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建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政治活动。这项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尝试，由于情况的差异，各地乡村建设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特色。安徽也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地区，以往的研究并未重视。安徽的乡村建设在和县、巢县、芜湖等地均有活动内容，其特点是依托学校、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工作重点和方法因地而异。
关键词：乡村建设； 安徽； 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Ａ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时，一批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也投身于变革中国农村的事业之中。这就是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山东、河北进行的实验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有声势的，因而，往往成为这一课题研究注目的焦点。实际上，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尝试。地近民国首都的安徽，也是当时乡村建设实验的重要地区。其活动具有自己的特色，也颇有研究的价值。
一
民国安徽乡村建设包括三处实验区，即和县乌江实验区，巢县黄麓实验区和芜湖高农实验区。乌江实验区是三个实验区中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本文着重探讨乌江实验区的情况，兼及其他。
和县乌江实验区的全称是“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是南京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实业部合办的一个实验区，正式开办于1930年11月。其实早在192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就以此地为改良棉花品种的推广地。金大农学院在乌江的活动是乌江实验区最初的基础。乌江实验区决定设立时，就由国民政府和金大共同开办，国民政府承担开办费和经常费，金大则供给服务人员及农业推广的材料。实验区开办之初，由周明懿任主任，邵仲香为副主任，开办经费仅为五百元，且不能维持正常，导致实验区事业停顿，人员流散。后经邵仲香努力，金大从1932年4月开始代拨部分经费，实验区因此维持下来。1934年，正当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兴盛之时，乌江实验区在金大章之汶的推动下，开始扩展实验区工作，聘马鸣琴为总干事，增加经费和工作人员，组织机构逐渐完整。初创时有总务、农村社会、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四个系统，① 到1934年则形成了以总干事为核心，包括政治、卫生、经济、社会、生产、教育、总务等七个工作组。其中总务和教育两组由总干事兼管，其他各组各设干事一人及助理办事员若干人。其工作范围也涉及到当时乡村建设的所有领域。② 实验区上承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大农学院领导，重要事务均由区务会议决定。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地黑暗势力发生冲突。实验区农会初创时，当地劣绅状告农会“迹近共产”。此事未了，劣绅范培栋又勾结和县县长叶家龙，对实验区干事孙友农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表明，初期实验区并不为当地政权所欢迎。随着农村土地革命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开始改变对改良主义运动的态度。各地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当地的处境也随之改善。马鸣琴在报告中指出，实验区与和县县政府合作开展各项工作，尤“在政治上与和县县政府完全合作”①。这种情况自非过去可比，显示出乡村建设的性质在逐渐变化。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实验区的经费也较过去为充裕。总计从实验区成立至1935年6月，实验区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及金大农学院得到开办费及经常费16909.1元。此外尚有棉业统制委员会捐助农场经费4800元。上海银行每年津贴合作事业费1800元。实验区经费支出以薪俸、办公费、旅费三项为多，占总额67.1%。②
随着实验区工作为政府所接纳，乌江实验区的地理范围也基本确定。这就是和县第二区范围内，以乌江镇为核心的，方圆二十五里的区域。实验区东至大江，西至周家集，北至桥林，南到卜家集，由实验区东南至西北二十二里，东北至西南二十六里。③ 同时，实验区的各种合作单位也基本确立。这些主要有：津贴棉种培育地价五千元年并拨付经常经费一千元的中央棉业改进所，支付农家簿记员与货物进出登记员工资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援建农民医院的当地来复会，提供医务人员及医药的南京鼓楼医院，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活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④ 由此，实验区形成了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因而推动了安徽其他地区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建立。
黄麓实验区在巢县境内，全称是“安徽黄麓农村建设实验区”。实验区以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为中心，北至皖中黄山，东西南三面临巢湖，为合肥、巢县交界处，东西宽约四十里，南北约四十五里，面积一百五十平方里。实验区设主任一人；在主任之下设区委员会，协同办理全区实验事务。为便于工作，实验区设立一处三股等办事机构。一处即总办公处，负责“文书庶务调查统计编[辑]出版”等事务；三股即经济股，教育股，组织股。经济股负责“农村金融，农村合作事业”，水利，道路建设，农具改良等事务；教育股负责“农村学校，农民教育馆，训练班，卫生院戒烟所”等事务；户口调查，人事登记，保甲编组及壮丁训练等则归组织股负责。⑤
黄麓实验区创设比较晚。1936年旧历新年，时任南京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回乡，召集地方各界人士组织乡村建设讨论会筹备会。由于有要人发起，所以参加者基本上为当地人望，不仅黄麓附近三十里内各村的保长都是筹备委员，而且还有过去的督军、师长等还乡军人及小学教师、塾师等134人。⑥ 这样的筹备人员阵容是其他乡村建设实验区所没有过的。这种特色在实验区工作人员的组成中也有反映。实验区主任由黄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或教师充任，并得到安徽省政府加委。区委员会所有委员均由实验区内各学校校长、联保主任、保长及当地有名望的人担任。实验区经费以自筹为主，省政府适量补助为辅。实验工作人员多数属于义务，只有“地方人士或省内外专家任职而无暇顾及本业者应由公家酌给薪金”⑦。这些都表明，黄麓实验区具有明显的半官方特色。黄麓实验区成立后即委托黄麓师范对实验区乡村概况和巢县、合肥的社会概况进行调查，着手推进实验区农村教育工作。
高农乡村改进实验区位于芜湖县，依托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创立。之所以创立这样一个实验区，其主办者认为目前的农业教育于“实际农民及农业方面之影响……终觉有限”，为使农业教育“确能与地方发生密切关系，与农村农民打成一片”，⑧ 特把学校附近的村落划为实验区。因而高农实验区的设立不仅是为了乡村建设，也是农业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高农实验区由安徽省教育厅在1936年8月批准设立。教育厅拨开办费800元，经常费3000元。① 实验区行政区域属芜湖县第二区，以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为核心，西以江南铁路为界，南以长河（或称青弋江）为界，北以神山为界，东以小河为界。东西相距十二里，南北相距五里，面积共有六十平方里。② 按实验区章程规定，从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为实验期；从1937年2月至1940年1月为正式进行期。实验区受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领导，下设总办事处及区办事处，总办事处下设乡村社会组、农事组、教育组、医药卫生组。实验区设总干事一人，由农校推广部主任李醒愚兼任，负责主持全区计划工作及乡村社会组的工作；设干事三人，由农校教师及校医兼任，分管农事、教育、医药三组的指导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实验区设立两个中心区：以实验区总办事处兼理第一中心区；以在卜家镇设立的分区办事处为第二中心区。另设助理干事二人，分住二个中心区，协助工作。③ 实验区创立后，即开展乡村调查，组织农事改进会等工作。
除了上述三个实验区外，安徽的乡村建设还有一项遍及全省的活动，那就是农村合作事业。推行这项工作的是1934年4月成立的安徽农村合作委员会和1932年5月底成立的华洋义赈会驻皖事务所。华洋义赈会的这项工作是其在安徽水灾赈济活动的继续。1932年春，华洋义赈会在安庆设皖赣办事处，以合作方式救济长江淮河一带二十五县农民。同年5月底，农赈结束，所收回的贷款转作推行合作事业的基金。从1933年1月至1934年2月，华洋义赈会在农赈时组织的互助社基础上，改建了668个农村合作社。④ 安徽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后，派人赴各地组织办事处，并在怀宁县高河埠设立了一个直辖实验区。农村合作委员会内设视察员、文书、编辑、指导、登记、贷款、会计、庶务、收发及书记等职位，每月经费2036元。各办事处及直辖实验区设指导员及司事42人，每月经费2294元。全部经费支出中，办理合作教育事务经费为2736.4元，占63.2%；办理合作贷放事业经费为319元，占8.3%；总管教育行政教育贷放之事务经费为653.8元，占15.1%。⑤ 农村合作委员会的合作区域是除华洋义赈会所辖25县以外的其余各县。工作是在各县组织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四种合作社。所谓利用是指“应用集团组织，愿公共利用者，组织利用合作社”；⑥ 运销的对象是个人运输不便的特种农产品；供给的是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用品。安徽农村合作委员会推行农村合作事业的方针是“遵照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办理”。⑦ 因此，这项活动带有明显的官方特色，也不完全是一种改良农村社会性质。到1934年底，农村合作委员会组织了1222个合作社，社员有37752人。⑧
二
民国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之一是二十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凋敝。乡建的理论家们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是愚、穷、弱、私。因此，民国乡村建设一般都以“政教养卫合一”为手段，进行农村社会的改良和建设。所谓“政”就是与政府合作，办理乡村自治和自卫；所谓“教”就是乡村教育；所谓“养”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作物的改良及农村合作事业的推广；所谓“卫”就是乡村卫生工作和地方病的防治。安徽乡村建设实验区的活动基本贯穿上述目的和手段，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乡村自治与自卫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组织农会，户口调查，壮丁编练和社会秩序维护等。随着国民党对乡村建设态度的变化，乡村自治与自卫的办理前后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遇到当地顽固势力和地方官员的重重阻挠，事业进展很不顺利。在第二阶段，上述情况不复存在，工作取得了相当多成绩。安徽各实验区中，乌江在这方面有比较完整的活动。1930年初，因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实验区设立临时农会。当要建立正式农会时，遇到当地政府的刁难。办理此事的孙友农描述过当时的情况⑨。1932年1月21日，乌江农会才正式成立。按农会章程规定，全体会员为最高权力机关。该会每年举行两次，选举干事及干事长，决定农会的大政方针。农会日常事务由干事及干事长处理。农会设正副干事长各一人，干事五人，任期一年。由他们组成的干事会议在每月的初一和十六召开，讨论决定农会事务。农会会员可以列席这样的会议并提出临时动议。年满20岁，具有农会法规定资格的农民均可申请入会。农会建立之初，会员不多。1932年时有会员180人。1934年10月时，农会共拥有586名会员。会员的阶级成份是：地主占5%，半地主占15%，自耕农占40%，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15%。① 农会建立后，乌江实验区的各项工作“隶属其下”，实验区机构也“以农会为中心组织”。② 农会前期的主要工作是维护农民利益，与贪官、劣绅、区长、公安局长、流氓、乞丐斗，树立农会的威信。在处境改善后，农会成立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教育和农村生产四股，集中力量推进“自治、教育、经济、卫生、保安等事业”，也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农会的这些工作在当地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农会的信仰，遂一天好一天，农会的力量遂一天雄厚一天”。③
乡村教育是民国乡村建设首要关注点。它不仅在乡村设立小学，而且通过设立农民夜校及各种训练班，对农民进行训练。这项工作在安徽各个乡村建设实验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乌江实验区创办之前，金陵大学就在此设立小学及农民夜校各一所。实验区创办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据统计，实验区共办夜校13所，学生150人。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多数中断。乌江实验区乡村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对农民进行各种实用技能的训练。1932年冬季，实验区开办了一个农民训练班，着重灌输实用知识，训练农村工作干部。为训练合作社理事、会计和社员，实验区利用晚上时间开办合作社训练班，讲解合作原理、合作章程、借款条例及其他手续项等内容。实验区农民对这种训练班非常感兴趣。1932年冬季的农民训练班有多人报名，经考试选拔了四十人入班学习。合作社训练班到1934年6月共办了七期，有352人接受了训练。④
黄麓实验区一创办就把工作重点置于乡村教育上。为使乡村教育能持续下去，不因人员不续而中断，黄麓实验区着重组织和动员当地知识分子参与其事。实验区在1936年5月1日建立“黄麓农村教育研究会”，以“黄麓乡师及附小教职员，乡师周围三十里内各小学和私塾教职员”为会员。⑤ 为便于开展工作，研究会分成四个教育组：成人教育组、儿童教育组、生产教育组、普及教育组。各组选组长一人，组员由会员志愿认定。不像乌江实验区那样注重对农民进行实用技能训练，黄麓实验区重视对乡村儿童的教育，重视建立农村学校的工作。实验区划定六家畈、中庙、炯炀河、军徐村、尖山五个学区；短期内，在老山凌村、大褚村、中庙镇分别建立了农村学校，其中老山凌村还试办乡村妇女教育。之所以如此，按实验区创办人的解释：乡村建设要在“引发乡村组织，使乡村社会自己有力量往上长”⑥；农村学校就是乡村建设中的一个“动力细胞”，是“胎育着乡村领袖集团的机关”。⑦ 所以，黄麓区农村学校组织系统的核心是当地人物组成的“校董会”。农村学校的教育内容也不同于一般学校。各农村学校通过经济建设部、集团训练部、文化指导部，对全体农民进行“人生教育”，培养具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新农民。黄麓实验区的组织者们认为，“人生教育”在于打破过去教育的一切弊端，使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发挥教育在启发农民民族意识，培养集团意识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黄麓实验区的乡村教育观念存在明显的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影响的痕迹。
农村复兴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国乡村建设各实验区对这一问题有较多的关注。其解决农村复兴的手段一为农事推广，普及农业新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一为创办农村合作事业。这一方面的工作，乌江区以其卓有成效而名闻社会。其它各实验区也不同程度的有所进行。
在农事推广方面，乌江实验区依托金大农学院，推广改良农作物品种，进行农作物栽培实验。推广的改良农作物品种主要是棉花和小麦。金大农学院培育的爱字棉从1923年开始就在乌江推广，到1930年，“乌江周围30里内，农人所种之[棉]花，平均十分之六为改良种”①。为防止棉种退化，1933年，实验区以高价租地150亩，建立棉种繁殖场。
1930年，乌江实验区开始推广金大改良小麦26号。其产量较当地小麦每亩增产20%到40%，前后推广了一万多斤麦种，种植面积549亩。② 1934年，实验区又推广金大2905号改良小麦。因种子有限，推广地只有居茶庵，戈林，马民根三处。除了推广改良农作物外，乌江实验区还在金大农学院指导下，在实验区农场进行农场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实验。这些实验有：棉花摘心，棉花密植，水稻栽种，大豆实验，桃、柿、梨树的试种等。
在农村合作事业方面，乌江实验区也很有成绩。实验区建立之初就成立了灌输合作社。1933年5月，实验区成立了棉花运销合作社，7月又成立了养鱼合作社，还有五处耕牛会。这些合作事业对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很有作用。这种作用在实验区农民信用合作社的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农民信用合作社也是创办于实验区初创之时。其资金来源是上海银行的借款，主要业务是借放款。为保证业务进行，信用合作社制定有严格的工作章程。由于当地高利贷利息沉重而合作社的利率很低，所以合作社的业务兴旺。1931年秋，合作社放款总额是4900元；1932年春，放款额是9700元，当年秋季增至13515元。1933年度，合作社放款总额增长最快。当年春季放款14805元，秋季则达到36820元。农民借款的用途主要有还债、买口粮、买种籽、耕牛、肥料、农具、还利息等，其中还债占41%，用于生产性支出是27%。③ 由此可见，信用合作社在缓解高利贷对农民的压力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信用合作社把放款时间定在春秋两季也符合农村生活的客观需要。因此，考察乌江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人士认为，这项事业具有“极便民”的特点。④ 由于合作社业务扩大，农民信用社的数目和加入的农民不断增多。1931年有合作社12所，社员210人；1934年有合作社33所，社员780人。社员的阶级构成分别是自耕农73%，半自耕农17.5%，佃农7.5%，其他2%。⑤ 1933年5月，实验区所有信用合作社联合起来，成立信用合作社联合会，进一步扩展了业务，由原来单纯的信用借款发展到经营储蓄、仓储、押汇、汇兑等多项内容。
相对于乌江实验区的农事推广和合作事业来讲，高农实验区的工作要逊色的多，而黄麓实验区基本上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高农实验区的这项工作是通过农事改进会来进行的。按章程，实验区年满十八岁的农民经两名会员的介绍就可以加入。会员在借贷及领取改良种子、农事推广材料、农业技术培训等方面有优先权。实验区成立的半年中，组织了高城坂，校东村，汪家庄三处农事改进会。所进行的工作有指导菜农除虫；自筹一部分资金给会员作为小额贷款等。
从合作事业的规模来说，安徽农村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活动规模最大。例如合作贷款一项，经该会核准有四省农民银行贷出的总额在1934年底时是113512元。加上华洋义赈会经手贷出的国币306905元，共计420417元。其中信用贷款391715元，利用贷款2670元，供给贷款为1437元，运销贷款23410元。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乡村卫生事业，乌江实验区和高农实验区都做了一些工作。金大在乌江推广爱字棉之时就办理了卫生事业。乌江实验区建立后，这一工作得到加强。1933春，乌江农会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利用当地来复会捐赠的地基和房屋，建立了乌江农民医院。此外，实验区还在乌江镇外设立五处医药服务点，每周派医护人员前往工作。由于医费低廉，看病的人很多，一年内诊治病人8387人，其中区内农民占总数的70%，商人占8%，工人占4%，学界占12%，其他职业占6%。⑦ 除门诊外，农民医院还经常派人去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卫生防疫和有针对性地举办卫生训练班。据统计，一年内，医护人员下乡进行卫生宣传175次，到过的村镇有39个，听讲的人数有348071人，给3121人注射伤寒霍乱预防针，对1296人布种牛痘①。实验区调查了当地儿童秃顶人数多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对理发匠进行卫生训练，防止皮肤病和沙眼通过理发工具传染。在其他方面，实验区还举办过一次产婆训练班，帮助建立和县医院，开展过公共卫生扫除等。
高农实验区的乡村卫生工作有：一方面于1936年10月12日在省立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推广部开设民众诊疗所，为各种患者服务。开办三个月来，就诊者以农民为多，占66%，次为业工者，占20%，教育者6%，业商者5%，军界3%；②另一方面进行巡回治疗与卫生宣传，诊所医生每星期用三天下午去卜家镇分诊所。虽然医生很少，但是三个月间也进行了二十五次巡回治疗及卫生宣传。
三
安徽乡村建设是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缩影。虽然各实验区进行的工作对恢复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风貌，破除农村旧习有一定的作用；乡建运动创立的一些制度对今天的农村工作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国农村问题。
首先，民国农村的最根本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各地乡村建设都没有触及这一问题。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产品的运销和流通金融问题，只是“尽量取消旧式土豪劣绅们对农民非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剥削”③。因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绩是有限的。
其次，乡村建设的发起者们是“从教育的立场，谋农村的现代化，以达‘民族改造’的目的”④。但是，乡村建设者们的很多工作是恢复农村的手工业经济。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与复兴的手段是宗法社会的礼教和封建保甲制度。因而，乡村建设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真正的现代的东西。正如时人批评指出的，“这究竟是前进呢，还是开倒车”⑤？
第三，合作事业是各地乡村建设中最有成效的工作。合作事业的进行也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但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不是农村问题的“万应灵药”。合作社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民族经济的独立性。整个民国社会的经济是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外国工业品及农产品的倾销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压力。不解决外来经济侵略问题，农村手工业和农村经济就无法发展。
与其他省区的乡建实验区相比，安徽的乡建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各实验区的工作各有侧重，乡村建设事业进行的程度也不一样。乌江区的工作重点在农事推广，建立了较完整的合作网络关系，工作在总体上也较有成绩，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麓实验区的工作重点是乡村教育，高农实验区的工作也以改进农业为目标，但由于创办时间短，后两个实验区没有建立起合作网络关系，社会影响不大。二是各实验区的工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乌江区注重对下层农民下功夫，而对乡村上层较有力者，似取敌视态度；黄麓区则联络乡村上层较有力分子，以校董会的形式联络农民，推进乡村建设事业而不触及乡村旧有的组织。虽然工作方法不同，但实验区工作人员都工作作风踏实，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三是各实验区都依托一所学校开展工作。实验区依托的学校不同，对其工作影响很大。金陵大学农科的教学科研力量在旧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因此乌江实验区的农事推广成绩显著，实验区进行的各种农技实验更是其它实验区所没有的。黄麓实验区依托的是一所师范学校，因此，实验区的工作重点放在乡村教育，而农事推广几乎没有涉及。高农实验区也很重视农事推广，但是所依托的学校在教学科研上的力量与金大无法比拟，因而工作成绩也不突出。四是实验区或多或少地带有半官方的特色，但行政力量的资助并不雄厚。同时，安徽各乡建实验区没有特别的乡村建设理论，他们的工作也是从表面上看到的一些中国农村问题入手，整体上缺乏系统性。
① 马鸣琴：“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
② 李醒愚：《半年来之芜湖高农乡村改进实验区》，第170页。
③④⑤ 千家驹、李紫翔：《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第27、9、4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