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人。在安德罗波夫任职期间，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成为安德罗波夫最器重的“农业专家”。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第二号人物，成为政治局的核心成员。
一
事实就是如此，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间加在一起是850天。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时长为二十八个月的痛苦过渡期，为苏联领导层的换代铺平了道路。
如果对克里姆林宫的密谋未作详述的话，就很难理解我如何能够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我将尽我所能就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事进行阐述，表明这些事件是如何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并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局面做推测。由于我深度介入了这些事件，所以我完全能够做到这些。
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日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必须给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接见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讲话稿的内容，而这个发言稿最初是为勃列日涅夫准备的。显然，讲话稿的内容应当体现新任总书记的最初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担心讲话稿会透露出一种傲慢的野心：“看吧，他仅仅任职一个星期就已经把这件事搞定了！”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了我的看法：“当然，你无法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一个完美的蓝图。但是你完全有可能提出和强调一些要点，按照你的思路清楚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做进一步考虑。”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也与其他官员讨论了发言稿的事宜。
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82年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作为新任总书记所做的主题发言十分成功。尽管充满了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陈词滥调，但他的报告的确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安德罗波夫谈到了苏联经济的严重缺陷和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未能达到目标，还谈到需要改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性，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动力，打造企业的主动性和企业精神。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新意，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称赞。他特别强调了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加强纪律性和控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无法再容忍当时存在的自满情绪。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是稍微提及了许多重要问题，但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报告初稿进行审议时，所有人都认为需要就经济管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我们并无具体的建议。因此，安德罗波夫亲自对报告做了修改，以表明他本人对所有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对全党和全体人民发出了参与讨论的邀请。
安德罗波夫对我们说，除非他的讲话对某些政府部长持续的渎职行为提出批评，否则他将不出席全会。于是，报告文本做了修订。对交通、金属制造和建筑部提出了批评，这些部在许多年里都未能满足苏联经济的需求。紧接着，相关的部长均被解职，他们是帕夫洛夫斯基、卡扎涅茨、诺维科夫。
安德罗波夫与格利高里·阿巴尔托夫（外交事务专家）、亚历山大·鲍文（知名政治评论家）、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一同撰写了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在报告初稿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安德罗波夫给我看了报告的这一部分。
在谈到西方媒体担心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外交政策将变得更糟时，安德罗波夫用讥讽的语气提到这些媒体就在不久之前还在谴责同一个外交政策。
在阐释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罗波夫说，在他看来，不能像西方的伙伴们那样，只是把目标聚焦于目前的裁军问题上。对于我们而言，谈判是促使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以取得互利的途径。他谈到了控制军备竞赛和冻结核武库的必要性，但不能是单边的行动。他还提出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去克服“一成不变的偏见”。
他讲话中的这段话赢得了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星期里，所有人都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新总书记所采取的最初实际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利用“他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对党的工作人员重新洗牌。
那个夏季的早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外出度假之时，我就经济政策问题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建议成立一个政治局经济政治委员会。将这份文件送交在克里米亚避暑地的勃列日涅夫之前，我让安德罗波夫看了一下。他对此做了一些修改，并说他支持我的建议。随后，我与契尔年科本人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讨论了这份文件。他们接受了这份文件，但从此没有下文。不久之后我听到一个传言，称有人再次认为我的行为是企图接管苏联政府。
诸如此类的猜测和怀疑不断增多。大家不再关注手头的工作，而是将这种行为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是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我以总书记的名义对文件的草稿做了修改。直到此时这份文件才送交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从克里米亚的宅邸给我打来电话：
“我已经看了你的备忘录。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结论是错的——要求我们建立另一个委员会。我讨厌这些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委员会，现在你要增加另一个委员会。那么，我的建议是在中央委员会设立一个经济部，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投入全力去领导这个部门。”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提议能够获得如此美妙的结果。
二
当我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时，我坚持要挑选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者。所选择的人选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我认为由于雷日科夫对于技术思维的偏好，他有能力看得更远，并且能够接受新思想。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对于经济部门掌门人的人选，我提议由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来担任。我与梅德韦杰夫自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专家，他在经济学界同仁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安德罗波夫让我去找梅德韦杰夫谈这项工作任命。梅德韦杰夫当时任苏联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中央委员会提供的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在管理工作上，对党内仕途丝毫没有野心。我要唤起他强烈的责任感，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意识到需要进行全面变革的科学部门的领导者。说服工作收到了效果，梅德韦杰夫表示他同意在党的新领导班子之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这次谈话之后，梅德韦杰夫去见了安德罗波夫，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确认了对梅德韦杰夫的任命，在谈到特拉裴兹尼科夫的那次丢面子的选举时，他开玩笑说：“我非常强烈地要求你不要立刻推动科学院的院士人选问题。”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党的官员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官员对于最高学位的推崇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流行病。有不少党的工作人员通过诚实的能力获得学位，但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政府官位得到学位。一些官员将学位视为他们职业生涯出现变数的安全阀，这样他们就能从容地退居研究所和大学的管理岗位。
当考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人选时，我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像伊戈尔·利加乔夫这样的人。我喜欢他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时，与利加乔夫之间有常态化的工作关系。当时他担任托木斯克地区党委书记，我发现他真心为他领导的地区多做实事，尤其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利加乔夫在地区党委书记中高出一筹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果断地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体现在他深厚的知识和文化底蕴上。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像利加乔夫’的人，”安德罗波夫笑道，“如果就有利加乔夫本人在此。”
他告诉了利加乔夫关于他的工作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利加乔夫立即表示服从安排。因此，几天之内，事情就这么定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部长，12月26日，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是要更换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帕夫洛夫，他自1965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凡是对苏共权力组织体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务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能够对党的所有物质资产进行集中控制。安德罗波夫所做的调查发现了多项滥用权力和管理不善的案例，包括诸如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大街的十月酒店和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工程。调查还发现了《真理报》印刷厂的严重渎职事件，该单位归总务部管理。
要在帕夫洛夫继任者的人选上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契尔年科需要安排他所信任的人选，我则坚持要任命我已认识多年的克鲁奇纳。克鲁奇纳十分诚实、能干、具有远见，而且十分谨慎和高度负责。他十分可靠，是我信任的对象。
部长级的人事变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已经提到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坚持要撤掉三名部长。在勃列日涅夫实施了二十年的“干部稳定”政策之后，即使要罢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废物也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最碰不得的部长就是建设部长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如果有人谈论建筑业存在的问题时，他就会以明白无误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这些批评者：“顺便说一句，你是否知道勃列日涅夫读书的时候与我是同桌？”
位于伏尔加顿斯克的原子能设备制造厂的建筑突然倒塌，表明其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过失。此事令诺维科夫受到调查。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如常进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事故，然后就调查结果做出决定。
安德罗波夫打断了讨论，说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废话，都是些惯常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提议立即撤掉诺维科夫。但是，后来的调子调低了很多：诺维科夫本人提交辞呈，然后宣布退休。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安德罗波夫的勃然一怒，而人们平时的印象则是他的老练。
1982年12月更换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决定造成了范围更广的反弹，甚至说是更强烈的震动。安德罗波夫此前多次谈到警察队伍的腐败、与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的联系和内务部当时的状态已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犯罪。不过，那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没有挑战晓洛科夫的权力，后者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保护。
安德罗波夫同样不满意克格勃的新老板费多尔丘克的工作。当勃列日涅夫还掌权的时候，我问安德罗波夫对他的继任者的看法，他勉为其难地答道：“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我才搭理他。而他很少打电话。他们说他在质疑我对克格勃组织的重组。所以，他正在显示出他的独立性，虽然我听说他与乌克兰领导层抱成一团。但我不会插手克格勃的事务，这是总书记的范围。”
这事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对总书记负责。而且，费多尔丘克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选择。现在，安德罗波夫以一石二鸟的方式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撤掉晓洛科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担任新的内务部长，以避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克格勃主席一职交给安德罗波夫此前的第一副手维克托·切勃利科夫，他在一年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横扫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也结束了另外一段漫长的历史：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基里连科退出政治局。基里连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患上了失智症，已经到了失去正常能力的程度。最终，勃列日涅夫要安德罗波夫找基里连科谈话，劝他提交辞呈。
安德罗波夫后来向我叙述了他与基里连科的这次敏感谈话的内容。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策略而坚定地直奔主题：“安德烈，你是明白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所有尊重你的同志对你讲话。我们达成的共同结论是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你的工作。你患上了重病，需要适当的治疗。必须对此采取一些行动。”
基里连科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顿时泪如雨下。很难继续跟他谈下去，但安德罗波夫没有停下来：“请你理解，安德烈，我们只需要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你将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短假，你需要多长时间都可以。你将保留你的一切：你的轿车、别墅、医疗待遇，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像朋友那样交谈，但仍然需要你自己做出决定。你记得柯西金吗，他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但他自己写了……”
“好的，尤里，”基里连科最终说道，“假如我不得不……帮我写辞职信，否则我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安德罗波夫迅速写了一个简稿，基里连科十分吃力地亲自抄了一遍。他的任务完成了。辞职程序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1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最终画上了句号。
四
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我问安德罗波夫选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原因，他不情愿地、含糊地说这原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他不愿意对此提出挑战。
毫无疑问，阿利耶夫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聪明、意志坚定，总是事先考虑好要采取的行动。起初，看到他在阿塞拜疆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我完全相信他能够大力打击腐败和地下经济。他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推动阿塞拜疆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实施了一大批项目，的确值得肯定。
但是，在更清楚地掌握了阿塞拜疆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正在发生变革的背后动机存有争议。有些人会说评价政治成就时应当忽视内在动机，因为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的全部人生经历中，我看到好的结果被自私的动机侵蚀殆尽。加盟共和国政府原先的官僚集团已经罹患癌症一般，被阿利耶夫以腐败和低效之名而清除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之为“纳希切万集团”的新集团。与以往的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关键职位被他的亲戚所把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严密支持网络，阿利耶夫不是在领导或管理共和国，而是在君临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公共讨论、游行、记者会、与公民的会面和其他民主的展示仅仅是表面文章，对他的政府的本质和原则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这样的人物被请来加入政治局。当然，这与对勃列日涅夫所做的承诺没有任何关系。阿利耶夫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将安德罗波夫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不仅仅是原先的上级。将阿利耶夫招入政治局是为了加强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地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出于类似的原因，安德罗波夫提拔了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尽管他了解后者的狭隘心胸和权威主义的手段，这可以从罗曼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得到展示：他很难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然而在1983年6月，安德罗波夫将罗曼诺夫从列宁格勒调到了莫斯科，建议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到那时为止，国防部门（包括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最高权力一直集中在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手中。安德罗波夫感到军事权力如此集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应当为了国家和乌斯季诺夫本人的利益而削弱其权力。但这也需要按照乌斯季诺夫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我不希望惊扰德米特里，”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盟友，也是我的同志。”
苏联领导层正在考虑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这个人选将来自党内高级官员。安德罗波夫希望乌斯季诺夫不会反对罗曼诺夫成为这个人选，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示反对。
政治局还发生了其他变化。1983年，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被从克拉斯诺达尔召到了莫斯科，取代索洛缅采夫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6月，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则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
五
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感到乐观，认为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呈现出未来改革的迹象。另一些人则感到沮丧和困扰，主要是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不安。
安德罗波夫与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僵。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党组织内的名望很高。
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将谢尔比茨基视为他的接班人的言论令后者信以为真。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谢尔比茨基变得十分活跃，竭力跟踪克里姆林宫的事态发展，定期致电和会见原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未受干扰，但人们总是能够感觉到对抗和相互反击的暗流。双方都不愿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只要是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谢尔比茨基就从不会走进总书记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还很少通电话。
至于吉洪诺夫，他牢记在心的是他在使安德罗波夫成为最高领导人方面的功劳要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觉得完全应当获得安德罗波夫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结果，他的行为如果不是粗鲁无礼的话，那么也算是咄咄逼人的。
“你看，”吉洪诺夫会这样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了解行政体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一切。那么经济方面就由我来管了。”
安德罗波夫要求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和我开列出有关经济管理、计划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亟待处理的问题清单。此时，吉洪诺夫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们“三人”直接联系各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这种做法立即制造了紧张状态。为了缓和紧张状态，安德罗波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不久之后，他对我说：“米哈伊尔，请小心不要弄砸了与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是多么重要。”
我意识到安德罗波夫担心吉洪诺夫会加入到契尔年科的队伍中去。
安德罗波夫需要控制形势，当时的关键就是确保力量平衡。通过提拔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勃利科夫和利加乔夫，安德罗波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与契尔年科和谢尔比茨基等的关系中，他尽力避免带来任何不利或令人不快的影响，以确保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他的政治日程，并对此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