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形象的构建和形成折射出孔子一生的追求和进取。本文试图从《论语》中“士”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入世意识、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清高意识、重义轻利五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士”的形象。
关键词：《论语》；孔子；士；人格形象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4-0123-03
《论语》是一部影响中国思想界几千年的著作，从古至今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心性的陶冶和行为的感化。《论语》中多次论及“士”，大到安邦治国，小到修身养性，从多个方面对“士”形象进行了规定。《论语》中的“士”是孔子对周代贵族所崇尚的士的重新阐释，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目前学界关于《论语》中“士”的形象论述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论语》中“士”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入世意识、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清高意识、重义轻利五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士”的形象。
第一、内外双修完满的人格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以后，与其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相比。只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属性，就是注重个人修养，追求个人人格的完满。春秋战国时期，士人虽流派不同，学术追求各异，但都注重个人内在的修养。儒家士人强调志道，“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下引只注篇名)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有知识，还要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只注重物质文化追求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成为“士”，所以也就不屑于和这些人辩论，交谈。把对个人修养，对仁义道德的追求作为士人的终生的奋斗目标，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论语》中还有一个讲士人的道德修养的例子：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观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至于有虚假名声的人，只是外表上装出一副仁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人自居不惭愧。但他无论在国君的朝廷里和大夫的封地里都必定会有名声。”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对相互对立的名词，即“闻”与“达”。“闻”是虚假的名声；而“达”则要求士大夫必须从内心深处具备仁、义、礼的德性，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追求虚名。这里讲的是“士”必须名实相符，表里如一。 士看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自然而然会提出道德修养的途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强调通过内省这种独特的思想修养方式，达到道德和理智的自我完善。内省修养方式体现了士的自律精神，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将对于宇宙、世界、人生的理性认识，凝聚为个体的意志，使感性行动成为一种由理性支配、主宰的自觉。内省式修养。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圣贤如孔子，也只有到了七十高龄，才能真正达到道德修养的完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论语中的士强调律己、严格自省的道德修养，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培育知识阶层自觉维护正义，讲求气节情操，忠于事业理想的高尚人格；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导知识分子走向脱离实际的玄想之路。
第二、强烈的入世救世意识
士人群体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新的士人群体来源于各阶级、阶层，一般来说，各种人一旦进入士人群体，基本上失去了原来的身份地位和经济方面的担当，成为以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人。在中国古代，士人为社会服务最重要的途径便是入仕参政。
春秋战国时代刚刚形成的士阶层作为民族的精英，具有极强的敏感性，自然会对社会现实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春秋战国时期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使得士阶层在开始形成时就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争相养士，广邀天下才学之人为自己服务。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邀请了80多人作为他的参谋、顾问。他曾感慨地说：我“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由于社会环境的需要，主观忧患意识的驱使，再加上各诸侯国君的赏识，所以当时的文人学士纷纷卷进政治漩涡之中。他们有的根据自己的理想提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创立自己的学派、体系；有的投入君王的怀抱，充当幕僚，为其出谋划策；有的投笔从戎，参加诸侯争战；有的作为外交使节，游说各国，合纵连横，涌现了像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大家，管仲、商鞅这样的政治家，孙武、孙膑、吴起这样的军事家，苏秦、张仪这样的外交家。
先秦士人虽然政治主张不同，各为其主，所属势力集团不断变更，但是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就是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便是使命感极为强烈的思想家。孔子树起“学而优则仕”的旗帜，不仅自己声盲“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参政，如子路、冉求、子贡、漆雕开等。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周游列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希望能得君行道，一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充分显示出一种不避艰难，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曾子曾对士人人世思想和态度进行阐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读书人须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因为他对社会责任重大，要走的路很长。对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远大的抱负、坚强的意志，是缺一不可的。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充分表现了士人的人世思想，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总结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权提供参考。“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为国家政权寻求长治久安的理论根据。同时，大批士人直接参与政权，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亦官亦师，教化民众，规范社会，为安定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尽职尽责。总之，士人强烈的人世思想是士人群体的重要属性。
第三、博大的胸怀与心态
士与一般社会成员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能超越个人经济地位和阶级背景的狭隘限制，从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众富足的宏观角度和长远目标上思考政治人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士志于道”(《里仁》)，基于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早便融入了中国儒家的人格之中。
在孔子之后。中国古代有许多名士当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
还念念不忘苍生黎民。诗圣杜甫在自己仅能容身、破败漏雨的茅屋里，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希望让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每个人读到这句诗时，都会被杜甫那博大的胸襟和炽烈的感情所感染!再比如范仲淹，他认为一个士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应该心系天下君民，都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这样一种超然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志向，展现了士人的伟岸人格。
第四、卓立不群的清高意识
中国的士人无一不以先觉者自命，无一不以先知者自居，无一不把“愚民”、“后觉”当作自己启发、教育的对象。殷海光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素来是以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靠‘十年寒窗’博取功名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曾自认为且会被认为是‘四民之首’。他们瞧不起商人和工匠。他们认为‘问舍求田’是‘原无大志’的。”中国文人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贵族化倾向，这种贵族化，不是指外在的、制度上的贵族化，而是指内在的、精神上的贵族化。这种情况造成了士大夫及统治者有一种心安理得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在文化心理上享有一种生来就有的特权。如果要一个做过官的儒士退回成功的梯子而脱下长衫与劳工为伍，他所受的难堪和挫折几乎能令他轻生自杀。这是因为与劳工为伍意味他会丧失全部令他骄傲的资本。
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的同时，又强调对庶民“富之”以后，要继之以“教之”(《子路》)。谁来教?当然是知识分子。教谁?当然是民众。为谁教?当然是统治者。所以，知识分子在古代实际上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居于君王与民众之间。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有很好的表述。他说：“士人于是就居间对双方作功夫：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晓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大要总是抬出伦理之大道理来，唤起双方理性，责成自尽其应尽之义，同时指点双方，各自走你们自己最合算最稳妥之路罢!这样就适合了大家需要，而避免其彼此间之冲突。不然的话，君主发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起，君位亦难保险。”统治者需要士大夫千方百计地做好君民间的协调工作，士人的这种中介角色使得他们从来就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清高”意识。
拥有专门文化知识，从事脑力劳动，是士阶层的根本特征，他们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孔子的观念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士所应该从事的事业，而“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那些体力劳动者所应该干的事。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孔子对于想“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他斥之为没有出息的“小人”。由士而仕(当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士就应该辅助帝王，为君主制定治国方略。代圣人立言，做君王之师，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以“治人者”自居，但又不同于权欲熏心的纯粹官僚，讲究“君子不党”(《述而》)，正是士人清高品格的率直表白。
士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四民之首。一般民众尊重士人，士人自己也很看重自己比之于一般民众的不同和优势。他们羞谈名利，以示清高。作为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宏大的政治理想、强烈的参政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传统的、很严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上总是采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是认为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自我角色认同，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一般精神品格。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能说明中国士人对道德、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中国士大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唯我是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全都来源于此。在古代中国，个体人格与社会秩序统一的结果是，社会历史问题、宇宙秩序问题都内在地收摄在个人之中，这使得作为个体的传统知识分子总是竭尽全力去承担自以为不能不承担的巨大历史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感是无限膨胀的。陆九渊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
第五、崇高的精神追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此劝人学。”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深刻诠释。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饥饿。这完全符合当时士人的价值取向。将精神追求置于首位，是士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特征之一。“见得思义”(《子张》)，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士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种精神的最高境界，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纯正的政治理想和学术追求，是士的精神支柱。
其实孔子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相反，他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笃定、实用而温暖的人际理论是以保障每个人利益权利最大化为前提的。他让你在此基础上尽量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要走正路，不能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宋明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道德原则与物质需要对立起来。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理存乎欲，斥责理学家的“理欲之辨”为“以理杀人”。应当承认，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但离开物质需要也就没有精神需要。两者是统一的。
《论语》中士的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后世文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为了解决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揣摩先哲们的谆谆教导，必然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