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贵州地处西南，封闭落后，各方面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但在周西成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3年里，他大力整顿贵州教育，如整改教育行政机构、改编中小学及创办贵州大学等，这些整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周西成; 贵州;近代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8.2/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2-0109-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2.021
周西成（1893—1929），字继斌，号世杰，贵州省桐梓县黑神庙人。其父周焕斋，因周家世代为农，周父希望小儿杨九（周西成乳名）能出人头地，故把周西成送入黑神庙一家私馆读书。后来，他转入城里的明德学校就读，在这里结识了后来为他奔走效命的人。他的亲戚熊逸滨根据当时混乱的社会情况，劝说他去当兵，为桐梓做出一番贡献。此后，周西成走上了从军之路，在军队里曾跟随过杨荩诚、戴戡以及卢焘等人。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派军阀不断混战。周西成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军阀们的残暴统治，下定决心一定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凭借聪明头脑和善于结交的本领，周西成在军队中曾担任卫队正目（兵中的领袖）、队官、连长、营附长、营长、旅长、师长，于1926年6月1日当上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仅如此，他还被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1]。
一路走来，周西成看到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机在西南各军阀之中投机取巧，拉拢强者、兼并弱者，不择手段地扩充势力。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积累，加之深谙用人之道，他最终成为贵州各大军阀的头目。桐梓系集团掌权后，周西成大肆起用桐梓人。因其待人诚恳，做事讲道义，深得军队中一批桐梓人的信任，比如毛光翔（字群麟）、王家烈（绍武）、犹国材（字用侬）、江国璠（字佩屿）、何知重、马空凡等人。还有一帮来自遵义的人，比如被称为“三阳开泰”的杨干之（字元桢）、杨德衡（字号铨）、杨献廷3人。所以，这一时期贵州的社会状况被人们讽刺为“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2]。
周西成主政贵州后，他深知要想使他的桐梓系军阀集团在战乱不堪的社会中站稳脚，必须要启用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人才。落后的贵州哪来那么多的人才呢？就是要发展教育，整改教育行政机构，培养大批各式人才。为此，他创办了贵州大学，这在贵州近代化教育历史上起着先导性和模范性的作用。他是封建军阀，其主观目的就是要发动战争来获取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虽然他对贵州教育的改革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但在客观上使贵州的教育确实得到了发展，并且在一步一步地迈向近代化。
一、周西成执政前贵州教育发展状况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于贵州来说更是一个在教育上发展的契机。中国的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由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发展到具有近代化特点的教育。1861年，以李鸿章等为首的清朝大臣发起了一场大清自救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这场学习西方30余年的运动中，中国人的眼界被拓宽，认识水准也得到了提高[3]。洋务运动使中国在各个层面上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例如，在运动之前中国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之后就逐渐走上了工业社会。也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式教育向民族资本主义下的近代化教育转变，主要表现为摒弃陈旧的教育、吸取外国新颖的教育来为我们所用。因此，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近代化的里程碑，古代教育终结，而现代近代化教育兴起。
在“西学东渐”驱使的前提下，中国的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首先是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请推广学校折》，举起了教育改革的大旗，在社会上掀起了“兴办学堂”的浪潮。在这个浪潮的影响下，严修创办了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二年），称“经世学堂”，成为中国当时37所学堂中的第一所近代化学校，为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扎实的底子。随后贵州相继办起了女子、高级、师范、中学、小学、实业等不同类型的学堂约800余所。其中，小学学堂约778所，为数最多。这些伟大的创举确实是贵州教育体制上的一个巨大变革[4]。
再如梁启超、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为使国家富强，康、梁倡导在教育上要废除八股，兴办西学，开办译书局，创办京师大学堂和各中、高等学堂，鼓励、支持科学著作和发明，还派遣留學生到国外留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外国优秀的文化，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服务。戊戌变法的一个最显著成果就是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面貌，使中国近代化教育更进一步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获得了胜利，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始了资产阶级掌权的民主共和政体。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袁世凯窃取，全国各地又陷入危机之中。贵州亦是如此，资产阶级政权被赶出贵州，各地军阀伺机而动。这个时期（民国八年），贵州有唐继尧领导的滇系军阀，有刘显世领导的兴义系军阀，还有后起的桐梓系军阀，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帮结派，大量发动军阀战争，以争取更多的人口和土地，使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经济和教育发展受到极大破坏。
1933年，贵阳一中有一期期刊《同学录》上明确记载着“本校重大事情记录”[5]：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了胜利，使得贵州的政权得到暂时的稳定，教育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但是辛亥革命后不久，贵州的统治已不再是资产阶级做主，而是被军阀头子们所取代。贵阳一中也因军阀间的战乱遭到多次停课。1912年对贵阳来说可谓多灾多难，先是任可澄（贵州普定人）等领导发起了“二·二政变”，在贵州仅仅存在了3个月的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接着，又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贵州的统治，贵阳随之被侵占，造成贵阳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贵阳一中被迫放假。在后来的民国九年、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五年，贵阳一中要么因为经费问题遭到停课、推迟开学，要么因为滇军入侵，使得学校宿舍遭到破坏，学生们没有一个安心居住的地方。另外，贵州绥阳县土匪遍布城乡上下，再加上天灾的危害，学校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民国十二年，滇系军阀反复入侵遵义城，霸占了遵义城中小学的学校宿舍，毁坏了学校的教学设施，使得学校不得不迁移在民家宅院中或山上的寺庙里上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贵州教育的发展，使得贵州教育开始走向一个“颓靡”时期。
二、周西成主政贵州后执行的教育措施
经过军阀战争多年的经验积累，1926年的6月，周西成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宝座，贵州土地迎来了土生土长的桐梓系军阀的统治。
对于新上任的周西成来说，要想把这个位置坐稳坐好，必须采取一个万全之策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如，他采取了两面性的政策，表面上积极响应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时听候差遣，而暗地里却有自己的一套整治贵州的方略：一方面，周西成作为地地道道的贵州人，他既然坐上了省政府主席的座位，肯定是要“在其位，谋其政”，他也想为贵州的发展做出一番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他称霸的宏图大业，他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发展黔州，贵州近代化教育也是在他的这种政策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周西成主政贵州3年期间，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贵州教育事业进行改革，发展近代化教育。
1.整改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自癸卯学制（光绪二十三年）下发推行后，各省的教育行政机构由督抚接手。当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后，教育司只是在都督府政务处设立开办，而关于负责办理全县的学务类的事情，还是由各县的劝学所来管理[6]，各县各自管理自己的政事，在大体上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他们将省政府代替都督府，并且在省政务厅下设第三科分管教育，导致教育设置不够规范，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能担任对全省教育事业的指导和管理，教育处于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状态。钱瑗的《贵州教育史略》记载着这样几句话：“教育科虽是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并没起实质性的作用，对贵州教育的发展没有推动力量可言，处在这样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环境下，无非只是例行公文而已。这使得贵州的教育发展仍寂然。” [7]虽说各县都沿袭了清末的劝学所，但这类教育行政机关如同摆设，形同虚构，起不了实际性的作用。辛亥革命后不久，贵州的资产阶级政权被军阀统治所取代，社会混乱，军阀混战，致使贵州在教育行政机构、教育政策法规、教育发展等规划上缺乏统一领导，制约了贵州教育的发展。
周西成主政后，面对贵州各地教育落后的现状，随即下令着手整顿其行政机关。为推动近代化教育的发展，他下令一方面在省政府内筹备成立教育厅，这与之前的教育司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个教育厅是作为省政府的主要部门，而不是隶属于省政府。民国十六年，省政府出台了《贵州省教育厅组织条例》，设教育厅、总务科和办理教育业务科等机构，总务科和义务教育科由教育厅管辖。同年3月1日，教育厅正式成立[8]。
教育厅全权负责贵州的教育事务，其地址设在白沙井刘统生的生祠内。在这一政策措施下，教育厅发展越来越好，在前两个科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科，这样就使得厅内任职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本职工作，并逐渐形成“教有专司，职有其能，学有专人管理的局面”。省教育厅成立后，贵州建造了8所省立学校，其中以贵阳一中最为出名。周西成执政贵州时期，大力发展贵州，下令修筑公路，引进了贵州的第一辆汽车，并兴办电厂，发展贵州的电信等，对贵州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税收增加，省教育厅管理各中学的财政，如此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就有了一定的保障，改变了过去那种联立中学因经费不足而出现的时办时停的半瘫痪状态，给贵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周西成还命令成立教育局，以此代替清朝的劝学所。劝学所仅仅管小学教育，这样就造成了劝学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教育局成立后，教育经费的来源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相关使用办法和保管方法也规定在其中。教育局不只是帮助私立小学在教学上指导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还帮助扩充和新建了一些乡村试办学校和县立中学。1929年，贵阳在郊区乡村、场坝的四方河、高坡场、中曹司等地开办了乡村试办小学二十多所，桐梓县也开办了9所，县立中学有13所。
第二就是选好管理教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周西成深知要想管好全省的教育，必须要找一个既有学识又能在教育界和政届上都有名望的人。最后，他选中了周恭寿（字铭久，麻哈州人）。周恭寿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任职过贵州省咨议局代理议长和遵义的知事。他在遵义任职3年中，下令增设女子小学3所、小学12所，创办了男子、女子等师范性质的讲习所学校。周恭寿是周西成在成都混战中认识的，他提出的“振兴贵州，教育为大”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周西成的认可，周西成当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后，周恭寿也就被提拔为教育厅厅长。他编写了《贵州教育人员任免以及限制条例》，要求对那些教师考核不过关的进行解雇[9]。他下令召回那些在外面读书的贵州人，让他们加入教师队伍，以保证中学教师数量和教师质量。为了解决本省各级女子小学教师来源困难，为中学培养一批精英的男教师，他分别在贵阳女子、男子学校内增加了一个班级。为注重对女教师的培养，周西成規定男女学生不能同校读书。虽说周西成在校规上对学生十分严格，但他也很关心学生：有一次周西成路过都司路，看到学生们在路上整队行进散学回家，学生们向他敬礼，他向学生们微微点头，注目还礼，还各发奖金云南小板一枚。这一举动令学生家长们深受感动。他注重保护学校，命令省机关和相关的单位要宽容学校，而不能无故侵犯学校。
据数据显示：1930年初，贵州全省共有中小学校1 919所，学生共86 002人，各学校一年下来的财政可达383 184元。这是周西成上台后取得的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除此之外，贵州的高等学校有学生300多人，年经费达到32 500元[8]。在周西成整改教育行政机构和善于提拔人才的策略之下，贵州的教育有了较好的发展。
2.创办贵州大学
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后，他想为贵州做出一番建设，而贵州确实人才匮乏。于是，他萌发出为培养贵州建设人才而创办一所贵州自己的大学的想法，即创立贵州大学。在和教育厅厅长周恭寿以及杨干之、熊逸滨等人商议后，他们把达德中学解散，将贵阳二中合并到贵阳一中，集中力量发展一中。贵州大学建在二中的南明河畔，并任命周恭寿为贵大负责人，面向全省招生，凡是中学已经毕业或者获得同等学历者都可以报考贵州大学。学校开设的专业也比较全面，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读本科还是专科。学生根据自身特长来选择就读什么专业，有文史、理工、土木、矿业、医学、法学、经济类专业。同时撤销法政学校，把这些学生送到贵州大学经济专科就读。虽说学习的专业各异，但体育课是每个学子的必修课。除了要学习专业类的知识，还要学习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如体操、拳击、军事战术等课程。周西成还高薪聘用了丁文江、马寅初来贵大上课，并给贵大毕业的学生一个保障——毕业后全部录用，有的出校后当上了厘金局长、征收局长、稽核局长，如李独清担任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秘书。总之，周西成创办的这所大学，造就了贵州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1929年6月，周西成阵亡，贵州时局一片混乱，之后贵州大学遭到停办。最后，在毛光翔主政下，贵州大学不复存在，这无疑是贵州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3.重视体育运动
1925年，周西成还在赤水时，就在操场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运动的项目有军事检阅、团体操、拳术、气功、平台、木马、栏架等表演。周西成鼓励军校学生及其军队官兵参加运动会，至运动会结束后，每人赠一大酥饼。周西成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于1927年10月末下令举行贵阳各所学校联合举办的首次运动会。尽管运动项目比较单一，只是舞刀弄枪类的节目，现代化的项目几乎没有，但由于比赛场面壮观，在贵阳市民眼里是个稀奇玩意儿，去看比赛的人络绎不绝。兴许是在第一次运动会的基础上获得了办运动会的经验，1928年初，贵阳又举办了第二次运动会。这次运动项目与第一次相比有所不同，在前一次项目的基础上增设了跳高、高栏110至150码、400码中栏、撑杆跳高及跳远、铅球、标枪、铁饼，还有诸如田径类的项目。整场运动会的赛场上，只看见男子矫健的身影，女子则无权参赛。名次取前三名[10]。在周西成执政的3年中，贵州各县如织金、台江、绥阳等自行举办了校运会，促进了体育教学的发展，锻炼了人们的身体素质。
4.重视文化发展
周西成重视文化发展。他提倡多读书，1928年10月下令成立省立图书馆，并下拨资金购买图书，开展借阅业务，并设立阅报室以供民众借阅报刊图书。随后又下令在每个县也要建立图书馆，这便形成了读书的风气。除此之外，周西成还为贵州文化办了一件实事。1929年，他下令全省编修地方志，省立修志局。为此，各县也相继设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修志局编修县志。如1930年修成的《桐梓县志》就是在周西成命令下，由马空凡、韩元熙、付长民、谢薰陶、刘以庄等人与桐梓县县长赵元隽、绥阳县长侯树涛、清末举人尤镜涵、桐梓县县志局局长李世祚等合作编辑而成的。在周西成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到各县的修志工作当中，周西成本人还为大定、绥阳的县志作序。20年代中后期，贵州先后修了二十多部县志，推动了全省县志工作的开展。
三、周西成对贵州近代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贵州执政3年，周西成确实做了不少贡献。他虽说是军阀，主要是为了掠夺土地和人口，但不论其主观目的如何，这对于地势偏远、落后不堪的贵州来说，周西成在这片土地上做出的贡献堪称贵州历史奇迹。
第一，颁布《贵州省县教育局规程细则》，随即成立了县教育局，这使得教育的整顿得到加强，中小学教育得到发展。各县教育局受到教育厅的严密监督，不能徇私舞弊，只能依法办事。在省教育厅的监督和领导下，从事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要依法办事，不得贪污挪用教育费用。创办私立小学，开办新式小学，提倡义务教育，让更多的因家庭贫困读不起书的人读书。小学毕业后，学子们可以到省办中学就读，也可到民办学校上课，由此，促进了公立和私立两种学校的发展。1926年6月，周西成下令，禁止本省各中学毕业的学生外出升学，禁止省外大专毕业回贵州的学生继续外出深造和就业。虽说这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土皇帝政策，但确实促进了贵州近代化教育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有了读书的机会。
第二，自1928年省图书馆成立后，贵州各县也相继效仿成立图书馆，如水城县政府变卖青杠林公产获得的1 500万大洋，用来建立水城县的图书馆。赤水县1928年成立的图书馆，修文县的阳明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的建立，无疑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借阅图书，以丰富自己的学识，同时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因此，社会上的读书风气盛行。这也为贵州发展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贵州大学的建立，最大的贡献便是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如：侯发科是中外著名的中学教师，卢雨樵是著名诗人，马公平曾担任台湾监察院副院长。虽说周西成创办贵州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当时军事、建设和政治备用，纯粹是为了统治贵州，但客观上给当时那些考上大学但又没有经费去外省读书的寒酸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他创建了贵州近代化性质的文化事业，标志着贵州文化事业的振兴。
第四，周西成下令编修地方志，保存其史料，保护了各地优良传统。他因喜欢看川戏，便将川戏艺人魏香庭介绍来贵州。魏香庭在周西成的支持下，创办了“天曲班”，在贵阳招收了10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天曲班的创立，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川戏艺人，如李天皇、罗天祥、李天厚、蔡天鳴和史天霸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贵州川戏的奠基人。总之，在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后，他对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周西成主政贵州，建立健全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整顿和发展地方中小学，成立贵州省陆军崇武学校和贵州大学，打破了贵州落后的教育局面，并朝着高等化的方向走去。这一时期被称为教育发展的短暂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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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