人,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处方与治疗记录一起归档,由医院保存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当今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最初形式。由伯驾所创立的病案记录制度,也成为现代医院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此外。上述所提到的由伯驾首创的医疗协议书,也已被现代医院所广泛应用。

教会医院也改变了中国医疗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中国传统医学教育以师傅授徒为主要方式,通过家传秘制来传播医技。这种方式使培养的医疗人才数量有限,而且限制了医术的推广和提高。教会医院则采取创办医校的方式使培养道路走上正规化、规模化。1865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首届招收8名。学制3年。1879年,录取两名女生,创我国训练女医生和男女同校的先河。至1894年前后,该校培养医生达200名,成为广东地区一支重要的西医队伍。1899年,富马利创办广东女子医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女子专科医学校,专门培养女医生。1902~1910年期间,该校共培养女医生44名。1903年,柔济医院设立端拿看护使学堂,专门培养护理人才,这是广东最早开办的护士学校。

在教会医院和医校的示范效应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开始走上自主创办新式医院和医校之路。

1899年,广州商会慈善人士兴建广州方便医院。这是当时广东首间较具规模的中医院。1904年,私人医生伍汉持创办图强产科医院。1906年,该院附设图强助产学校。1908年,女医生谢爱琼创办妇孺医院。这是广东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1909年。该院附设妇孺产科学校。图强助产学校和妇孺产科学校是广东最早设立的两所产科学校。1904年,广州医师马达臣等倡议组织红十字会,并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南福医院。这是广州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北校场开办广东军医学堂,并附设随军营养病院。这是广东最早的军医学校和军医院。1907年,广州西医界人士梁培基、陈衍芬等以争医学教育权,光我华夏为宗旨,发起创办光华医社,筹办医校和医院。1908年,光华医学堂开办,并附设光华医院。光华医学堂课本全部采用中文,开创了由国人自办、国人任教、用中文讲课的西医教育的先河。1909年,广州商绅潘佩如、李煜堂等40余人发起创办广东公医学堂,并附设公医医院。光华医院和公医医院的创办,标志着广州人自办西医医院的开始。时至清末,广州拥有了近代医院14所左右,近代医校8所左右。

由上可知,在教会医院的示范效应下,广州传统医疗卫生事业逐渐向近代转型。无论是医疗单位、医疗空间和医疗观念,还是医院制度、医疗效率和医学教育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州拥有了第一批新式的医院、医校和医疗人才。这为近代广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清末新政与卫生行政的建立

近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众事业,离不开法律和强制手段,离不开政府参与和干预。这又恰恰是中国前近代社会所缺失的,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丛生。

近代以前以及到晚清很长一段时间,广州城市环境卫生实行街坊自我管理的方式。街道的清扫、垃圾的清除、粪便的运送、街渠的修建,皆由街坊自行处理和解决,政府既不扶助也不干预。由于缺乏强制力、存在利益冲突和居民卫生意识普遍淡薄,这种街坊自我管理经常处于放任状态。结果,城市环境卫生,尤其是街道卫生,情况十分恶劣,积重难返,成为瘟疫流行的诱因。如前所述,鉴于这种情形,郑观应就清醒地意识到当地政府理应担负起卫生管理的职责,并提出了广州卫生行政的初步设想。而与广州有着特殊地缘关系的港澳和沙面租界,则在卫生行政实践和具体操作方面为广州提供了样板和示范。

晚清以来,港澳也时常遭受瘟疫的袭击。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开始着手卫生行政工作。1883年,香港设置洁净局作为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市场、屠场,清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沟渠,殡殓埋葬,熏洗房屋,灭鼠除虫等卫生工作。1894年,澳门成立由华人士绅主持的卫生监管会,与华政厅会商共同设法筹划卫生防疫等事项。同时,港澳加快了卫生法规建设。1894年鼠疫爆发,香港洁净局和澳葡当局分别制定了《治疫章程》和《辟疫章程》。这两个卫生防疫章程,对染疫船只的处置、船只人员的入境和停靠、疾疫患者的隔离就医、患者或疑似者的举报制度等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这些严格的卫生防疫措施在这次扑灭疫灾的行动中发挥了有效作用。香港染疫死亡人数远比广州少得多,澳门则幸免于难。至于沙面租界,虽没有设置专门卫生机构,由工部局负责管理道路修筑、绿化、清洁等卫生事项,但工部局也专门雇人组建了一支清洁队,以维护租界日常的环境卫生。此外,租界在卫生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1865年,租界完成环岛绿树带种植;1904年,建成一个新的排水系统,安装了第一个化粪池;1910年,建成一个容量为10万英加仑的小型水厂。这些做法使得租界卫生大为改观,成为“华南地区最卫生的地方之一”。港澳与广州毗邻,人流、物流和商流来往频繁,沙面租界则是广州“城中城”,彼此鲜明的差异对比,往往能给广州最直接的冲击、触动和感受,促使其不断自我反省和进行效仿。

在西式城市管理的示范、舆论的推动以及现实的教训下,广州当地政府开始着手卫生事务。1901年,广州地方政府鉴于街道不洁易生疠疫,遂指定专人监管环境卫生,清理城市垃圾,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且向铺户收取清洁费,解决卫生经费问题。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开始主动干预卫生事务。不过,最终从制度层面上使广州卫生行政得以逐步建立,则起于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宣布实行“新政”,仿效西制改革旧官制。警察制度的建立是这场变革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也是近代中国确立国家卫生行政制度的开始。1902年,清政府颁发巡警章程,通令各省筹办警察。1905年,在中央设立巡警部,下设五个司,其中警保司下设卫生科,职掌考核医学堂设置,考验医生给照。并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等卫生事宜。1906年,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下设5个司,其中卫生司下设保健、检疫、方术3科,分别职掌检查饮食物品、清洁江河道路、贫民卫生及工场、剧场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种痘、检霉、停船检疫;考医、验稳婆、验药业、管理病院等卫生事项。1907年,清政府规定各省设立巡警道,并在巡警道治所设立警务公所。警务公所下设总务、

行政、司法和卫生4课。卫生课职掌卫生警察,“凡清道、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医科及官立医院各事项皆属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广州从制度上初步确立了卫生行政系统。

1903年,广东政府遵照中央指令将保甲总局改组为巡警总局,负责执行广州省城警务,并兼管包括城市卫生的市政事务。1904年,该局专门制定了街道卫生管理条款7条,内容大致为:(1)垃圾须倒置各街较宽处或厕所旁;(2)修房所剩泥土破砖须雇人挑运出城;(3)严禁当街焚烧死者病时衣物;(4)菜市果皮、菜叶、鱼鳞、秽水一律弃置摊旁木桶;(5)厕所须三日一清;(6)不准在街旁随意大小便;(7)各街太平桶水间十日一行领换。并规定,违者一律究罪。这可能是近代广州第一个卫生规则,其关于街道卫生的规定已非常细致、全面。

1907年,广东巡警总局开始实行分科治事,设置总务、警政、警法、卫生4科吲。卫生科下设清洁、医务和医学3课。这是广州最早的卫生行政机构。1908年,广东设巡警道,将巡警总局改设为警务公所,下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4科。卫生科下设保健、医务和清洁3股,在职责上彼此分工明确:

保健股负责关于饮食物、饮食器、割烹具及其他物品的检查;各种病情的发生及霉菌检索;屠兽场、畜舍的规划取缔;幼童买吸纸烟的检查;烟馆、茶楼、酒馆、娼寮、船艇等开灯的查禁;吸烟人数、售烟营业、戒烟所事务的调查;工场、剧场及其他公众卫生的稽查;戒烟丸药及其他有碍卫生各品的化验等。

医务股负责关于公私医院的检查;医生、稳婆及其他医疗营业的取缔;娼妓病院的设立检查;药肆品以及着色料的检查;巡警体格的检查;拘留、待质、暂候、习艺等所人犯的疗治;途上急病及罹灾难者的救护;检查种痘事宜;麻风病人的检查;各种传染病的预防;火车、船舶的检疫;死生人数的调查统计等。

清洁股负责关于扫除道路、修浚沟渠及改良厕所、便所的调查考核;清道夫的雇用支配;倾泼秽物污水、埋瘗等的取缔;店户、家店及稠人聚集场所的清洁执行事宜等。

显然,卫生科的职责不再限于城市街道卫生,而是涉及饮食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药品卫生、医疗卫生、卫生检疫及生死统计等事关城市公共卫生事务的方方面面。卫生科的设置及其明确的职责分工,标志着近代广州城市卫生行政开始起步,尽管其还隶属于警察部门,成为独立的专门卫生机构尚需时日。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广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端的动因和表现具有多面性。民国时期,时人对此就已有精到的论断,所谓“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州发生腴核疫(鼠疫)症,死者达十万人。居民懔乎时疫之恐怖,卫生之道,逐渐讲求”,“盖民国纪元前七十五年美国伯驾医生,以新医科学挟传道之使命以偕来,是可知广州公共卫生,未尝不因西洋文化以发轫者也”,“七载以后(1911年),其所以表现公共卫生设备者,官办则有巡警道之清除垃圾,商办则有自来水厂,民办则有博济医院、柔济医院、图强医院等”。这个论断总结出两大动因和三类具体表现。总之,瘟疫流行从卫生观念层面触动了广州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思考和渴求;西医东渐从医疗制度层面推动广州医疗卫生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最关键的是,清末新政则从卫生行政层面初步确立近代广州卫生行政系统,因为,它最终为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支撑和保障。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发端的情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沿海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肇始的一个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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