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迁都重庆，为了发展其大后方广播，决定建立贵阳广播电台，贵州广播事业由此开始。抗战期间，由于贵州紧邻重庆的重要地理位置，国民党在资金、人力、设备上积极大力发展贵阳广播，一时间贵阳广播电台规模、设备在国民党中广管处管辖的11处广播电台中位居第4位，其播音范围可传送到南洋一带，是当时对外广播的骨干台。贵阳广播电台为推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为中国广播的抗日宣传，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贵州；抗战；广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109-02
一、引 言
贵州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内陆省份，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抗日战争前，由于交通闭塞、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落后、文化贫乏，基本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其是陪都重庆联系华南及东南亚各国国际交通线的必经之路，加上境内山脉众多、地形险要的特殊战略位置，成为沦陷区的工商企业、文教事业单位和军政机关迁入贵州的理想场所，人口大幅增加，一时间人才汇聚，资金、技术麇集，贵州经济与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播作为在抗日战场海、陆、空三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贵州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广播电台的建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导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其战场节节溃败，国民党政权退处西南，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三种性质的政权。在三种不同政权的统治下存在五种类型的广播电台即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广播电台、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法西斯广播电台、沦陷区民营广播电台、抗日根据地人民广播电台，苏联反法西斯广播电台与美军广播电台等五类广播电台[1]。
抗日战争前，在国民党统治下西部仅有5座广播电台，总发射功率不过10多千瓦。战后，国民党广播事业遭受重创，为了适应战时广播的宣传需要，对敌人实施有效的广播和更有力地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又因为云南与贵州紧邻陪都重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管处）拟设昆明和贵阳广播电台，以供战时之需。1938年4月贵阳广播电台开始筹建，1939年1月1日建成开始播音。贵阳电台的呼号1939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XPSA，短波波长35.4米，周率8465千赫，中波波长300米，周率1000千赫。台址租用电台街（电台街因设电台于此而得名）华问渠（也称华家阁楼），设有发音室与发射设备，后为防备日军空袭。1939年初，中广管处拨款，在本市小团破（现半边街106号501台所在地）购买地皮，并着手修建，不久将发射部分设施迁到新址。新台址占地31亩，有房屋11座。发音室仍在电台街。至此，贵阳广播电台有“城台”和“乡台”之称。城台为行政部门与发音室，乡台为技术设备与发射。电台在贵阳市，但人员编制、财政供给和设备配置以及宣传工作，均由中广管处直接管辖，关系不属于贵州省和贵阳市。据档案记载，中广管处给电台的编制38人。台长下设工务、传音、总务三课。传音课负责组织稿件、编排及播放节目，不设专职采编人员，播出稿主要来自中央社电讯和《中央日报》、《贵州日报》。总务课分管全台行政事务、财务和财产管理兼处理有关文书档案。工务课负责发射台机器和设备维护。
抗战时期贵州广播事业主要集中在贵阳地区，其他地区广播发展零星、缓慢，且不成气候。如桐梓教育会1937年从重庆购回一台直流收音机，建立收音室。1941年9月，设在遵义县城何家巷（今人民印刷厂）的浙江大学用收音机抄收新闻，为遵义《黔声日报》提供国内外新闻[2]。1938年，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在毕节公署设置无线电台，收听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命令和消息。1939年8月，毕节、威宁、织金等县相继设无线电台。1943年，国民党中央在威宁草海小岛上设立导航电台[3]。
三、广播电台的发展
贵阳广播电台建立后，民用收音机才逐渐出现，但绝大多数集中在省会贵阳。抗战前的贵阳市只有少数收音机接外地广播，限于少数达官显贵和军政首脑机关。为了提高收听率，中广管处于1939年给贵州调来收音机75架，供集体单位组织收听，收听率很低。此后中广管处针对贵州收音机少的状况，于1943年至1945年陆续配发了71架公用收音机，责成各台培训公共收音员，便于在公共场所播放。截止1945年上半年，全省有收音机305架，一半以上在贵阳。
（一）广播电台设备规模
贵阳广播电台于1938年试播及1939年元月正式播音，是用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发电，1939年5月与贵阳电厂签订供电合同后，于当月开始供电，贵州电台短波发射机天线为双极式，高度10米左右，贵阳电台的短波发射机功率较大，其传送可达数千公里之外，抗日战争期间，其覆盖范围除全国大部分城乡外，还可传送到南洋一带，是对外公布的骨干台之一，由于当时贵州的收音机拥有量极少，且一般简易收音机收不到短波，所以主要接收对象在省外和国外，其作用的发挥仅在抗战时期。
1938年，在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尚未建成开播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国际宣传，中管处拨给贵州广播电台一部由中广管处自己制造的10千瓦中型短波播送机，于同年4月装置完毕并试验播音，播音覆盖美国东部、新西兰、印度及南洋一带。国民党中广管处在1941年的《中国广播事业之沿革及发展情况》中对这部短波机颇多褒扬之辞，称之为开国人自制短波机之先声，赞扬其在1939年正式播出后的3年中于国外宣传颇著成效。同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西南地区撤退，中广管处为充实和加强抗战宣传力量，决定将武汉电台的1部5千瓦中波机迁装于贵阳，1939年元旦与10千瓦短波机同时发射。以后又陆续将武汉台撤退时存于桂林的500瓦中波发射机及100瓦中波发射机运至贵阳，据资料介绍，该机从拨来之日，末机一直未能开动，实际上开动的只是500瓦前机。中波发射机的天线为拉线铁塔式，高度仅40米，加上地网铺设质量不高，根本不能承担省内和国外的节目发射任务。对省内的覆盖，也只限于夜间，白天播音仅能覆盖贵阳市区和近郊。中波播出的对外宣传节目完全是应付公事[4]。
另外，根据中广管处的规定，贵阳台同全国各台一样，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合作，负责导航任务，协助飞机的安全飞行。
1938年4月筹建到1944年7月间， 在中广管处所辖的11个电台（日伪占领区电台）中，贵阳电台已发展成一个设备齐全，具有中上规模的电台。到1944年底，中广管处所属各台财产总值统计表明，贵州电台的财产总值达56.8万余元，其中机件包括4部发射机，1部干扰机（1940年2月启用，主要干扰日伪电台的华语节目）、公共演讲机（即多路话筒混合器）及与之配套的发音（话筒）、增音和仪器等设备就达44.2万余元。属于传音课的唱片、国乐器（扬琴、二胡、琵琶）、西乐器（钢琴）、图书等价值1.8万多元。如果撇开属于总务课及传音课的价值，单算机件及配套的仪器设备，贵州电台高出西康台9万余元，比甘肃、江西、陕西、湖南4台高出10～30万元，处于除中央、国际、昆明台之后的第四位[4]。可见国民党政府对贵阳台的国际宣传非常重视，拨款是比较多的。贵阳广播电台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发展是与其处于国民党统治大后方，紧邻陪都重庆的重要地理位置紧密联系的，国民党当局出于抗战需要，对贵阳广播电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设备、资金。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返回南京，贵阳不再拥有紧邻陪都的重要地理位置，也就随之失去了此前对外宣传骨干台的地位。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对贵州广播发展的扶持力度和重视程度顿时下降，给贵州广播电台的经费减少，管理也有所放松，机件损坏往往无法补充，其状况日渐衰落。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发射机房已经倾斜，靠木架支撑；从播音到发射台的传音线路已经老化，碰到风吹，播音就中断，电台工作人员也只剩下19人。
（二）广播电台内容对象
除电台呼号、频率外，中广管处对全国各台的播音对象、用语，各个时期的宣传方针以及各类节目的百分比也都有明确的规定。贵阳台1939年建台至抗日战争结束，每天播音时间约7小时，第一次播音从早晨6点55分开始，8点结束。第二次播音从中午12点30分开始，下午2点结束。第三次播音从下午6点开始，晚上11点结束。随着时局的变化或增加或减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得到英美在广播设备方面的多次援助。国民党的广播事业得到逐渐恢复和发展，其中之一就是正式开办了对国外广播。从1939年元旦开播到1945年，贵阳广播电台负有国际宣传任务，开始有短波对东南亚地区广播，电波可达到美国东部。贵阳电台正式播音之前，中广管处明确规定播音对象为本省、全国与南洋，用国语、英语、马来语和粤语、客家、厦、沪4种地方语共7种语言。根据贵阳电台1945年的一份播音节目时间表可以看出，用上述7种语言播送简明新闻中，国语比重较大，每天20分钟，其次为英语（转中央台）、马来语、沪语，各15分钟，其余客、厦、粤语各15分钟。7种语言每天播音时间总计95分钟，占全天播音时间的24%（全天共1400分钟）。
抗战时期贵阳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有：强调抗日宣传及驳斥日寇和汉奸的滥言，特设《抗战纵谈》及《演讲》节目。另外开辟有答复国内外听众函件的节目。总的来说其节目可分为三大类（如表1所示）。节目设置因受制于不同时期宣传的侧重点不同而各异。
表1 1939年贵阳广播电台节目内容
类型宣传类教育类娱乐类
内容新闻（包括抗战纵谈、演讲）儿童教育、妇女讲座、教授国语教授歌咏、话剧
这些广播内容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是紧密联系的，比如演讲和话剧就是唤起民众的有力武器，它们向群众暴露了侵略者的残暴、铲除封建势力的作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激发群众的国家观念，宣示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英勇。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贵阳广播电台用声音牢牢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防线，为中国广播的抗日宣传、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地区志 广播电视志 报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 广播电视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 文化新闻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