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区东部的宝山路，呈斜行向，南起天目东路，北迄同心路，沿途多为民居。该马路修筑于1875年至1908年间，长1756米，宽13.3米至32米，虽不属于繁华街道，但这里曾有受人瞩目的大型出版企业，也有革命旧址。
因“宝山”而得名
一般认为，宝山路在晚清铺成时，因位于宝山县境而得名；但不少年长的本地段老居民则坚信，它的名称寄托着人们对长江口古代大型航标“宝山”的深深感念。
在明代前期，随着进出长江口的船舶不断增多，为了确保航运安全，吴淞口一带亟需醒目的导航标志。于是，在永乐九年（1411），督办海运的陈瑄上疏明成祖朱棣，提出在此“立堠表识”，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第二年，这座被誉为“宝山”的原始灯塔，便在百姓的急切期盼中诞生了。“宝山”基部以巨木为桩，上垒大量石块和泥土而成，四周树林苍翠、花卉吐艳；顶巅不仅有设计巧妙的用于导航的烽堠，还造了观音殿、龙王庙，春秋时节拾级而上的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多次从太仓刘家港启碇下西洋，都经过吴淞口出海，“宝山”也成为其大型船队的重要导航标志之一。宝山路的得名历史因缘悠久。
商务印书馆诸多第一
宝山路499弄位置，曾是我国近现代颇为重要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所在地。
商务印书馆在我国出版印刷史上创下许多“第一”，如1900年首次采用纸型印书，1903年首次采用著作权印花，1907年首次采用珂罗版印刷，1912年首次采用电镀铜版，1913年首次采用自动铸字机，1915年首次采用彩色胶版印刷，1919年首次采用机器雕刻字模，1931年创制传真版等。可以说，我国早期的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几乎均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引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作家蒋维乔、杜亚泉、叶圣陶、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竺可桢、任鸿隽、朱经农、陶孟和、何炳松、周建人、王伯祥、顾均正等均曾供职于此。
陈云早年因家境贫寒，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据张行恭的《我推荐陈云进商务印书馆》回忆：“自从当了学徒后，其记忆力之强和做事的谨慎细心，较子宏当年，更为上进。也因为接触外国人直接购货关系，去上夜校补习外语，不到三个月，成绩已斐然。从此，其他各部门，也要他去整理刷新，常常争相调用。”在“五卅”惨案发生时，商务印书馆成了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陈云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上海《时报》于8月24日发表报道《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其中说：“昨日据该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廖陈云（即陈云）声称，自前日至今，公司方面虽屡有人来此接洽，但均非正式……工会方面，确认为有组织工会之必要，其理由有二：增进公司与员工之感情；排除公司与员工之种种隔阂。故先邀公司承认工会，然后再开谈判。”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多次在陈云等陪同下，到商务印书馆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1982年2月，陈云曾怀着激情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单位。”
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悲壮地拉开全国抗战的序幕。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中，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等均被毁。
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
393号位置，是五卅运动期间的上海总工会机关所在地。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枪杀顾正红，呼吁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百余人。大批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疯狂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几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连夜举行会议，决定发动“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般爆发了。
6月初，正在青岛领导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刘少奇奉命迅速赶回申城。他作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与李立三、刘华等并肩战斗。那时，上海总工会机关设于闸北宝山路宝山里2号（今宝山路393号）。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忙碌，为了方便起见，他在上海总工会机关旁边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卧室兼办公室。6月20日，刘少奇在宝山里2号主持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会代表大会，进行紧急部署，60多个基层工会都派人参加，并通过了相关决议。
刘少奇在负责上海总工会期间，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据《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记录》显示，在7月底至9月中旬，刘少奇曾多次举行企业工人或工会代表会议：第一、二次是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谈了应采取的策略；第三次是英商电车工会全体代表会议，他针对英国巡捕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打伤工人的新情况，提出三点对策即“要联合各界起来抵抗”、“要求政府提出交涉”、“对英厂罢工仍坚持下去，并要扩大”；第四次是英商工厂工人代表会议，他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与大家商讨了下一步行动。在艰巨的斗争中，刘少奇积极依靠各级工会组织，善于将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正确结合，既沉重打击了敌人，又全力维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突然被军阀当局查封，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又在别处重建秘密机关，继续坚持开展工作。
在“五卅”运动中，刘少奇忘我的革命精神受到工人群众赞扬，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通讯：“本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度，使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劳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乎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
工纠队总部叱咤风云
如今的宝山路584号位置，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所在地。
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位于宝山路的总厂对面建成东方图书馆（前身为涵芬楼）。这是一座钢筋水泥五层大楼，占地约3亩半，堪称“文化宝库”，藏书最多时达51.8万册，其中善本古籍近5万册、外文图书8万册、地方志2.5万册（占全国地方志总数80%以上）；另外，还有照片、地图、图表、绘画5万余张，以及大量中文杂志和报纸。其收藏之富、之精，当年在我国乃至亚洲均名列第一。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战斗。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6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部分敌军强占结构坚固的东方图书馆作为据点，并进行火力封锁。周恩来亲自前往侦察地形，为了使东方图书馆避免受损，便指示对此处可暂时围而不打，以喊话促降。3月22日下午4时许，守敌因援兵久盼不至而慌乱，工人纠察队一举拿下该据点。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很快迁入楼内办公，周恩来叱咤风云，在此下达向直鲁联军头目毕庶澄坐镇的北火车站发动总攻的命令。
那时，直鲁联军第8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也被委任为淞沪防守司令）虽以北洋“骁将”自居，却色厉内荏地把司令部设在一节火车厢里，为的是失败时便于从铁路逃跑，不料申城铁路工人根据安排提前罢工，有些铁轨被撬掉，有些车头被掀翻，这个独霸一方的军阀见势不妙立刻逃往租界，于是仅剩的敌垒也被攻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曾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前的空场上搭起高台，悼念牺牲的英烈。随后，东方图书馆恢复了平静。
然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却遭浩劫。1月29日上午10时许，几架日本轰炸机呼啸着飞到宝山路上空，向正在印刷抗日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接连投下6枚炸弹，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殃及。2月1日上午8时许，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火势迅速蔓延，一直燃烧到傍晚，所有图书资料均被吞噬殆尽；只有5000册善本古籍因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幸免于难。
三德里附近的“血海”
220号至300号位置，是“四·一二”惨案革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组建了临时市政府。在上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机关工作的陆定一撰写了《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发表于3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其中说：“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先声。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次政权究竟能否稳定，或者为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所摧毁，但是我们相信，至少这次市民政府在国民革命中有重大意义。”
然而，蒋介石很快露出本来面目，他采取多种阴谋手段，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2日清晨，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会所；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紧随其后，借口“工人内讧”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第二天上午10时，上海总工会举行群众大会，揭露此次事件真相；会后整队游行，赴宝山路向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下午1时许，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鸿兴路口的三德里附近（今宝山路220号至300号位置），埋伏的士兵按屠杀密令突然用步枪、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被枪杀百余人，伤者无数，这里的马路成为“血海”。
反动军队为了掩盖罪行，从当天下午2时20分起对宝山路“特别戒严”，卡车偷偷运走许多尸体，有的受重伤未断气者也遭活埋。
邓中夏寓居宝山里
403弄92号南侧，是邓中夏早年在沪旧居所在地。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邓中夏从北京秘密抵沪。邓中夏为了应对反动军阀的“通缉”，改名邓安石，暂住于宝山路宝山里总弄西侧的一幢石库门房屋（位于今宝山路403弄92号南侧）底层，室内布置非常简陋，仅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邓中夏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坚定的信念，继续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1923年春，经过李大钊的推荐，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总务长（后来称校务长）兼历史学教授。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的高等学府，设于闸北青云路青云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由共产党人实际领导。邓中夏在上海大学主持行政工作期间，草拟了《上海大学章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相继聘请了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肖楚女、李立三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到校执教。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名闻遐迩的高等学府，当年社会上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之说。
邓中夏在上海大学工作时还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即书记），负责上海、浙江和江苏党的工作，他在宝山里寓所常挑灯夜战，忙于起草文件和阅读各种报告。为了振兴上海工人运动，他曾带领师生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创办平民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更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斗争。
1924年春，上海大学迁往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邓中夏遂离开宝山里另住别处。他在这里的旧居，已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侵沪日军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