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棵树。
在生命之树画满五十圈年轮之后，我从这棵树上摘下十片叶子，放在嘴里咀嚼，品味……
1980：我成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
1980年8月28日，我来到当时的盐城县郭孟公社中学报到上班，开始成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
关于这个学校，我在一些文章中写到过。说是公社中学，其实就是一所乡村中学。公社的所在地在一个叫刘垛的村庄上。这个村庄比我的家乡的村庄大不了多少。学校有28亩地，有28个教职工。
校长是一个老革命，说话慢条斯理，文绉绉的，倒也有些书生气。总务主任是一个退伍的连长，据说去过越南战场，火爆脾气。两个人开会，经常要顶牛。那时候政治学习很正常，也很正式。校长读一通报纸，讲一通话，最后总务主任总要“我再说一句”，一句说完，还要“强调一点”，然后再“补充一个问题”，最后再“交代一下”。所以，他讲话的时间常常比校长还长。弄得校长很不开心，但大家高兴——因为他讲话好玩，而且能把校长正儿八经讲话的严肃气氛全部消解掉。那时没有电视，不开会也是唠嗑。打牌还要费灯油，而且煤油要计划，没有关系是买不到的。
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学习基础不是很好，但很勤奋，尤其单纯，和老师的关系特别亲。抢着替老师干活，从家里带来一点好吃的给老师，犯错误拍一下屁股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家长也特别淳朴，那时也从不开家长会，偶尔有家长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不听话，老师你就打。不要紧的，不打不成人!我们家从不护短的。”我从来是不打孩子的，但绝大多数老师会打。但从没有产生矛盾，也没有发生意外。
走上讲台的第一个晚上，我立了一个志向：一定要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多少年之后，一位全国有影响的教育名家，拿我和一位名气大得不得了的我的同龄人比较时说：“厚江，要排一排全国的语文名师，你算一个；要排一排全国的教育家，你就算不上，而某某算一个。”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而且他也是鼓励我要志向再远大一些，但老老实实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家”。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这样没有出息的志向是否制约了我的发展，但我肯定地说，我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对我几十年的教师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因为我有这样的追求，也许因为我是学校里不是很多的“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也许因为我工作还特别有热情，上课特别有激情，也许因为我和孩子们私下里的关系特别好，反正学生非常非常喜欢我的语文课。也许因为我本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所以我的班主任做得也特别受学生欢迎。
我知道，学生喜欢我喜欢我的语文课，还由于我的普通话好——说得准确一点，是由于我用普通话教学，因为这所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是用普通话上课的。说来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我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分到这所中学，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总想能拿来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我们俩约定，一定要用普通话上课。其实，在进师范学校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汉语拼音。而我这位同学是城镇上人，上过幼儿园。从小就会说普通话。但既然约定了，从第一节课开始，我就用“普通话”上课了。就我现在这普通话，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普通话是什么样的水平。等到一学期快结束。班上同学很自豪地告诉我，全校就我一人用普通话教学，其他班级的学生都羡慕我们班级的同学。我这才知道，我那位同学开学不久就不再用普通话教学了。我想我既然已坚持一学期了，就不愿意再放弃。而且班级的同学也坚决不让我改——说真的，这时候让我再用方言教学我都不习惯了。很快，我的普通话在全公社也就有了名气。记得公社的广播站还请我做过几次讲座，公社团委也请我为朗诵比赛做评委。现在想起来。很脸红，但也为自己的敢于坚持而自豪。我想，如果我一直是用方言教学，我一定不是今天的我。
1981：我第一次被听课
在我才工作的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教研活动。
每周一次的晚上的教研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政治学习读报，一是评救济金救济粮，难得一次调资，就投票加给谁。这些事常常闹得不可开交。但反正轮不到我们小青年，我们就在一旁看热闹。投票就凭自己的感觉做人情。
大概是1981年的秋天吧。开学不久，听说局里领导要下来检查工作，并且听说教研室的人也要来。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教研室，更不知道教研室的人是干什么的。但是大家都很紧张，平时不备课的老师拼命补抄备课笔记。
但谁也没有想到，带队的领导说不仅要检查备课笔记，还要听课。很多老师被听了，我也被听了。不少被听的老师下课以后，涨红了脸，神色极为不安。也许是初生牛犊吧。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哼着小曲进了办公室。
那天上的什么课，已不记得了。只见教室后边坐了几个人。开始上多少有些紧张，很快也就比较正常了，按照自己准备的上完了课。记得中间还幽默了几下，逗得听课的老师和学生都笑了。中午，大家都说县教研员对我的课赞不绝口。那位老革命出身的校长还当面夸了我几句。部队退伍的总务主任，居然也知道了这消息，用普通话(他是学校里说普通话的第二个人)对我说：“小黄，这一仗打得漂亮。好好干!”
这一次听课，是我第一次接触所谓教研，第一次知道听课评课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新鲜，也很有意思。后来，很长时间，再也没有人来听课，就觉得有些失落。这一次听课。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我语文教学的启蒙老师丁如愚先生。我在很多文章中写过他，他是我语文教学的引路人。可以说，无论是我的语文教学，还是语文教学研究。都是在丁先生的搀扶下开始的。
那天下午临走前，他特地找了我，评析了我的课堂，肯定了许多优点，也指出了很多问题，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自从那以后，我和先生的联系就渐渐多了起来。我也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我语文教学的寻真之路。
1982：我真的考上了大学
在我的乡邻眼里，我1978就是“大学生”了，但从学历的角度说。1982年我才真的考上了大学。
工作后发现，自己肚子里的货实在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当时渴望学习的心情。每天晚自习，我都自己点一盏油灯和学生一起学习。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学校离家有十几公里。不回家的周末，就在宿舍看书。春秋之际，天气不冷不热，我常常带着书到田野里去背诵唐诗宋词。有时候，天下着细雨，撑着一柄黑色的布伞，行走在乡间的田埂上，手执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唐诗选本、宋词选本或者楚辞选本，边走边读，自吟自唱，悠然自得的情景，至今仍是十分怀念。但是毕竟手边的书很少很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没有老师指导，很多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后来，听说《山西青年》杂志，搞了个刊授大学，也不管有没有文凭。也不管到最后有没有什么作用，就寄了钱报了名，读了起来。尽管现在看来，那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学校”，但的确弥补了我师范毕业的不足，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什么文学理论、古代汉语、逻辑知识，尤其是写
作理论，还真是学了不少东西。那时候，我的作家梦还没有破，边写边接受这样的辅导，还是很有长进的。
不久，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函授，才真正开始了我的正规的本科课程的学习。
说起来报考扬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函授，也是偶然。本来，作为中师学历，尽管我们也是学的语文专科内容，但应该是没有资格直接报考本科函授的。结果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够条件的要么不想考，要么不敢考，于是没有一个人报名。学校教务主任偶然遇到我，带有一点挑衅地说：“平时看你蛮神气的，本科函授你报不报?”年轻气盛、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接口就说：“只要给我报，我就报。”“你想报，就给你报。”于是就报名了。自己觉得复习还是认真的，因为同时报名的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和专科生，竞争还是很强的。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真考上了。真的感谢上帝，我关键时刻的一些机会、运气真的都很好。三年本科函授，虽然不是非常正规的学习，但还是有了很大的长进。尽管很多东西的学习，不是很扎实很到位，但一个中文本科生的知识框架还是有了。现在看来，比之于今天四年的本科生，学的东西或许并不少。三年后毕业，正逢上工资改革，学历显得特别重要，而本科函授的文凭也一样承认。于是我的工资一下加了三级。要是没有这一张文凭，我后来的中级破格、高级破格，乃至特级评审、正高评审可能都会遇到困难。
1983：我第一次参加语文学术会议
自从认识丁如愚老师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渐渐多起来了。
他只要到我们学校必定要找我，校长也因此对我高看一眼，似乎提高了我不小的身价。我只要进城，也必定要去看他，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导。
有一次，丁先生来到我们学校听课评课以后，特地找到我，对我说：“市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要召开年会。我们县有几个代表名额，与会代表都要交一篇论文。你也写写看，写得好，我就让你参加这个会。”当时还很少听说过中学教师写论文。看那些刊物上的文章，都是些让我们崇敬的人物写的，真真是高山仰止!我也能写论文吗?但不知是不好意思回绝，还是好强心理的作用，反正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我写了一篇作文教学方面的文章，题目好像是“妈妈教子女走路的启示”，观点大概是作文教学要“引而不牵，导而不扶”。后来我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市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年会——这应该是我的第一篇论文。
会议开了两三天。我们市里语文界的权威大家都来了，也请了一些名家作讲座。似乎我是会议代表中很小的一个。有些老师听说我的年龄和工作的学校，很惊诧地说：“这么年轻就来参加这个会议?”我的同学们、同行们都很羡慕我能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不怎么记得了。但我想，这样的会议主题、会议氛围，对我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1984：我参加了课堂教学比赛
那天教研活动。教研组长对大家说，公社要组织课堂教学比赛(后来才知道是省里组织，一层一级筛选)，要大家报名。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上课比赛这样的新鲜事，可是报名的人并不多。因为我们是公社最好的学校。总不能没有人参加。最后大家都推举我去。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特别单纯，既不想比好了能有什么好处，也不想比不好会丢什么面子。
于是自己选了课文开始准备。课文是《我的叔叔于勒》。那时学校刚刚有录音机，便想充分用用这现代化的设备。自己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课文诵读的录音。一直到自己基本满意为主。我的普通话之差，熟悉的人都知道。但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勇气。可是上课的那一天。却出了问题。大概是我按错了键，后来进进退退怎么也找不到开头，于是我只能现场诵读。现在已经记不起课是怎么上的了。但听课的老师(那时也没有什么评委)，都说我上得不错，尤其是普通话好(真是脸红)。于是我也就被推荐到片里去比赛。似乎自己也越来越老练。大家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一直上到县里。
在县里的这节课，效果似乎特别好。除了教研室的所有主任(其中有些不是教语文的，有些不是教中学的)都来了，县里的语文权威们也都来了，比赛的地点是当时的县中。听课的人很多。后来常常有人和我说起那两节课是如何轰动。有人说，我是靠这节课改变命运的。《我的叔叔于勒》，后来我到全县很多乡镇去汇报展示过。那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村中学的青年教师，该是多么大的荣誉和鼓励啊!
1985：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
也许，说来现在的年轻老师都不可能理解。我们那时的青年语文教师，几乎都有一个文学情结，都有一个作家梦。
我也是。在我家的车库里，至今有一个小木箱6满满一箱都是我的手稿，几乎都是没有发表的手稿。但那时只要一有时间，就是构思，就是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短篇，写中篇，也写长篇。那时能订到的文学期刊，几乎每期每篇都看。我前面说过，晚自习，在教室里陪学生读书，我主要就是看文学刊物，或者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有一次，写到一个妇女队长自杀，泪眼婆娑，吓得我们班级的女同学不知如何是好。发过一篇几百字的短篇，简直是欣喜若狂。即使稿子不用，只要编辑能亲笔回复一封信(我至今收着好多封)，也要高兴很多天。我想，如果不是那篇论文，也许我还要在文学的路上一直向前走下去，即使没有出路，看不到希望。
记得也是一次听课(随着形势的变化，听课评课已经渐渐盛行起来)之后，一位老教师评课时说我的课堂提问很有特点，很有艺术性，他还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话触发了我自己的联想，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许多提问。后来脑子里经常跳出这个问题，我自己琢磨出一个概念叫“追问”(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看过，我也不记得，反正当时是自己脑子里跳出来的)，于是罗列几个例子，分类概括，加以分析，就写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大概是“课堂教学中的追问”，发表在一本叫《中学文科教学》的刊物上，应该是广西教育学院主办的，记得封面色彩很丰富。应该说，尽管是一篇小文章，也是一本很普通的杂志，但在那个年代，在我那个年纪，在那样一个学校，还是引人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所发表的文章中，那篇文章实在不算什么，而且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它的原文和样刊，但这篇对于我来说，意义实在非同寻常。它使我慢慢从作家梦中走出来，慢慢把更多的阅读时间和写作时间，尤其是把我的心思转移到语文教学上来，直至彻底告别了文学梦。
说真的，那时候，写一篇论文，发表一篇论文，真的很不容易。刊物少，经济差，稿纸都舍不得买，一篇稿子，要一遍一遍地改，要一遍一遍地誊。我的字平时比较潦草，但是誊稿子我一点也不敢含糊，一笔一笔，工工整整。要不，编辑看不清楚，那不是白写了吗?自从第一篇论文发表以后，我的论文写作也渐渐勤奋起来，尽管很少发表，但写是不停的。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我还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杂文《由阿Q剪辫子想到的》，是在教学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时，联想到
当时的政治背景写下的。我曾和杂文家吴非先生说过，要不是一个其他原因，说不定我很可能荣幸地成为他的另一个角色的同行。因为我家乡的大队书记看到了这篇文章，告诉了我远房的一个亲戚。而这位亲戚，是个不小的官员，他偶然回乡遇到我爸爸说：“叫你儿子把心思用在教书上，不能写的文章不要写!”
他的告诫唤醒了我十四岁挨批斗的经验，于是赶紧洗手，从此绝不再写杂文。
1986：我调进了省重点中学
1984年在县中(后来的盐城市第一中学)参加课堂教学比赛时，一位极有威望的前辈找到我。对课堂教学进行了细致的评点，并对一句话的朗读进行指导。后来才知道，她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不久后，她通过人带给我信息，说他们学校有意要调我，问我是否愿意。能到一所省重点中学工作，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但从一所最基层的乡村中学直接调进这样的学校谈何容易。一是学校之间隔着两个层次，差距很大：二是从农村一下子调进市里，这是多少人都想的好事啊。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发挥作用，我才调进了这所学校。就这样也够很多人羡慕的了。
事实上，能进这所学校工作，对我的成长太重要了。
这是一所学风教风极为严谨的学校。当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邵鸿翥老师就是一位学识厚实、治学严谨的人。我曾在《厚颜言书》中说到一位前辈指导我读《史记》。这位长者，就是他。每个周一晚上的集体备课。时间保证，内容实在。几位前辈都是十分较真的人。备课吵架是常有的事，但却从不为此伤感情。和以前的同事谈到当年的这些事，常常感叹不已。一是感叹自己于中得到的进步，一是感叹而今这样的备课已经很难见到了。记得我所在的备课组，还对全市进行过备课开放，后来我还应丁如愚老师的要求就集体备课做过讲座，拍过录像。而语文组中最受大家尊敬的是那位指导我朗读的林志芬老师。那时她已经是50多了吧，大家都敬称她奶奶。她是五十年代的华师大高才生，为人极度正直，气度高雅端庄，治学极为严谨，堪称是一丝不苟，平时不苟言笑，评课绝不世故，更不媚俗，谁的问题(包括领导)都是当面直陈。一个学科，有核心权威，有称职的领导，有几位前辈的带头，有优秀的团队。必然有良好的教学研究风气。凡是在一中语文组呆过几年的人，如今聚到一起无不怀念当初的氛围，无不感念在一中得到的长进和收获。可以说，我教学的底子就是在一中的十几年打下的。
1987：第一次职称评审我破格评为一级教师
1986年国家启动了教师职称评审，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是，我被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教师。
了解第一次职称评审背景的人，一定知道，这对于一个原初学历只有中师，年龄只有28岁，教龄只有6年的年轻教师，直接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从我自身说，一是我的教学效果一直很好，考试成绩始终在全年级，甚至全区全市都是领先，学生喜欢我，同行也喜欢听我的课。而且当时我已经在省级刊物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由于丁如愚老师不断给我机会，我在县市的教研活动中已经常常露面，公开课是每学期都要上的，还经常到各个学校去汇报展示。
比较直接的因素是我刚好在省里比赛得了奖。调动到市一中之后，我又参加了市里的比赛，然后又代表市里到省里比赛。那时的比赛，是极为严格的。封闭备课，不许带指导老师，教学内容都是课外的文章。记得在市里上课是一篇关于母语健康的长篇社论，省里上课是一篇杂文《中国之最》，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靠自己解读文本组织教学。省里上课是在省常中。从自己的感觉和现场效果来看，课是上得不错的，直接的评价似乎也很好。结果是得了二等奖，评委告诉我，是普通话实在太差。我心服口服。当时参与组织工作的省中语会会长王文逊先生是主要评委，去之前他也觉得我是一等奖的实力，已经和我说过得奖以后的工作问题。但他关心我却并不徇私的品格令我极为敬重。
大概因为此前还从没有全省的教学比赛(其他学科都在语文之后进行的)，效果非常轰动。我一直认为，这节课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对课堂的理解，对课堂的追求，对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根本上说，由此决定了我对语文一生的热爱。但最直接的是，促成了我在第一次职称评审就被破格评为中学一级。当时好多工作十多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和大专生都不能评上。我的同学连中学二级都不可能。
从外在原因看，这要感谢当时的教育局领导的眼光和气度。除了丁先生竭力要树立我成为典型外，各位其他学科的教研员也都支持我破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教育局局长张锡清先生。这是一位极有才华极有能力的局长(不知道他现在身体可好?)中文出身，出版过儿童文学作品，讲话极有煽动性，个子不高，先是坐着讲，然后就是站着讲，从不用稿子，逻辑清晰，文辞优美。由于丁先生的介绍，他很早就认识了我。我还在乡下中学教书时，就是很少的能到他家做客的几个教师之一。我们谈文学，谈语文，也谈当时的教育问题。我们合作进行过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的研究，一起完成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我也为他写过一些讲话，是他对着录音机先随口说，然后我再整理补充。记得常常是。我俩关门谈话，一些部门的干部找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会拒绝：“我和厚江在谈话，你们等一等。”以至当时很多人以为我是他的私党，甚至有人要调动要提拔都来找我。其实。我们的关系十分清白，我从没有给他送过礼，他也没有对我特别的偏私，就是我调动进城。他也是迫于其他因素才同意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私交。但我的职称破格，他是支持的。他说：“这不是因为我认识黄厚江，而是要给青年教师树一个榜样。”
于是。1987年首批职称公布时，我是我们市最年轻的一级教师之一。
1988：我的第一次专题讲座
算起来，我在全国举行的语文教学专题讲座包括新教材培训大概已经有几百场了。
但我对我的第一次讲座，至今仍然印象极为深刻。
1988年秋天开学不久，丁如愚先生找到我说他准备组织一次课堂教学的活动，既要上课评课，又要有专题讲座。课是让一个很有才气的年轻老师上的，他自己评课，讲座的任务交给我。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信任，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两个小时的讲座讲什么?我有这么多东西可讲吗?能讲好吗?这么多的问号，都是后来想到的。当时除了谢谢他的信任，我并没有说多少。
任务接下来以后，我也不再去考虑很多，便开始精心准备。首先当然是确定话题，围绕课堂的话题当然很多，但基本的话题是：什么是好课?如何上好课?于是稍微加以修饰。就确定话题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因为我读过巴班斯基关于“教学优化”的著作，但我的优化也并不完全是他的优化。接着，就开始搜集大量的案例，有名家的，也有自己的，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然后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最后我归纳出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节奏原则。讲座以案例为主，适当讲了一些课堂教学的理论。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讲座能有那样好的效果。那些老资格的前辈，高学历的同行，资深的教研组长，看我的眼神，都是由衷的肯定。我为自己没有让丁老师失望而感到欣慰。
后来这个讲座，成为我讲座的一个保留专题，最近这几年，我在省内外的一些学校还讲过。
1989：我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四项原则
就在讲座后不久，丁老师说，你这个讲座内容很不错，丰富一下，加工一下，可以写成一组文章。丁老师自己很少写论文，但却经常提醒我们年轻教师多写论文。
无疑。他的这一次提醒又是非常及时的。但要把一个讲座变成一组文章还要做大量工作。因为我做讲座，从不写成文稿，都是提纲。我觉得这样利于及时地创造和发挥，现场效果会更好一些。但要形成文章，就要再花很多时间了。我又花很多时间寻找更为典型的例子和理论依据，同时对四个原则分别进行细化，建构更为合理的逻辑框架。我记得第一部分完稿之后，在将第一篇《和谐：语文课堂优化的重要原则》投到《江苏教育》的同时，我将全文提纲投到东北的一个叫《语文教学论坛》的刊物，结果两家都发了。后来陆陆续续，四篇文章都发表了。而《和谐：语文课堂优化的重要原则》在首届“师陶杯”论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我常常和朋友们说：这四项原则的提出，对我来说。是语文教学思想的一次升华。从功利角度说，它对我后来的中学高级破格和评为特级教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后来形成“用和谐的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这样鲜明的教学追求，建构比较系统的“语文本色教学”理论，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生命是一棵树。
从这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可以读出我们生命的基因。摘下自己生命之树的叶子，慢慢咀嚼，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我由这些叶子，解读着生命的基因，解读着生命的历程，解读着生活的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