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购置书籍”、“养成专才”与选贤任能、“建筑馆舍”等方面论述了蒋梦麟对推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蒋梦麟 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史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历届校长中，蒋梦麟任职时间最长。他服务北大20余年，不仅在蔡元培先生治理北大期间，长期担任总务长，更于1919.7-1919.9、1920.11-1921.9、1923.7-1926.5年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实际主持校务T作，是蔡先生革新北大的得力助手，还在1930年代执掌北大后励精图治，“北大焕然一新，学术地位的提高，真是一日千里。”任职期间，他高度重视图书馆工作，直接参与图书馆建设与管理，为推动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l “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
蒋梦麟是蔡元培主持绍兴中西学堂时的学生，他对蔡先生由衷爱戴，极为推崇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认为“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他在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正是出于对恩师的敬佩与思想的契合，他上承余绪、守业拓展，坚持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原则，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在北大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晚年他曾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是蒋梦麟在治理北大时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为此，他非常重视改善办学条件，把图书馆视作学术研究的“工具”，认为提高学术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有T具”，他说，“到底我们本身问题，还在提高学术上用功夫。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材。人材就是专门学术上之导师，工具就是学校的设备——如图书、仪器等，学校无适当的设备，先生口授，学生耳听，限学术于口耳之间，哪里配说是学术。”“设备不完，人材不够，哪里配讲学术。”身为学校领导，蒋梦麟多次向师生发表讲话与对外谈话，反复强调图书馆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1920年，在北大23周年纪念日上，他发表演说，提出对于将来的希望，指出首要应当注意的是输入西洋文化，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为研究西学、输入西方文化，就“先要改良图书馆，多买西籍”。1922年，在北大25周年纪念日上，他说，“希望要有好的‘工具”’，“还要造一个图书馆，我们方有研究和创造学术的地方。”1923年9月10日是北大开学日，学校经费已是山穷水尽，身为代理校长的蒋梦麟仍宣称，“如经费有着，拟将经费划出一部分用在充实学术上的内容。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这层做到，学术自能渐渐提高。”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后，“图书馆决增购图书”仍是其重要教育计划之一，1931年4月他接受记者访问，称“如既不提高教授待遇，又不充实图书馆，则全国高等教育毫无办法”。1933年，在北大35周年纪念大会上，蒋梦麟指出国家蒿目时艰，要解决种种问题，需要“在实验室、图书馆中努力向前。”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与图书馆密切相关的思想认识，加强图书馆建设成为蒋梦麟任职北大的一贯主张。1920年，身为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会同蔡先生等“慨然有筹备大图书馆之计画”，一起制定了“建筑馆舍”、“购置书籍”、“养成专才”的扩张北大图书馆计划。蒋梦麟在协助蔡元培先生革新北大的同时，努力增添图书仪器。1935年，北大新图书馆建成后，他亲自担任馆长，提高了图书馆的地位，“根据北大的原有体制，图书馆只是总务处管辖下的诸部之一，蒋梦麟改革体制之后，图书馆成为校长直接领导下的机构，图书馆长的地位与秘书长、课业长、各院院长相当。”馆长可参加校务会议，议决学校大政方针，“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图书馆主任的较高地位，严文郁凭借新建的现代化馆舍、现代的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引领北大图书馆进入民国时期的黄金发展阶段。”
2 “购置书籍”
蒋梦麟非常重视藏书建设，认为教师“若无书籍为后援，则凿空蹈虚之弊，恐不能免。吾入教员室，见书籍稀少，于是知吾国教育界知识之欠缺，为教员前途抱无穷之隐忧。”“购置书籍”是扩张北大图书馆计划的重要内容。
近代中国国弊民穷，学校经费严重不足、设备枯窳，为扩大藏书，蒋梦麟提出“学校执政者，划定经费，兴办学校藏书。”争取固定经费是加强藏书建设的重要保证。自1919年蒋梦麟任职北大后，即着手协助蔡先生添置图书，即使经济困顿，“所定购书一项，预算费为数颇巨”。李大钊任馆长时购书费预算为6万元，1923年为3万元。1930年代初蒋梦麟执掌北大后，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以下简称“合款”），自1931年起，至1935年止，每年双方各提出国币20万元，专为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关设备及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之用。该款名义上为合作，实际系补助北大发展。合款为图书馆添购书刊提供了支持，购书“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补助一半，即每购书一本，教育文化基金会出购价一半”。图书馆购书费基本维持在每月9千元左右，有时是6千元。这样的经费水平，当时在中国图书馆界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向以经费充裕著称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和中法大学图书馆，每月经费平均不到2千元，一般院校图书馆不过几百元。在合款的支持下，北大在兴建图书馆的同时，不惜重金购买了马廉藏书，中多小说戏曲；为便利学术研究，图书馆“近来购置西文书籍之方针，决以多购整套杂志为原则，以便供研究某种专门问题者汇集系统之材料。”
针对藏书建设，蒋梦麟提出了具体的购书要求，指出要“多买西籍”以研究西学、输入西方文化，“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除购置图书外，学校还提倡以捐献、征集、交换等办法丰富馆藏。1920年在筹划“大图书馆计划”时，就制定了捐书捐钱的劝募办法，“凡捐书者亦得估定其价值，与捐助金钱同科”。《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不少教授赠书的布告，蒋梦麟本人也曾为图书馆捐赠图书。采取“向国内国外征集文化出版品”的办法扩充图书内容，“通电国内国外各图书馆及各文化出版所等处，征集文化出版品，以便陈列该校之新图书馆内，俾资参考云。”并积极开展国内外书刊赠阅交换工作，如通过北平图书馆的介绍，北大图书馆和德国学术互助会建立了密切的图书交换关系。
由于学校领导重视，北大馆藏量迅速增加。1920年馆藏中文书仅14万册，西文书仅3万册，日文书仅1千册，西文书中有半数自蔡校长任事后始行添人，到1935年2月底再统计，馆藏中文书籍162463册，西文书籍64734册，日文书籍12126册，中西杂志共420余种，还有研究所国学门所藏大批清内阁大库档案尚未列入。至1936年7月底，馆藏书籍共计244440册，内计中文书籍177477册，外文书籍66963册。“该校书籍之多，为北平各大学之冠。”“收藏之富亦远轶全国各大学”，极大地改善了师生的学术研究条件。
北大馆藏图书形成了特色，据馆长毛准介绍，“汉花园（即沙滩红楼一层图书馆）北大藏书，向称饶富，尤以中文丛书方面，几为全国之冠，西文方面英、德、法、俄、意、拉丁诸文，均有杂藏，更藏有若干种海内绝迹珍书，尤属名贵”，“所藏中文书籍中，善本书籍甚多，多为海内各大藏书家所未见之珍本，至为名贵”。如今，北大馆藏有居全国图书馆第三、高校图书馆第一的古籍善本书籍，许多甚至可称是国家历史的宝藏，除得益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并入外，还与北大图书馆的长期积聚密切相关，“北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其实主要是在解放前那段时间收集的。”北大图书馆在民国报刊的收藏方面也居全国前列，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认为，北大学者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当然，这与北大图书馆旧报刊收藏相当丰富也密不可分。”
3 “养成专才”与选贤任能
随着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开展，对图书馆人的素质要求在不断提高，“养成专才”也是“大图书馆计划”的一部分，学校“拟就校内毕业生中选派数人至英美专修图书馆专门之学，一面再在本校添设专科，延师讲授，以为异日充任图书馆职员之用。”1924年，北大添设教育学系，蒋梦麟当选为教育学系教授会主任，教育学系教授会经讨论制定了修习图书学科目办法，把图书利用法作为教育学系必修科，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作为教育学系选修科，其他系学生也可选修以上三课。1925-1926年度袁同礼在教育学系主讲“图书利用法”，讲授如何利用中文、西文参考书籍，给学生传授初步的治学方法。
同时，蒋梦麟非常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1932年6月公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设图书馆，置馆长一人，商承校长处理本馆事务，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并置事务员若干人，均由校长聘任之。”馆长是图书馆的关键人物，对图书馆工作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蒋梦麟对选拔馆长颇费苦心。1931年，蒋梦麟任命毛准为馆长，是由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的极力推荐。毛准曾留学德国，以博学嗜书著称于友朋，以至他的老师蔡元培先生称他是“东方秀才”，胡适更称他为“东方图书馆”。毛准曾两度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是民国时期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较长者，也是对北大图书馆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馆长之一。毛准第一次担任馆长正是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主持了松公府临时馆舍的工作，积极改进业务，读者服务有很大改善，临时图书馆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据张中行先生回忆：“且说那时候，北大有些学生，主要是学文史的，是上学而未必照章上课。不上，到哪里去？据我所知，遛大街，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很少；多数是，铁架上的钟（在红楼后门之外稍偏西）声响过之后，腋夹书报，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国家，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学习的榜样。1920年，蒋梦麟等在预备筹资兴建新图书馆之初，就有“室内陈列，一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的计划。1935年北大新馆建成后，蒋梦麟非常重视，身为校长的他亲任馆长，把图书馆的美国化改革也提上了日程，于是，他产生了由一个西化的人来直接管理图书馆，以代替没有“美国化”的毛准的打算。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向蒋梦麟推荐了严文郁。严文郁，1925年毕业于文华大学图书科，193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被荐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阅览部及编目部主任，是蒋梦麟心中的理想人物，但如何顺利实现人事变动，他颇感为难。此时，胡适作为蒋梦麟的同学、好友，同时也是毛准的莫逆之交，写信给毛准，建议他辞去馆长职务，“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但你是一个没有‘美国化’的人，你办这个新图书馆，确不很相宜。”胡适的这封信使图书馆组织的更新得以顺利进行。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严文郁就任馆长后，改进分类编目制度、建立完整健全的目录体系、改革和完善藏书采访方法、整顿和调整藏书、加强和整顿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业务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去年新馆落成，严文郁氏接长该馆后，馆务乃突飞猛进，一跃而跻于现代化大学图书馆之林矣。”
蒋梦麟不仅重视使用人才，同时还关心、爱护人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聘请严文郁为图书馆主任，在袁同礼馆长未到校前，馆长职务由严文郁代理。后袁同礼因北平图书馆迁滇事忙，请辞馆长职，严文郁遂负责处理图书馆事务。据严文郁回忆，抗战最艰苦、经济十分拮据时期，银行经理劝他脱离联大，在行中充当外汇部副主任。他认为事关重大，与联大校委蒋梦麟商量，蒋先生说：“银行待遇太好，必如戴先生一去不复返。目前虽受煎熬，但胜利终属我们，为了钱而牺牲你在图书馆的成绩，未免可惜，值得考虑。至于生活问题我们在校内设法，略予改善，以期度过难关”。严文郁听了十分感动，婉言谢绝了经理的邀请，并辞掉了兼职，从此安心工作。
4 “建筑馆舍”
“建筑馆舍”是扩大北大图书馆计划的首要内容。1918年秋，北大图书馆搬迁到沙滩红楼一层，“惟建筑非为图书馆而设计，一切设备均不合用，当局甚感其苦。”1919年蒋梦麟任职北大后，“筹划在第一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
当时国帑空虚，学校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从劝募下手，募集资金建筑新馆，并制定了募捐办法和对捐助人的“名誉纪念”办法，“闻筹划此事之最热心者为北大教授蒋梦麟博士”。除1920底蔡元培先生赴欧美筹款外，蒋梦麟也在美国募款扩充图书馆。在1922年2月25日召开的北大评议会第六次会议上，主席报告并通过了因蒋梦麟在美为北大图书馆募捐，延续假期及现请谭仲逵代理总长案。此事也得到好友胡适的积极支持，为尽快促成图书馆建筑资金的落实，1921年7月，胡适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议上，提议捐一个月薪俸，得到当时在场教职员全体赞成。而此时北大正面临着严重经济困境，身为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心里焦灼”，“教职员饭钱不知在那里，还管什么图书馆”，胡适向他表示“即便此次失败真无可挽救，我们总同你一块儿进退的。”1922年8月7日胡适又写信给蒋梦麟，“劝他回校后不作别事，只担任募款建筑图书馆一事。”
1930年蒋梦麟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后，发现馆舍狭小陈旧不便使用、图书流失严重已成为突出问题。在1929年北大举办的民意测验中，“无大规模的图书馆”被认为是北大最大缺点。任职不久，傅斯年即致函蒋梦麟，“昨天在厂甸摊上买到北大图书馆的书一本，这是我到北平二十二个月中第三次遇到小摊上卖北大的书的事。以我经年不逛小摊，很少走东安市场，然竟遇到三次，则北大书之流落，当是很普及的事了。朋友们几乎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劝蒋“先费一下子心，把这个图书馆于最短期间改成北大教员的研究室、北大同学的读书室。”蒋梦麟随即把来函刊载在校刊上，并复函，“我们要把学校办好，应该不怕直暴自己之短，并且不要妄夸自己之长”，表现出建设图书馆的坚定决心。1930年1月8日，北大图书委员会议决“催请学校从速购买松公府地亩，俟购得后尽先建筑图书馆”。兴建新馆成为蒋梦麟掌校后的当务之急，1933年8月，蒋梦麟接受记者访谈，称“下半年拟就文化基金庚款项下余款数万元拨建藏书库一处，因此北大图书馆现存中外书籍之善本极多，非有藏书库不足谋文化保障之安全。”
合款为蒋梦麟革新北大、建筑新馆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蒋梦麟专款专用。1932年9月北大大裁员，有人问及，有中基会补助，北大何以如此困难？蒋回答，“据十九年冬，文化基金委员会决议，补助北大款项，只限于建设（指仪器、图书馆、建筑校舍）用途，及添设讲座之用，不得挪作经常费用。……本人对于建设费用，绝不敢挪用一文，以作经常费，故文化基金与学校经常费，并无关系。”学校组织了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其中全馆的结构，图样的修改，均经蒋校长几费斟酌而始确定。”1934年4月新馆开始动工，1935年8月全部工程告竣，新馆“占地1256平方尺，容积为6601立方尺。各阅览室同时可容480人阅览，两翼有研究室24间，专供各学系教授研究之用，书库四层，约可容中籍80万册或西籍20万册。”新馆暖气卫生电气等设施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计和设备，建筑质量以及图书收藏在当时北平各高校中堪称一流，极大地改善了师生的学术研究条件。1935年9月20日是新馆启用开幕日，“全日到图书馆阅书籍者达八百余人，”而此年北大本科生、研究院研究生、借读生等学生总数为九百九十一人，足见当时新图书馆的受欢迎程度。
蒋梦麟对新馆建成颇感欣慰，1935年10月，在北大新生茶话会上，他说，“北大过去物质设备似感不足，但今年各同学来校，适值好时期，去年一年先后将宿舍及图书馆完成，诸同学能有安适读书之所，是堪告慰者。”新馆开幕前向读者发放借书券，“每日往该馆领取者极为踊跃。”新馆开幕后，“楼上下四大阅览室皆开放，每日前往阅读之同学极为踊跃。该馆各阅览室长桌坐椅备极讲究舒适，便于长时间之阅读，故每日中几每一阅览室皆跻跻跄跄有人满之势，十足表现北大之研究气象。”
“图书馆的落成在二十四年八月，那时日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华北人心惶惶，北大在此时大兴土木，对当时平津的振荡空气，确乎安定不少。”就在战争威胁之下，“蒋梦麟先生很镇定”，仍主持修建了地质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为北大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他回忆道，“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