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陈训慈，也许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提起其兄陈布雷——蒋介石的文胆，几乎是家喻户晓。抗战时期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全力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鲜为人知，堪称奇迹。本文根据陈训慈日记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还原这段历史。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起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文澜阁《四库全书》就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的红楼。七七事变后，陈训慈深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留存于世的不易，出于对保护国家文化根脉的强烈责任心，毅然带着一帮书生，开始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四库全书》大迁徙……
一迁富阳鱼山石马村（1937年8月—1937年11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到杭州一帶，时有日机轰炸。7月末，陈训慈“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他动员浙江图书馆的全体员工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点装成140箱，接受员工夏定域的建议，于8月4日启运往杭州附近的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坤良家老宅暂存。5日，抵达富阳鱼山。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机频频空袭杭州城。10月，轰炸更为激烈，轰炸之声鱼山依稀可闻。杭州城市民已四处逃难。陈训慈考虑到一旦杭州城失守，富阳不能幸免，阁书安全堪忧，决定再次转移。他亲自前往省政府要车，交涉两日，公路局徐局长虽答应但已无车可派。陈训慈没有办法，只好由浙江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出面，向赵坤良和夏定域借了200多块钱，雇工搬运书箱至江边，装船沿富春江溯流而上，运往建德。
二迁建德松阳坞（1937年11月—1938年1月底）
他们越桐庐，到达七里泷。七里泷这一段江面，水流湍急，船又重，水手只2人，无法逆流而上。随船押运的浙江图书馆职员毛春翔只能下船，只身搭乘军车，前往建德找陈训慈想办法。
陈训慈四处碰壁，最后想到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是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竺可桢深知《四库全书》的分量，即令浙大派出大卡车1辆，开往七里泷，分运3天，阁书终于全部运抵建德，搬入绪塘的方丽斋先生家中。但杭州城战事日益吃紧，陈训慈考虑到绪塘离公路太近，又另觅山乡，最终将阁书落脚在了建德北乡松阳坞。
11月25日，日军进一步逼近，浙江省政府迁至金华。陈训慈对《四库全书》留在建德放心不下，寻思继续搬迁。他赶到金华去见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请示《四库全书》安置问题，许厅长“未有一定主张”。再三登门，才领到300元。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教育厅所存节余数万金皆扣不发，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真令人感愤极也。”
12月24日，杭州城沦陷。搬迁之事迫在眉睫。但是陈训慈苦于没有经费，只能决定近距离迁到龙泉。陈训慈除自垫200元外，又向同事借了260元，雇得两只船准备出发。可是到了中午，他们的船却被军事机关征用。陈训慈仰天长叹，只能另雇船只运到金华，再租汽车转运龙泉。
三迁龙泉县中心学校（1938年1月底—1938年3月初）
1938年1月底，历尽周折，阁书终于运抵龙泉，暂存县城中心学校。正在此时，在竺可桢的建议下，教育部下达了将阁书迁黔收藏的命令。
3月初，教育部派浙江大学教授李絜非来浙，与陈训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等商议将阁书运往贵阳事宜。经过商议，认为由龙泉经闽省蒲城至江山通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通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通公路，阁书入黔，取道此线最为适宜。遂租用卡车6辆，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派总务主任史美诚协助李絜非负责督运，所需运费2000元则由浙江大学垫交李絜非先行支用，后由教育部归垫。
由浙入黔，地经五省，千里迢迢，艰辛异常。自蒲城至江山峡口，山路崎岖，在江山峡口镇附近，运书车队中有一辆卡车不幸翻车，11箱书滚落路边水田中。4月14日左右，阁书运到长沙；4月30日，运抵贵阳。5月20日，经史美诚将落水书籍曝晒后封箱，暂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数月后由贵州省教育厅出面，购得贵阳威西门外约一里的张家祠堂，作为阁书的保存之所。
四迁贵阳张家祠（1938年7月—1939年4月）
1938年7月，陈训慈经过慎重考虑，派浙江图书馆编纂夏定域来贵阳专任阁书管理员，受贵州省教育厅督导，薪金与办公费则由教育部支给。
夏定域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在江山峡口镇落水的11箱书重加曝晒。3000多册书，15万页，每册每页揭刷清净，垫上毛纸，再曝晾，工作要求很高。因天气时阴时雨，夏定域竭数月之力，才完成此艰巨的工作。
阁书从浙江涉险千里，迁藏于万山之中的贵阳，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不料，1939年2月4日，敌机18架空袭贵阳，自城南至城中心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建筑无数，死伤上千人，张家祠堂幸在西郊，躲过一劫。考虑到张家祠堂，地处要冲，离城太近，敌机若再来袭，难保每次幸运。为安全计，按照贵州省立图书馆一勤工的建议，新的藏书地选在贵阳北郊的地母洞。
五迁贵阳地母洞（1939年4月—1944年12月）
1939年4月8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移存至地母洞中存放。教育部拨款对地母洞进行防潮改造，批准建屋三楹，招雇工役2人，另请警察局派警员2名驻守洞口，夏定域时住山中指挥工警，时住张家祠堂，便利接洽保管事务。
同年6月，竺可桢亲往地母洞开箱查看库书储藏状况，发现书略受潮，乃决定商请教育部及贵州省教育厅开箱曝书。后经教育部核准，于同年9月11日起进行曝晒，至12月5日完成。此后，每年秋季均曝书一次。
1940年秋，夏定域被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聘为教授，提请辞职。陈训慈又张罗另觅浙江省立图书馆旧职员柳逸厂来接替夏定域的工作。10月21日，陈训慈带着柳逸厂到贵阳与夏定域进行清点交接。柳逸厂到任后，工作勤勉，颇善管理。他改进管理办法，曝书后，除撒石灰外，还每箱放樟脑丸十多颗，以防虫蛀；装箱后写下清单，防止错乱，以便检点。
同年12月25日，陈训慈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名义上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请求增加办公费和员役生活费，并动员其兄陈布雷于1941年7月20日写信给陈立夫请其设法增加管理四库全书经费。8月23日，陈立夫复函陈布雷：“布雷我兄大鉴：手示敬悉。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費，原定每月三百元，由本部拨给，现以物价高涨，办公费及员役生活费不敷支给，当属实情。已由本部准自六月份起，每月增拨三百五十元，连原有预算每月共计六百五十元，分作员役生活补助费及办公费之用。”
1941年9月，柳逸厂因劳顿致病，辞去管理员之职，陈训慈乃函召毛春翔继任，并寄上旅费300元。毛春翔原为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主任兼编纂，主要职务即为管理文澜《四库全书》，在浙馆服务四年，忠贞尽职，成绩颇佳，他曾一路护书到富阳、建德，亲历江山翻车，对《四库全书》感情很深。因此，由其继任，实是最佳人选。
毛春翔到任后在防潮技术上作了大量改进。洞内原仅在地上筑一木台，顶上建瓦棚，四壁空空。毛春翔乃将地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扇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掀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蓄积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嗣后，毛春翔又将每年曝书一次改为两次，即除秋季外，春季加晒一次。
毛春翔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也是陈训慈用人有方。1942年4月蒋介石关心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专门致电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指示“恐洞内空气潮湿，日久霉烂，请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为此，吴鼎昌特命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前往地母洞视察，经启数箱书检视，均无潮湿霉烂之书，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籍，欧元怀表示满意，主不迁移，并请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交给省府电复蒋介石，请准免迁。就这样，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中一放就是5年。
六迁重庆青木关（1944年12月—1946年5月）
1944年11月，敌骑入黔，筑市人心惶惶，黔省府已准备向毕节等地疏散。为免阁书不测，陈训慈、竺可桢等人纷纷电请教育部，将地母洞藏书“及早择地迁运，以存国粹”。12月，教育部派督学杨予秀、陈国礼二人到筑，协同毛春翔护运阁书入川。
12月4日夜，毛春翔接到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道藩的通知，说已令战区司令部派坚固卡车6辆，尽速运书入川。6日，6辆卡车准时赴张家祠堂报到。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书箱下山装车，8日清晨，车队出发。23日，《四库全书》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瓦房中，四间大屋子在山麓上，均朝东，地势高燥，适合藏书。教育部并批准添置16只杉木箱以改善阁书装具。
1945年2月，教育部为保管四库全书更期周密起见，特设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聘徐青甫、张宗祥、余绍宗、竺可桢、贺师俊、顾树霖、蒋复璁、陈训慈等8人为委员，并指定顾树霖、蒋复璁、陈训慈3人为常务委员。设置秘书和管理员各一人，分别由毛春翔和吴兼仕充任。常务委员陈训慈等常晤议保存事宜，督导秘书毛春翔在青木关谨慎守护，并于六七月间全部曝晒。
实际上，1942年陈训慈已不再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但仍心牵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写于1942年的简报中，陈训慈自陈心迹：“因库书及图书运藏关系，仍勉负义务兼顾之责……战后仍当竭力尽劳，以谋兴复。”
文澜阁《四库全书》完璧归杭（1946年5月—1946年7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战事结束。《四库全书》回杭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国民政府意欲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往首都南京。陈训慈、竺可桢、张宗祥等人多方设法筹运，并得到包括陈布雷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浙籍人士襄助，文澜阁《四库全书》最终得以运回杭州。
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青木关，走陆路运回浙江，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浙江省图书馆夏定域等8人，护送警察有12人。途经贵州、湖南、江西，历时50余日，曾“在衡阳遇匪，……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卸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7月5日，全部阁书安全运抵杭州，仍存于西湖孤山旧藏书楼。
从1937—1945年，在陈训慈等人的努力下，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迁徙6省，阔别9年后，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杭州。其间，陈训慈为筹措经费、联系交通工具殚精竭虑，为选择合适保管人员费力劳神。1938年1月7日，在辗转途中，他曾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心境：“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同月25日，他又写下：“客中追怀，百感交集，而播迁靡定，珍籍分隔，旧雨星散，独守馆钤，尤不禁怆然于怀，与忧国之念交迸而不能自抑也。”
事实也证明了陈训慈组织阁书大迁徙是极其明智之举。杭州沦陷后，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22日专门派出9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结果扑了空。
陈训慈精心呵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使这一国宝免遭损失的壮举，功在千秋，百世流芳。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是全国多家图书馆在抗战中艰难而悲壮内迁的一个典型事例。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