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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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5 09: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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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创办的综合性大学。熊式辉在大学创办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中正大学的创办,填补了江西高等教育的空白,改善了我国战时教育的布局,在高等教育发展史和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熊式辉;中正大学;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4-0117-11

何友良(195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苏区史。(江西南昌 330077)

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战中期在江西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的创办,改善了战区学生升学困难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是我国战时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学校的创办与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①关系密切,正是因为他的“苦心擘画,积极筹备”,才终成其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正大学创办的历史缺乏研究,已有的论述或对其创办过程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甚至有的误认为“国立中正大学在重庆开学”[1](P628);或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而对熊式辉的作用不予提及,有的甚至认为创办者是首任校长胡先骕,是胡“受命于危难之际,接受了在战时创办国立大学的重任”[2]。理清中正大学创办的史实和熊式辉在大学创办过程中的作为,对于研究民国高等教育史,认识地方当局的政治、文化行为,乃至民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侧面,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长久未遂的大学梦想

历史上,江西曾长期为文教发达之区。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仿行欧美新式教育制度后,江西开始实行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内容的转变,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途程。“民国成立,气象一新,各县人士均感兴学之重要”[3](P10),江西新式教育出现较大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江西公立法政、农业、工业、医学等四所专门学校和私立心远大学等的创办,首开江西高等教育的先河。[4](P201-203)到20世纪20年代初,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创办新式专门学校方面,位列全国前列,但更高一级的大学则属空白。其后,江西人士遂将目光转向开办省立大学。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成立临时政权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对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有所筹划,其中在教育方面,决定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农、医四个专门学校为基础,筹建江西中山大学。1927年2月1日,政务委员会任命王恒、傅尔□、李为涟、吴恺、彭学沛、陈礼江、吴有训等7人为大学委员。9日,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推定王恒为主任委员,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授张有桐为秘书,委员会及秘书处随即开始工作。经委员会多次会议议定,将原四个专门学校改为大学专门部,派各委员前往接收;校址设南昌东湖边贡院;暑期招收大学预科新生。随后,相继开始编订大学组织规章、预算等。[5]但是,因江西政局发生巨变,筹备工作中断,该大学竟未能设立。

1929年,各省一度出现创办大学的热潮。江西省教育厅乘时向教育部提出筹办省立江西大学,并相应进行了资金准备,但这一努力被教育部阻止。教育部认为,各省办学趋势,多汲汲于设立大学,“未免缓急失宜”。9月,教育部明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顿中等教育改设专科学校之用”②。江西创办大学的努力,再遭遏制。

又一次办学机会出现于1934年夏。当时,蒋介石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继续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蒋介石从“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局及其政略战略考虑,认为中国教育不能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其因在于教育事业始终停滞于盲目移植与盲目生产之阶段,而与国家社会完全隔离,与政治完全脱节;政府未及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制度,而一般大学趋重于高深而忽略于平实,不能供给国家急需的成千成万干部人才。因此,他在庐山“力倡大学教育必须与地方政治完全扣合,以救其弊,并决定试办一种理想大学,以为彻底改革大学教育,培植建国基本人才之实验”。他见庐山南麓秀峰寺山水壮丽,认定“此处最宜讲学,大学设于此处乃佳”。随行在山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本就虑于“江西苦无大学以为全省学校之表率”,蒋之意图一出,可谓正中下怀,他立即向蒋“建议由江西创办一理想大学,首先实验政教合一之理想”,当即得到蒋介石“嘉纳,并饬着手筹划”。[6]由于江西当时忙于“协剿”,经费奇窘,兼以大学人才集中于繁盛都市、师资难觅,此次仍未能办成大学。但是,中正大学的校史及校友,均将此定为该校创办的缘起。

这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形势已是十分严峻。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设立法政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于1933年停办,全省高等学校实际只有江西农业、工业和医学3个专门学校(1932年由教育部统一改称江西农艺、工业、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农专停办,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从1931年到抗战前夕,专科学校在校学生仅1058人。[7](P60)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西的高等教育呈衰退状况,连北洋时期也已不如。

1936年5月,蒋介石召集10省高级行政会议,再次提出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的要求,并令各省政府就地取才,利用学校教授的专门知识,参与行政研究与实践,协助推动地方政治。江西因无大学,并无落实这一要求的条件,参加会议的熊式辉,遂向蒋介石再次提出兴办大学并以“中正”命名的愿望。这一次,蒋介石既想实验自己的理念,也顾及江西财政的支绌,乃拨给一百万元作为基金,支持江西省政府创设大学。而就在江西正谋创设大学之时,另外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江西兴办高等教育之事有了突破。

也是在1936年,教育部接受被其聘任为医学教育专门委员王子玕的建议,决定筹设一所适应推行公医制度需要的医学教育中心,并于10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王子玕认为,蒋介石长期在赣指挥军事,这所学院故应设于江西,得到一致同意,并确定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学院名。11月,王子玕偕教育部参事陈泮藻到南昌选择院址,熊式辉对此自然高兴,当即予以“热心赞助”,拟以医学院为基础,“将大学次第完成”,遂划拨阳明路东基地300亩,令南昌市政府办理前期工程。中正医学院于是在南昌市动工兴建。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为中正医学院院长。9月25日,学校正式开学,学生来自全国16个省。③当时,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8](P59-60)江西高等教育之落后已十分明显,但即便如此,中正医学院作为全省第一所独立学院,其创办无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要突破。

但是,熊式辉以医学院为基础次第完成大学的意愿,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再次受挫。由于日军进攻威胁到江西,不但使创办新大学被迫停顿,而且连已开办的中正医学院也无法正常教学。中正医学院被迫于1938年1月迁至赣西永新,11月奉教育部令加入中国高校西迁行列,再迁昆明城郊白龙潭。江西境内,是以仍无一所专科以上的大学。

二、开办中正大学的创议与擘划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也使战时人才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江西作为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位处三、九战区抗日作战的前线,又属国民政府重要的粮食与兵源基地,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再次将创办大学问题摆到江西省政府面前。

1939年1月,熊式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后他留渝一个半月,主要奉蒋介石命草拟“县以下行政机构改进案”。期间,他邀请在川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征询江西创办大学意见,并向蒋介石提出在赣先行开办中正大学之行政学院。据熊式辉说,虽然“孔庸之辈俱不以为然”,但此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3月15日,蒋介石手令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中正行政学院的开办基金。蒋介石的再次支持,使熊式辉更加坚定了创办大学的决心,认为“此一百万元之款虽有限,而为余精神上之助力则不啻千千万万也”[9](1939年3月15日)。这时,教育部鉴于学校西迁、战区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的现状,决定在江西省筹设一所临时政治学院[10](P153)。熊式辉遂计划将中正行政学院改为中正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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