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1938年的中国，国将不国兮！
——5月，徐州会战失败；6月，安庆沦陷；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12月，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在越南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卖国求荣当了汉奸。
——让我们再俯身看看1938年中国的政治版图：东北是伪满洲国，张家口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华北北平是日伪政府，华东是南京维新政府和没有收回租界的“孤岛”上海，西南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陕北延安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新中国的雏形。
呜呼！中国！哀哉！中国！
现在是1938年6月26日，炎炎夏日，热风如火。陈独秀带着妻子和大姐一家老小九口，乘民权号轮船自汉口溯江而上。与以往顺江而下或到芜湖或到南京或到上海去赶考去留学去办报去革命不同，这一次，他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此前，陈钟凡曾建议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聘请陈独秀到武大任教。王是陈独秀怀宁同乡，也是北大同事和《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二人至好。但终因政治的原因，如陈独秀所言“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登船之前，朋友们告诉陈独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11年前开除的26名进入国民党中央高层的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其中就有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目前与他闹得很僵的“托派”实际掌控者彭述之。听到这个消息，陈独秀笑了，他对国民党一时的心血来潮嗤之以鼻，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闹剧难道就是所谓的“国共合作”吗？倒是毛泽东在延安刚刚出版的新作《论持久战》，与其在武汉抗日演讲中所宣传的全民抗战、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油然而生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慰藉。
本来，他是准备在2月份就动身离开武汉的，却因为“汉奸”事件的干扰，他没有成行，打了一场没有输赢留下遗憾的笔墨官司。后来徐特立来武汉调解劝慰，本想应何之瑜之邀去长沙岳麓山下著书立说，但考虑到“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为此，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寻求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十分爽快地表示欢迎并愿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负责”。但作为民主人士，周也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告诉陈独秀，希望他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东西”。
6月16日，陈独秀正准备与包惠僧一起同行，偕双目失明的继母谢氏及儿子松年全家乘船赴重庆，阔别近30年的大姐全家突然从安庆流亡武汉，投奔他这个舅公而来。姐弟相逢与流离患难之际，悲感交集。陈独秀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于是，他就安排儿子松年夫妇带着孩子先偕祖母谢氏先走一步，自己留下来再想办法与大家一家前往重庆。
“卅年未见姐，见姐在颠危。相将就蜀道，且喜常相随”。大姐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嫁给了安庆商人吴尚荣，家里家外是一把好手。一直追随陈独秀的吴季严就是他姐姐四个儿子中的一个。这次大姐落难找他，同行的还有夫家的祖母、儿女和姑父母及叔伯兄弟共七人。
烽火连天，武汉危在旦夕，人们纷纷逃离家园，许多人一两个月都无法购到船票。过了十天，陈独秀终于通过朋友关系登上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包轮“民权”号，由汉口启程经宜昌再换船前往重庆。
6月28日，抵宜昌。一路上十分辛苦，因为乘坐的是别人的包轮，没有买到铺位，陈独秀夫妇一行九人都“在大菜舱外面打地铺（当时称之为三等活动舱）”。任卓宣（即叶青，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之妻尉素秋早慕陈独秀大名，这次幸运同船，乃第一次晤陈，十分激动，但看到其如此落魄凄惨，也顿生怜悯之情。她回忆说：“陈先生穿着一套中装短衫裤，顶上灰白的长发，剃去周围，只留中间像茶壶盖样一片……镶着一只金牙……展露笑容时可以看到……郑学稼兄说：陈先生眼睛中特有的光芒，为他所仅见。他很少佩服谁，惟独对陈先生敬佩有加。我则觉得，陈先生眉宇之间，表现出一种爽朗刚健的气象，令人体会到古人所说‘乾坤清气得来难’的含意。吐词琅琅如山泉松风，表现读书人的气概。”
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郑学稼与陈独秀也刚刚认识不久。在武汉，郑就曾去拜访过陈，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是一个月前的5月5日中午，郑学稼受《时事新报》总主笔薛农山（“托派”成员）之托，前往汉口吉庆街165号一家成衣店的楼上访问陈独秀。临去前，薛农山将一封信和30元钞票交给他，说：“愈快愈好，因为他太穷。”他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找到这家成衣店，问店里的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伙计答道：“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你小心哟，当心跌下来！”郑摸黑扶梯上楼，看到楼上的房间十分狭窄，一张木床，一顶蚊帐，一床单被，一张桌子，三四条木凳，二三只红皮箱，就是全部的家当。当时，室内有三人。郑问：“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这时，一位穿短衣、身材较矮、花白头发、留有胡须的老人说：“你是谁？”郑遂将名片递上。老头看后微笑道：“哟！我们是‘汉奸’同志！”因为郑学稼和陈独秀一样，当时也被王明、康生之流诬蔑为“汉奸”。陈独秀客气地问他吃饭了没有？这时，他才注意到方桌上有盛好的饭菜，一碗青菜，一碗汤。郑学稼后来回忆说：“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饭菜我实在不能下咽，所以撒个谎，说‘已吃过了’。而他却泰然地吃粗饭菜，这使我心中逗起很多感想。从这天起，我常到他的住处去。”
因为和陈独秀熟悉了，也成了忘年交。在船上，陈独秀与郑学稼无话不谈，但未涉及政治。郑回忆说：“他真是谈笑风生，不感旅途单调。30日船抵万县，我们一同登岸游公园。他嘱我电薛农山到码头招呼，和代订旅馆。7月2日下午4时，民权船抵重庆，出于陈先生的意料之外，来接的人很多。”
陈独秀到重庆后，虽然得不到中共和国民党两方面的照顾，但仰慕他的朋友确实不少。老朋友高语罕和《新民报》《新蜀报》的张恨水、张剑慧、周钦岳等等都纷纷为他设宴洗尘。陈独秀将大姐一家安顿在十多天前抵达的儿子松年住在绣壁街，自己则由周钦岳、高语罕安排，先是借住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李仲公驻重庆办事处，后来又借住在上板街15号川源公司老板黄炯明家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