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刊《新闻记者》创刊于1938年，深受当时青年记者的喜爱。《新闻记者》除刊登新闻、报道时事外，还研究新闻学术，为当时的新闻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对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闻记者》刊登的文章报道体现了当时报人对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精神的坚守，对当下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青记 《新闻记者》 新闻精神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7年11月8日成立于上海，从成立之初至1941年4月被国民政府查封，一直致力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1987年经新闻界开会论证，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认定为“中国记协”的前身，2000年国务院将“青记”的成立日期11月8日确定为中国的“记者节”。1938年4月1日“青记”创办了会刊《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的内容主要分为五类：新闻报道、新闻业务、新闻宣传、新闻事业和新闻政策。它的文章充分体现了当时报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及对新闻精神的坚守。
一、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33年夏，上海的几个青年记者——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吴半农、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上海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袁殊、上海申时通讯社记者鲁风等人在上海霞飞路上的一家名叫“文艺复兴”的小餐馆里偶遇。为了能够相互交流时政消息、共同学习理论知识，促进自身进步、提高职业能力，他们商定以后每周座谈一次，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会自此诞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众多青年记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开展采访报道工作。为了能如实报道战争情况，快速向全国人民通报战争进程，发挥新闻战线在抗战中的作用，上海新闻界的记者迫切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在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恽逸群提出这个建议，经座谈会成员讨论后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在会见胡愈之、夏衍等人时指出要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织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统一战线。胡愈之、夏衍等人同新闻界的其他人员商议后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新闻工作者团体。
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长江、夏衍、恽逸群、邵宗汉、朱明、羊枣等人经商议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负责筹备工作。11月8日晚7时，范长江、羊枣、恽逸群、袁殊等15人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集会，宣布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会上，会员认真分析了战事趋势，认为上海沦陷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机关已经迁到了武汉，有必要成立武汉分会，并授权范长江奔赴武汉筹备武汉分会。
1938年1月1日武汉分会正式成立。由于国民党中宣部坚持让协会成为一个学术团体以避免日后增添“麻烦”，也为了和“妇女协会”等团体的性质区分开来，并起到教育会员的目的，范长江在3月15日申请备案时，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范长江、傅于琛、陆诒、钟期森、曾圣提、朱明、徐迈进、陈子玉、夏衍、陈同生、恽逸群等人为理事，其中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为常务理事，朱明为秘书。并设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设总务、组织、学术三组。总务组主持总务事宜，组织组主持组织事宜，学术组主持学术研究教育等工作。“青记”“聘请《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邹韬奋等 15 人为名誉理事。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学会的总部由上海迁到了武汉。
193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弃守武汉，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青记”总会及一部分成员开始撤退，十月底撤到了长沙。随后范长江和理事陈侬菲也撤到了长沙，在长沙筹建总会，并以“青记”会员为骨干，成立了国际新闻通讯社。
1938年11月2日，长沙警备司令部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命令，夜间纵火烧城。大火当天，“青记”接到共产党的紧急撤离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范长江带领“青记”会员于11月15日撤到了桂林。
1939年4月，“青记”总会又由桂林迁到了重庆，并在桂林设立了南方办事处。“青记”迁到重庆后，在范长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打击“青记”。1941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关闭“青记”。“青记”总会被取缔后，国统区的一些分会相继停止了活动，延安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晋西分会、冀中分会等分会活动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抗战结束后，“青记”会员继续奋战在不同的岗位上并坚持到了全国解放。
“青记”的宗旨为“研究新闻学术，进行自我教育，促进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求取新闻事业及其从业人员之合理保障，以致力于中华民族之解放与建设”[1]。
二、《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作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会刊、“青记”的机关刊物，共16开本，月刊，后因创办地点变动变成了不定期出版。1938年4月1日学术组主编并出版创刊号，共34页。创刊号刊发了范长江在“青记”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提》，他在文中指出，组织青年记者学会的目的之一是进行自我教育，出版专论新闻事业的刊物，举行座谈会和研讨会。“第一，接受前辈新闻记者的经验”，“第二，同辈之间的相互教育，各人在刊物上和讨论会上发表各人对于新闻工作的见解”。学会希望通过《新闻记者》能够团结教育广大会员，讨论时事政策，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为会员提供学习交流的园地。
在当时战争时局下，《新闻记者》对新闻教育和战时新闻情况的分析尤为重要，同时组织了对新闻政策和新闻事业发展的讨论，并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成为集中表达国是观点和意见的舆论阵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查阅来看，《新闻记者》共出版了两卷十九期，在武汉出版了七期，在长沙出版了第八期，在桂林出版了九、十期合刊。以上十期是第一卷。当前见到的最后一期是第二卷第九期，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据文献史料记载来看，现在能看到的共九本十二期，分别为：第一卷的第一期（即创刊号）、二、三、五期、第六七期合刊、第二卷的第一期、第三四五期合刊、第六期和第九期。通过对现存的《新闻记者》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文章内容主要分为五类：新闻报道、新闻业务、新闻宣传、新闻事业和新闻政策。其内容体现了两个不变的主题——对抗战形势的报道和新闻研究，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提高士兵战斗力的作用。
三、《新闻记者》的新闻精神
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群体混杂，新闻界亦如是，所以新闻记者的新闻精神对新闻纸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青记”是一个致力于自身教育、自身学习、追求自我不断进步的团体，它尤其强调新闻记者的新闻精神。《新闻记者》的内容也无一不体现这一思想。
（一）服务抗战
《新闻记者》的许多新闻报道都是为抗战建言献策，积极发挥新闻纸的社会引导作用，履行新闻业服务于社会的责任。《一年来战时宣传工作的政策与工作的检讨》一文对战时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意见，希望借此推进战时宣传工作的进行，服务抗战。文中提到日军对我方的打击除了军事上的武装压迫，经济上封锁口岸破坏金融之外，还在舆论上进行侵略，阻止外国对我方的援助。“我们今日的最大任务除在军事，外交，经济上多方面的抵抗外，实行宣传的防御战与反攻战，也是一急切的需要”[2]，因此我方在国内宣传上不仅要积极发动群众，保障群众对战事形势的知情权，还要不避讳自己的缺点弱势，巧妙地加以揭发和纠正。在《舆论界在三期抗战中的两大任务》一文中，阐明了舆论界在抗战时期应怎样服务于抗战的需要：在第一期抗战中要打击求和的汉奸，坚持抗战到底，第二期的任务是“一致地承认必须‘巩固统一’‘改进战略’‘动员民众’”[3]，第三期抗战中舆论界要总结第一二期的宣传经验。三期抗战舆论界要督促实行《建国纲领》，实行善意的全民族的自我批判。
《新闻记者》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不良作风还进行监督，发挥新闻纸作为“瞭望者”的角色。在《周作人等竟附逆？武汉文协严电申讨组织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文中，对周作人等人参加日军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讨伐，把他们看做是文化界的耻辱，国民中的败类，“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4]。
（二）追求进步
《新闻记者》的记者不仅根据自身经验总结采访报道的技巧，为新闻界提供借鉴，以提高新闻行业的业务水平，还时时反省自身不足，在总结与反思中不断进步。
在《怎样写空战报道》一文中，作者根据自身采访空军战斗的实际经历和所得经验，对当时的空战新闻存在的热情有余而技巧不足，报道力度不够等问题进行了揭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记者要对空军的作战工具“飞行器”有普遍广泛的常识，“能够把握一个战斗的具体态势”，要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把握空战的机密性，防止泄漏机密。《我随军采访报道的经验》提到在写战地报道时要把时间花在前线士兵身上，这样写出的报道才会生动、有趣、有故事性和热情。
《地方日报期刊编辑要点商榷》一文指出，地方报纸千篇一律，没有地方特色，“编辑地方性刊物最中心的原则自然就是‘反应全国现实，挖掘地方特点’这几个字[5]”。陈子玉写的《战时新闻纸的几个重要问题》就指出了当时地方报刊出现的经营问题，“大约广告地位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其余是新闻地位”，“在报纸经营上说，我们不能非议这种办法，但在战时新闻纸的特性上说，却有改进的必要”[6]，文章最后指出新闻纸在经营上要保留各自的特性，自动调整一切不合理现象。《请注意儿童新闻》一文就指出“从抗战开始，截至现在止，无论哪家书店，都找不出一本专门写给儿童读的书”，在全民族抗战的问题上忽略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儿童，对儿童的忽视是对未来社会的不关心，忽视了对儿童爱国思想的教育，未来的国家是否健全决定于今日的儿童是否健全。因此新闻界有必要创办一些儿童读物。《新闻记者》对新闻纸行业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反思，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
（三）放眼国际新闻界
《新闻记者》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同时还不断向国际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事业概况》、《苏联的报纸》、《编辑部的组织工作（真理报的经验）》、《中美日报简史》等文章都详细介绍了苏联和欧美新闻业的发展。《从欧美的新闻事业谈到中国的新闻事业》认为，与欧美的新闻事业的发展相比，我国新闻业的落后有几个原因：国民教育不够，人民识字的太少；工商业不发达，广告主少，报纸的经济来源不充足；交通不利致使新闻纸不能及时到达读者手中；国内政局混乱，国民购买力薄弱。“由于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未能如欧美诸国的达到现代化，以致我国的新闻业不能和他们一样的发达”[7]。文章将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欧美的新闻事业进行比较，以便国内新闻界和民众了解欧美报业的发展状况，汲取先进经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四）追求新闻自由
抗战对峙阶段蒋介石对文化界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三期中的《查禁书报问题》和《论查禁书报问题》及第二卷的三四五期合刊中的《怎样实施战时新闻政策》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书报查禁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讨论了当时报纸的政策问题，从而争取新闻纸的办报自由。
（五）不断改进记者作风修养
邹韬奋在《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一文中指出新闻记者要有活动力和活动的正确动机，他说“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探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至于正确的动机，“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邵力子认为新闻记者要把握和认识时代，不做时代的落伍者。新闻记者要有学问基础，所选择的新闻的标准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指导社会走向进步。
《做一个报纸刊物作者的起码条件》一文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论述了新闻记者的立场问题，指出“只有代表大众利益，促进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闻记者才有远大的前途。所以，我们说：代表人类大众的要求和利益，促进历史文化发展的立场，是一个有为的新闻记者的起码条件之一”。[8]
《无我与无私》指出新闻记者“要极力做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秉承客观的态度，以新闻价值为标准，“报人职责，在谋人类共同福利”，在做新闻报道时不要有名利心。
范长江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谈到抗战时期新闻记者的人格问题，文章指出“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配做新闻记者。”[9]同时他引用陈博生先生的话告诫记者“责己要格外严，律己要格外密，丝毫不苟，丝毫不乱，才配做新闻记者。”[10]他还借曾虚白先生的话教育记者“真理是新闻记者唯一的武器，忠实是新闻记者唯一的信条”。
四、总结与启示
《新闻记者》作为中国近代学术期刊的代表，展现了当代报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及对职业精神的坚守，尽管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但报人们仍然切实履行了记者的义务和责任。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对当今新闻从业者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第二卷第九期丁一译的《论新闻采访与报道》中提出的“新闻鼻”概念就启示记者要有新闻敏感性。《地方日报期刊编辑要点商榷》中提出的“地方期刊要发掘地方特色”这一原则对当下讨论的党报、都市报、地方报如何办出特色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当今有些报纸广告泛滥，新闻居于次要地位，《战时新闻纸的几个重要问题》就对上述现象起到了警醒作用，也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有些新闻记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谋求和对名利的追逐，罔顾职业道德，甚至做出违法的行为，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沈灏和《新快报》的陈永洲利用职业之便和民众赋予新闻人的权力谋取私利，进行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对新闻记者的群体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新闻记者》中诸多关于新闻记者作风修养的文章对当下的新闻从业者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注释：
[1]《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章》， 《新闻记者》1938年第1卷第2期
[2] 舒宗侨：《一年来战时宣传政策与工作的检讨》，《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五期
[3] 傅于琛：《舆论界在三期抗战中的两大任务》，《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五期
[4]《周作人等竟附逆？武汉文协严电申讨组织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三期
[5] 柳湜 ：《地方日报期刊编辑要点商榷》，《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二期
[6] 陈子玉：《战时新闻纸的几个重要问题》，《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三期
[7] 许升阶：《从欧美的新闻事业谈到中国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三期
[8] 傅于琛：《做一个报纸刊物作者的起码条件》，《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五期
[9] [10]范长江 ：《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新闻记者》1938年第一卷第二期 <＼＼Y8＼本地磁盘 （F）＼2011-新闻前哨＼2016-2＼BBBB-.TIF>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