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暂时推回到1978年。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精神的缘起
1917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12月17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學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年9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官员，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