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我党全面执政后进行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的廉政建设，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廉政建设，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措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廉洁、更加坚强，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时期 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牢记党的宗旨，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我党全面执政后进行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生命力起到重大作用，使我党能够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而且为我们今天惩腐肃贪兴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深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的廉政建设，对于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反腐败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决心，对于新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廉政建设，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措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廉洁、更加坚强，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因、表现及危害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社会和国家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传承了中华民族勤劳朴素、克己奉公的美德，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闪耀着革命光芒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但是，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不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难免也会出现。
1.苏区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以根本区别于旧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它完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但是，对于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仍然会受到腐败这种污浊社会现象的侵蚀。事实表明，权力腐败的某些病毒，已开始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某些细胞中产生败坏作用。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具体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从组织方面来看，由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而在苏维埃政府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少数动机不纯的分子，以至良莠不齐。这些投机分子参加革命的目的并非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私利，因而常成为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第二，官僚政治的余毒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所谓官僚政治，通常是指剥削阶级的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其基本特征是政府权力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官僚政治是伴随着封建专制政体而产生的，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相当完备，影响十分久远。作为这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产物，“做官发财”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官往往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中央苏区的工农民主政府，脱胎于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官僚政治传统的社会，苏维埃政府中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员势必会受到封建剥削阶级“升官发财”“贪图享受”的腐朽思想的影响。
第三，从制度方面来看，由于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虽然当时苏维埃政府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但很不完善，而制度上的不健全就使腐败现象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在财政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32年3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曾指出：“苏维埃财政无论收入支出都是各自为政，没有丝毫系统。”［1］P439这就容易造成各级政府出现贪污浪费现象。另外，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主要精力都放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军事工作上，对制度建设难免有所放松，腐败现象也就容易乘隙滋生。
2.苏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1931年9月3日，时任中央苏区党的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中央苏维埃区域的报告》中说：“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有许多政府中吃饭的人很多，每月用的经费很大，工作人员腐化。”应当指出，上述报告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有夸大缺点的成分；不过，它所揭露的苏维埃政府中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开支随意，浪费较大。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農兵苏维埃大会指出：“过去各级政府的浪费实在惊人，一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2］P577由于铺张浪费，引起财政困难，以至有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向群众派捐，土豪富农打尽了，便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有时连有少许现金余存的贫农都被打了。
二是贪污现金，侵吞公物。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三是挪用公款，营私经商。以于都为例，某些县苏机关干部私拿公款，做将谷米出口、食盐进口的投机买卖，而区苏三个主席九个部长，就有三个主席六个部长是做投机生意的。在于都城市内有些合作社，竟成为少数党员、苏维埃以及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合股公司。
四是玩弄权势，生活腐化。有些干部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滥用权力，损公肥私。如门岭县洞头区军事部长，手上金戒指、金手表样样都有，吃饭时点明要吃洋参炖鸡子，一次饭花去公款十几元（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多元）。
五是任用私人，以权谋私。“干部的提拔与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所谓原则或标准，而是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工作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过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3］P350
3.苏区腐败现象的危害。
上述腐败情形，虽然仅是个别现象，但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由于苏维埃区域被国民党反动政权四面包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红色政权除了要应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外，还时刻要应付敌人的军事“围剿”。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党的工作人员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具体说来，腐败现象主要造成以下危害：
一是破坏党群关系，损害党的形象。凡是腐败现象严重的地方，往往官僚主义也盛行，造成领导耳目失聪，是非不辨，良莠难分；造成老实人受冷落，正直干部被排挤，势利小人受重用，正气受挫，邪气滋长；造成上下级感情不洽，党群关系紧张。长此以往，势必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使党失去凝聚力和号召力，削弱人民群众对苏维埃事业的革命热情，影响革命的成功。
二是贻误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凡是沾染腐败恶习的人，对党的事业都缺乏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党的决定虚以应付，做表面文章，不务实事，使得许多该办的事未办，该急办的事缓办，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三是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腐蚀一些干部。有些沾染了腐败恶习的人，最终无法自拔，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完全抛弃了我党的宗旨，丧失了党性原则，由人民的“公仆”转化为人民的“主人”，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总之，腐败现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就必须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对党内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把保持廉洁政治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
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由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造成苏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影响了苏区的生存与发展。在此情况下，苏区内部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又进一步加重了苏区的经济困难，严重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统治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更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中实行更集中的组织与军事纪律。要使每个党员对于革命，对于一切组织行动负严格的责任，尤其要严厉地反对党员中有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或比一般群众处在特别优遇的地位的状态”。［4］P324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规定：“政府机关中不应容留消极怠工腐化分子尤其是官僚主义分子在内，要彻底肃清旧政权基础上的官僚制度。”［5］P438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在全苏维埃地区大力开展惩腐肃贪运动。由于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革命战争是当時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所以，苏区的惩腐肃贪运动也是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贪污腐败的现象，提倡廉洁政治，目的是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苏维埃成为更坚强而有力的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充分的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6］
1.统一完善财政财经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各根据地小而分散的特点，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一般都是自筹自给、自收自支、分散管理。总的来说，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但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如乱收乱支、各自为政，下级埋伏少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苦乐不均，腐化分子浪费等。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革命形势和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迫切要求政府统一完善财政管理制度，严格财经纪律，以杜绝贪污浪费。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设立中央财政部，颁布暂行财政条例和检查、整顿各级财政工作等一系列措施，并制定了一批新的规章制度（包括预决算、会计、审计和国库制度）。
2.精简机构，统一编制，禁止以权谋私。
在连年战争的环境下，苏维埃政府财政十分窘困，为减轻财政负担，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精心设置部委，统一人员编制，并严格规定工作人员生活待遇，严禁党和苏维埃干部以权谋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只有9个部（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和一局（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一厅（总务厅）。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设立了11个部（除了上述9个部以外，增设国民经济部、粮食部）、三委（中革军委、工农检察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一庭（最高法庭，即最高法院）。每个部只设部长一人，个别部因为无部长设立了副部长。最大的部（工农检察部）只有七八十人，有的部（如司法部）仅有十几人，还有的部甚至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中央政府十多个部门，在瑞金叶坪时，一共才占有一栋祠堂，共523平方米，每个部门只有一间房子办公。干部们都是办公室兼卧室，房间摆设极为简单，生活标准十分低下。
3.建立健全党政监督制度。
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政府。对于苏区党和政府来说，一个强有力的监督系统同样必不可少。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前，共产国际就几次向中共提出过要建立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1931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致远东局的一份电报中，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建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成立隶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察机构和隶属于党委的，由工人、雇农、贫农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目的在于同混入党内的贪污分子、官僚分子、暗中破坏行为和腐蚀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7］列宁认为：“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就要求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加强监督，以保证国家机关干部真正为人民谋利。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苏维埃共和国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监察制度，建成了包括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未建立以前，单独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工农检查部、各级检举委员会在内的一整套党政监督组织。通过党政监督组织对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督，是苏区反腐倡廉的又一条重要措施。
4.严肃法纪，惩处贪官污吏，震慑不稳定分子。
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纪律就是规则。……每个同志，只能在纪律范围内行动，跳出纪律范围内的一步，就不行了”。［8］但仅有纪律的约束是不够的，廉政建设必须依靠法制，依靠法制的严惩和威慑教育功能来保持党员干部的廉洁。在这方面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是令人称道的。1932年7月7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训令，严肃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处分乃至法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举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管理，才使得在物质条件極其困难的情况下，党和苏维埃机关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朝气蓬勃的作风，为革命而不懈奋斗。这也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绝大多数干部从上到下都能为官清廉的重要原因。
5.运用新闻工具，发挥舆论的监督与导向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都办有报纸和刊物，如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和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红星》报等等。在报纸杂志上，工农群众可以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干部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正如张闻天于1933年12月1日在《斗争》第38期发表的题为《关于我们的报纸》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的：“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来教育广大群众。”通过加强舆论监督，置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于公众之下，来遏制不廉洁行为的举措，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而苏区的党和政府却十分重视发挥这些大众媒体在廉政建设中的舆论监督作用。
6.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
腐败现象的滋生繁衍有其思想根源，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的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往往就是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诱因。因此，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消除这一根源的治本手段。为了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和衙门作风的影响，纯洁革命队伍，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党和苏维埃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开始，毛泽东等就提出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来加强对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教育。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红四军前委领导机关号召全军起来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9］P85，提出了廉政建设的重大课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中央又提出必须重视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张闻天的倡议下，1933年4月9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中央苏区正式成立。同年8月10日，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指出：“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10］为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在印刷出版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列著作，并在各种类型的干部培训班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编印了许多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的读本，供学员使用。这些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设措施，为纯洁革命队伍，促进廉政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效
1.严厉惩治腐败分子，革命队伍得到纯洁。
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苏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苏维埃中央政府一成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惩治，决不姑息养奸。从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伏法案（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枪毙的第一个贪官）到中央总务厅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被处决，从查处“于都事件”集体贪污腐化案到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被法办，无一不体现了我党惩治腐败的态度之坚决，力度之极大，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对全苏区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效十分显著。
苏区党和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决态度，使得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逐一得到清除，广大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和鼓舞，而那些犯有贪污罪行的腐败分子在巨大的威慑力之下，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坦白的典型事例。还有些原本立场不坚定、革命意志动摇的分子，由于惧怕苏区法纪的严厉责罚，绝大部分人员也都安分守己。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形象、生动地记述了这个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这就促成了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我们的革命队伍变得更加纯洁，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2.积极倡导清正廉洁，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替人民解除苦难，为人民谋取利益，必须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斗争中，领导干部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为如何，不仅影响到政权的生存，更影响到政权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广大苏区领导干部就做出了表率。他们积极倡导清正廉洁，一贯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廉政建设的楷模。
领导带头清廉，下属自然仿效。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廉洁奉公行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令苏区人民非常感动，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共同奋斗的激情，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增进了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正是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从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中看到了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和政权，从而积极投身于创建和发展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由于党群、干群关系的日益密切，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终于克服了最严重的困难，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造就勤政为民政权。
任何一种制度、体制，要想廉政反腐，都不能仅仅依赖于掌权者的自律，而只能在制度化、法律化的基础上构筑足以制约权力遏制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即强化和完善权力制衡体系。制度建设和权力制约，是廉政建设的治本之道，是拒腐防变的可靠保障。苏维埃时期之所以能在我党历史上树立起廉政建设的丰碑，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从根本上清除苏维埃地区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苏区党和政府在大力开展廉政建设的同时，狠抓了包括民主制度、财经制度、法律法规、监督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建设。通过狠抓制度建设，党和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得到了健全，使得苏区上下纪律严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基本上被清除，苏维埃政权也就成为历史上最清正廉洁、勤政為民的政权。
四、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开展的廉政建设，虽然是我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后的初步尝试，但由于苏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因而在进行廉政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工作方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我党廉政建设史上的光辉典范。总结该时期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以德养廉。
腐败现象的滋生繁衍有其思想根源。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使勤政廉政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是消除这一根源的治本手段。苏区党和政府通过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牢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不断增强公仆意识；积极抓好党纪国法教育，不断强化自律意识等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纠正他们头脑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苏区的廉政建设，形成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光荣，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可耻的政治环境。
2．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带头进行廉政建设——示范倡廉。
党政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对下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否廉洁，关系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高低和凝聚力的大小，关系到党和群众能否保持密切联系。可以说，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事关廉政建设的成败。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的廉政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效，同领导干部重视廉政建设，并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苏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在生活上不搞特殊，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强调，廉政建设应首先从中央机关抓起，首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一做法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经济部门的反贪污浪费斗争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为该时期廉政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3．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狠抓大案要案——惩腐扬廉。
进行廉政建设必须严厉惩治腐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如同病菌和灰尘一样，危害党的健康肌体，危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病毒不除，贻患无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违法乱纪、危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绝对不能宽容。对于那些无视党纪、政纪和法律，敢于胡作非为的人，必须严惩不贷，绝对不能姑息。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依照法律法规，严厉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从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中就可以看出，仅在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粮食调剂局等单位中，就有贪污分子共42人中，遭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送法庭的1人，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以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与此同时，苏区党和政府还严厉查办了一些大案、要案，如前所述的处决左祥云、谢步升以及查处“于都事件”集体贪污腐化案的行动，在当时就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充分反映了苏区党和政府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所具有的高度警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
4．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监督促廉。
要保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即在廉政建设中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这一时期，苏区党和政府除设立党的监察机构、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组织监督外，还广泛实行舆论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这些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不给消极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温床，从根本上保证了苏维埃政府廉洁机制的运行。
5．建立和健全廉政制度和有关法规——法制保廉。
无论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带头清除腐败、清正廉洁，还是严惩腐败分子、狠抓大案要案，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和有关法规，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才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党的廉政建设中必须建立廉政法制，制定廉政制度，形成廉政保障体系。苏区党和政府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时期，苏区党和政府制定了有关国家财政制度、政府工作人员规范、群众举报工作办法和惩治贪污腐化训令等方面的严格规定，用以约束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这些廉政制度和法规的制定，在苏区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制约作用，使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有规可依，有矩可循，并且敦促了苏区广大干部廉洁奉公、自节自律，从而保证了廉政建设的顺利进行。
总的说来，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是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防止政党腐化变质、保持共产党人廉洁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中关于建设廉洁政权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和廉政建设规律的初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廉政建设，不仅在实践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廉政工作的典范，而且为党的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搞好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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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27日）［R］.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9月28日）［R］.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0）［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R］.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0）［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中国工农检查委员会（检字第二号）——继续开展检举运动》，1934年4月19日，《红色中华》第177期.
［7］《共产国际执委致共产国际执委远东局电》，1931年1月15日.
［8］《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引自《闽北党史文件汇编》第11期.
［9］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1933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