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工笔人物画家徐燕荪，是中国人物画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京津画派”中的名家，其极大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物画的进步和发展。他善绘仕女、侠士、传说和宗教人物，尤其擅绘历史故事人物，作品富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特别是他取材于历史人物、史籍典故的历史故事人物工笔画，人物形象刻画精致，故事情节和宏观场面表现清晰，衬景铺陈杂而不乱，并通过突出内心境界，表现了人物性格。同时对描绘对象的神貌、衣冠制度和公室车马等，亦有着深刻的认识。厉南溪赞他“其人物之妙，妙在取材精而传神足，考证博而蕴藏深。”而吴镜汀则誉其“国士家人并殊之，今从妙手示规模。曹吴复见托把笔，三绝输君信不虚。”
“湖社画会”的创始人物
徐燕荪（1899-1961），名操，别号霜红楼主、归燕楼主等（图1）。祖籍河北深县徐家湾。他出身北京的书香门第，从小就习诗词歌赋、四书五经和唐宋古文，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其原名徐存昭，15岁曾考入北京求实中学。在校期间因看京剧《战宛城》时对曹操的雄才大略由衷钦佩，故更名徐操，以求自勉。他自幼痴迷书画，尤对人物画情有独钟，曾拜内廷画家管念慈为师，亦由此能得以出入宫廷，饱览皇家气象，大开艺术眼界。光绪皇帝驾崩后，其师管念慈辞官侨居上海，他则转投“海派”画家俞明（涤凡）门下主攻人物，继续学习深造十余年。后其工笔画造诣日臻成熟，声誉亦于京城艺术界逐渐打响。
1920年，金城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徐燕荪作为首批会员，本着“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并以核心成员的身份，在北京、上海和日本东京、大阪等地，成功举办了多次画展。且以精工富丽、雅俗共赏的人物工笔作品，深受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赏。金城仙逝后的1926年，他与金城之子金开藩，曾创立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早学术组织之一的“湖社画会”。当年还取材《汉书·袁盎传》记载的历史故事，创作了在中国称为“鉴戒画”的平生得意之作《袁盎却坐图》[图2，1926年作 ，尺寸145.5×76厘米，著录于荣宝斋出版社《荣宝斋画谱——人物部分（徐燕荪绘）》]。此后他除了参与画学研讨、画展等日常活动外，还在1927年11月创刊的《湖社月刊》，1928年1月创刊的《艺林旬刊》，及《晨报》《日耀画报》（《新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过含有历史故事人物工笔画在内的作品和插图，成为了路人皆知的画界名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被聘为北平国立艺专、京华美专教授的徐燕荪，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期间他专授兼工带写的古代人物画，并培养了任率英、吴光宇、王叔晖及黄均、刘凌沧、潘絜兹等一批门下弟子。学生心悦诚服其造型之妙、功力之深，为其弟子心目中的偶像高师。他还从人物画的勾勒、渲染、传神，到发鬓须眉、衣纹着色、背景色墨等方面，傳授学生人物画的规范和画法。同时根据总结传统、结合实践，撰写了《人物画范》，并在《艺林旬刊》上连载发表，使得从学者甚众。他心直口快，性情豪爽，喜交画友，并经常和他们宴饮雅集[图3，上世纪三十年代，徐燕荪（左一）与张大千（左三）、谢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于非闇（左十一）等画家，在北京中南海植秀轩拍摄的老照片]，所以在业内口碑极佳。
这一时期的徐燕荪，还创作了他最擅长的场景人物工笔画《同泰翻经》（图4 ，上世纪30年代作，尺寸121×47.5厘米，著录于岭南美术出版社《画廊》）。该历史故事题材来源于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的典故。两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南朝的梁武帝在全国兴建寺院，讲经说法。画面描述的是大通元年（527），京城大疫，武帝于重云殿为万民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于同泰寺开设四部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乘小车不用车驾，亲升法座为大众开讲“涅槃经”。画面最高处为身坐莲台、手持法器、慈蔼和睦正在讲经的梁武帝；从旁两位侍女，分持莲花与净瓶，婀娜多姿。下方三位身披铠甲的武士炯炯有神，充满阳刚之气，而伏地的三位部众则显得谦恭顺和。绿水青山、祥云瑞石、宝树珍花，均环绕其间。在处理不同身份人物衣纹时，徐燕荪通常将唐代吴道玄之“兰叶描”、北宋李公麟之“铁线描”、南宋马远之“钉头鼠尾描”等手法掺杂使用，取得了丰富多变的视觉效果。不得不说这是他注重传统，遍临历代名家作品，吸收了传统笔墨技法的结果。
民族精神的大力讴歌
作为传统人物画的领军者，徐燕荪提倡“古法出新”的中国画创作。他痛斥当时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创作风气，反对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社会风潮，十分注重中国画的价值和意义。他曾说自己“尤喜历史故事画”，为此还“曾做过历史服饰沿革的研究”。在历史故事人物工笔画中，他常运用特写手法布局，使用线描因具体情况而异，构图则繁而不杂、简而有当。作品不仅摆脱了晚清时期人物病弱纤巧的特点，而且全都表现出或豪情健笔、或生动精致的画风。尤其是抗战时期，他谨记身为艺术家所应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时刻用画笔作“武器”借古喻今，以此寄托其爱国胸襟。
1937年，日本关东军陈兵北平。此时的徐燕荪每个礼拜都以爱国历史故事为题，绘一幅白描工笔人物画发表，来抒发自己的满腔热血，歌颂奋勇杀敌的民族精神。这些看似横幅册页的画作，除少数历史不为人所知外，一般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品不但充满了气贯长虹的阳刚之美，更倾注了令人深省、催人奋发的抗争立意。1943年，此三十余幅画作由任率英等人印成《霜红楼画剩》出版。
主题性宏篇历史作品的完美创作，是徐燕荪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在他的历史故事重彩画《荀灌突围》（图5 ，1937年作，尺寸125×60厘米，著录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博爱堂藏书画古玩艺术精品集·第一卷》）中，就可看出其有异于古之选材。作品融入了焦点透视和空间处理手段，来描绘双方战士搏杀的壮大场面。同时此作他根据的是明清笔记小说之记载，并没按西汉刘向《列女传》中的历史故事“荀灌娘突围”进行创作，是没有粉本的。而此类历史画的绘制更要求“古法出新”，非得在熟读历史文献、考究衣冠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将文字记载转换成视觉图像画作，实属难得。故人们赞扬他是“二十世纪创作严肃历史画的先行者”，实至名归。
传统题材的深厚画功
徐燕荪十分注重传统题材的继承和发扬，画作既不被古人所捆绑，又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推陈出新。他笔笔有力的历史故事人物画，不仅线描运用自然，且能在统一中求变化，可率性而为。其人物工笔画单从笔法上划分，可分为重彩工细、写意两种；色彩则有重彩和白描之分，且尤以重彩工细工笔画为主。但无论笔法如何、画作大小，他均能不打底稿地随手画出，画面却十分严谨。同时对自己的作品胸有成竹，从不做任何改动，足见其十分深厚的传统画功。
《洗桐图》是中国人物画领域的传统题材，其典故来源于“元四家”之一倪瓒有洁癖的历史故事。观徐燕荪的《洗桐图》（图6，1939年作，尺寸132×47厘米，现藏于北京画院），所作的也是坐于梧桐树下的倪瓒和友人，正仔细检查仆人清洗梧桐是否“到位”的情形。其实画史上不乏以绘图讲述“洗桐”故事的高手，似乎千篇一律、毫无创意。故发展到后来，该类作品体现更多的，是我国传统文人洁身自好的精神品格。所以徐燕荪的这幅作品，如果放眼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其实表现的是他在这方面的精神追求。
徐燕荪所绘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有一些作品画面像是在霞光云彩之间“腾云驾雾”，有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相互融合的独创。如他取材北宋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而创作的《梅妻鹤子》（图7 ，尺寸168×99.5厘米，2007年天津文物拍卖公司拍品）。《梅妻鹤子》是文人精神世界里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常见题材之一。徐燕荪在表现这类题材的绘画里，也体现了自己“向往隐逸生活、拥有恬然自适之清高情态”的这种追求理想。
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还有源于宋代人物名家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而徐燕荪所做《西园雅集图》（图8，1941年作，尺寸114×60厘米，著录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画家——徐燕荪画集》），不仅把不同人物的不同神态与动势，描写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而且将人物及各种场景中最为精彩的瞬间，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如同高级单反相机拍摄的写真。虽用色清雅，但更显恬淡清晰，有以少胜多的神奇之效。特别是仅两三厘米的人物头部描写，其眉间顾盼之情、俯仰萧傲之态，尤其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前人摹本相比较，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国的徐燕荪“不屑”于时人所画，而对其所作的人物工笔画极为自信，可谓艺高人胆大。不过这种自信，却恰好诠释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人物画大师的地位。如他作于45岁的壮年，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文姬归汉图》[图9，1943年作，尺寸98×40.5厘米，著录于荣宝斋出版社《荣宝斋画谱（徐操专辑）》]，就是这种自信的最好证明。图中的人物刻画描绘，神态各异且姿态横生，主人公的欣喜之色跃然画上，其归汉之情好似感染了同归之人。而山水树木层次分明，小溪流水自然和谐，美人、美景布局巧妙。由此可见徐燕荪的笔墨功力深厚，非一般画家所能为之。
新中国的连环画鼻祖
众所周知，有着“小人书”俗称的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它以连续的图画刻画人物和叙述故事，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通俗读物。基于徐燕荪技法纯熟深厚的人物工笔画功力，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他即被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时下辖大众图画、朝花美术、新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积极投入了政府提倡的连环画创作，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连环画专业画家。
由于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故寓教于乐的连环画成为了大众的重要读物。而徐燕荪的连环画创作题材多为历史和名著故事，代表作有1950年大众图画出版社出版的《三打祝家庄》，1951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打鱼杀家》，1953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的《火烧赤壁》和《王佐断臂》，1954年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除三害》，1955年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巾起义》等（图10，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徐燕荪创作的历史和名著故事连环画代表作）。他画的小人书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古代历史故事，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所以其作品广受大众欢迎，经常是一出版即告售罄。
1953年，踌躇满志的徐燕荪当选为中国画研究會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54年，他又当选为北京文联理事、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其参与了中国画院的筹备创建工作，并于次年画院成立被任命为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在这几年，他不但呕心沥血地组织、参与了大型画卷《和平颂》《长征图卷》的制作，还完成了展示其驾驭群像和宏大场面能力的晚年代表作《兵车行》（图11，1956年作，尺寸88×163.2厘米，现藏于中国美术馆）、《丽人行》。然而命运弄人，当他的艺术创作达到鼎盛时期，1957年却被错划成“右派”，饱受不公正待遇，并于四年后含恨病逝于北京。
尽管斯人已逝，但我们纵观以上徐燕荪的历史故事人物画作，却感觉他的艺术长存！不难看出，他的此类作品虽不乏加工提炼，但却有依赖于书法式用笔的具象性，还具有抒情个性的抽象美。他的作品不朽，无疑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中，一座立于工笔人物画上的永恒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