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红卫兵要去赵树理家里抄家，好心人告诉赵树理的妻子关连中把家里的“好东西”藏起来。关连中找了半天，只把一个带花的泡菜坛子和一块马蹄表用被子裹了起来，藏在柜子底层。红卫兵来了，四处翻翻看看，没找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好两手空空的走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同院的几个“山药蛋派”作家的家里，墙上都悬着挂毯，书柜上摆满精致的小摆设，可开山鼻祖赵树理家里，怎么偏偏就没有这些东西。
本色的山药蛋
赵树理不仅在写作上是“山药蛋派”，生活中他也将“山药蛋派”的风格贯彻到底。
赵树理吃的很随意。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天出去“打游击”，总是挑最小的饭馆吃。这种小饭馆通常只有几个菜，最贵的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这就是他最常吃的一道菜。
赵树理穿的也很随便，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咔叽布的制服，一顶蓝色的前进帽，一双黑色千层底布鞋。他只有一件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的狐皮大衣。赵树理身体不好，怕冷，一到冬天就披上这件行头。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是挂着几件。
赵树理自己戴了一块普通手表，妻子戴的是一块名表。赵树理下乡体验生活，回来很不满意：都说农民的生活好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关连中的一块表在乡下能买五头驴，是块“五驴表”！因为这句话，赵树理还挨了批。
赵树理好抽烟，上衣的四个口袋里总是装着不同的烟，见什么人拿什么烟。如果是下地的农民，他就发“火车”牌香烟；如果是公社和县里的干部，他就拿高级一点儿的“黄金叶”或“金钟”；要是官再大一点，他拿出来的就是“恒大”、“前门”；而他自己抽的却是大烟袋锅的旱烟。有时嫌不过瘾，他就将一个山药蛋挖空，装一“蛋”烟，插一根竹管，狠狠抽上几口。进了城，赵树理就抽烟卷，但也是最次的，味道极辛辣，可他却逢人就说，这是物美价廉。
不要工资
小说《三里湾》成稿后，三家出版社抢着要出版，赵树理却把书稿交给了名气最小、稿费最低的通俗出版社。他说：“就是为了书的成本低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稿费多少没关系。”他也不给自己的书出豪华本和精装本，在装帧和设计上也总是要求朴素简约，将成本降到最低。
《三里湾》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还是给赵树理带来了丰厚的稿费。许多其他作品也是一印再印，每次都给他付稿费。赵树理心里很不安：“我挣着国家的工资，专门写作还得稿费，这双重待遇太过分了！”反复思量了几天，赵树理做出决定，不再领国家的工资，只取稿费。朋友看不过去，跑来劝他：“别的专业作家都领工资，也拿稿费，不比你少，你是赚钱多还是怎么了？”赵树理不以为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生活就行了。”从此，赵树理非但不领工资，连差旅费和医药费都不报销了。
房子越搬越小
政府号召作家艺术家个人购买住房，赵树理就把《三里湾》的稿费交给中国作协总务科，请他们代为购买一套住房。总务科的工作人员便帮赵树理在香炉营买了一套四合院，赵树理去看了，连连摇头，“太大了，这在农村得住好几家呢。”工作人员劝道：“你花自己的稿费买房，响应政府的号召，大一点怕什么？”赵树理不愿大家扫兴，勉强搬了进去。住了一阵，赵树理觉得这里离单位实在太远，又找到总务科，请人家找一套近一些的房子。总务科又在马家庙找了套房，只有香炉营的一半大，赵树理二话没说就搬了进去。墙皮脱落，还有裂缝，赵树理自己掏钱修缮。房管部门觉得两处房子实在差得太多，要退他几千块的差价。赵树理坚决不要：“我已经拿出去的还要它干什么？就算支援国家建设吧。”
过了几年，赵树理又把马家庙的房子无偿给了中国作协，一家人搬到和平里一套普通公房里。1960年，他再次从和平里搬到大佛寺西街……10年的时间里，赵树理搬了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小，东西越搬越少。害得妻子直跟他抱怨：“人家说搬一回家就跟烧一把火一样。咱家也不知烧了几回火了，反正家里没值钱东西，好搬家。”
外汇给国家
赵树理到底赚了多少稿费，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今天寄来一份，明天寄来一份，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稿费，至于银行里存了多少钱，他心里就更没数了。到了国外，也是一样。
赵树理到苏联开会，没想到苏联中央银行的行长到他住的饭店里找他：“先生，我们银行里有你的存款，是稿费款，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派人给你送来。”赵树理忙问：“有多少钱？”“你用多少我们就给你送多少。”看来还不是一笔小数目。赵树理问得仔细，知道这笔钱是版权外汇，不能带回国，只能在苏联使用，或者在两国之间互顶使用。赵树理表示要考虑一下，送走了行长，同行的人们便议论开来，有的说：“自己的稿费，该花就花。能买什么就买什么，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反正不能带回去。”有的说；“哪个国家都会有你的稿费，你出国机会多，这次不想买，下次买也一样。”赵树理一声不吭，想了一夜，最后还是决定什么也不买，把这钱留给国家顶版权外汇。到了朝鲜，又一个行长找上门，还是一样的情况，赵树理照样一分钱也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