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计划中,第一件也是发动会员创作年画。定元旦举行一次年画展览,作为伉州市庆祝新年节目之一。并举办年画比赛,由评选委员会选择最优秀的作品,给予奖品,以鼓励会员创作年画的热情。(杭州艺专研究部)
李可染、潘天寿、叶浅予、石鲁等人均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创作了一些国画形式的新年画作品。比如李可染的《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1950),表现新中国融洽的军民关系,《新得的黄牛》(1951年),表现了土改运动中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黄牛的喜悦之情。1952年,他创作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获得了文化部1951年至1952年度年画创作三等奖。此外还有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1951年),石鲁的《幸福婚姻》(1952年)等等。
在潘天寿的《踊跃多缴公粮》(图13)中,作品采用的是院体笔法,尽管表现的是农民争先恐后的情境,但画面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传统中国画的意境,无法表现出与主题相符的气息来。也许这对于一个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国画家来说,进行人物画创作似乎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至少也说明了在当时,山水和花鸟画家都投身于人物画创作,将中国画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
1951年4月13日至3O日,由华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华东作品观摩会在上海举行;展出作品600余件。在这次展览会上,中国画并不引人注目,更多的中国画家采用年画和宣传画甚至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
方增先和顾生岳都是人物画家,在“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中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在建国初期,二人都创作出年画作品。方增先的作品《丰收年》(图14)更是采用年画的创作手法来说明主题。作品甚至采用了叙事性的连环画的特征,这使得作品的说教意味更浓,同时作品的用线和人物的表现以及构图方式都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表现手法。此画载于《1951华东美术作品选集》,在作品下面,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幅画的左右六幅小图,说明在生产上获得丰收必须将人力组织起来,订立生产计划,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多施肥料,修筑防堤,捕捉害虫,并创造新的生产方法,才能使产量不断提高。中间一幅描写农家的粮食获得了丰收的情况。”顾生岳的连环画作品《人民的队伍》(图15)采用的就是中国画传统。
的线描方式同时又融合了年画的创作风格。这幅作品表现的也是革命的主题,也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产物。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八幅连环画是说我们解放舟山时,有些老百姓起初还存在着害怕的心理,便不久发现部队同志们真好,帮助他们挑水、割稻、磨豆腐,并且负责处理借去的东西,他们感动了,当部队要调离的时候,一致表示舍不得离开这个人民的队伍。”作品的取材和立意都较新,与时代相契合
以潘天寿、关山月、吴湖帆为代表的注重文人画意境的画家们在国画传统技巧运用方面比较纯熟,大多数作品的线条极有功力,平远的构图方式也比较自然和谐,但由于中国画在建国初期得不到重视,很多中国画家改画年画、连环画甚至宣传画,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显得比较粗糙,创作质量也很不稳定,一些曾取得过很好创作成绩的艺术家,与其四十年代末的一些作品相比就表现出明显倒退的迹象。客观上,这与当时国画家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当时还没有成立画院,以及国画得不到重视有关。
解放初期的中国画作品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姜燕的《翻身游行图》和董希文的《北平解放》以及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黄均的《庆祝五一劳动节》中出现的情节都是大同小异。特别是象方增先的《丰收年》和顾生岳的《人民的队伍》这两幅作品除了进行大段的政治说教以外,在叙事中没有任何其它功能,艺术上显得十分苍白。
因此,此阶段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物的表现上,这种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奠定了以后“十七年”中国画的走向,中国画的社会功能性得到了强调,而艺术技巧与内容如何完美的结合起来,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探索。
① 1949年5月13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为期五天的“新国画展览会”,展出了由北京80多位画家在北平解放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创作的200余幅新作。
② 由国立艺专、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其他几个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发起并联合全市国画家成立。1952年,“北平新国画研究会”改名为州匕京中国画研究会”。次年十月,上海也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杭州在1953年成立了杭州市国画研究会,天津、沈阳、长沙、西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③ http:///pub/njlib/njlib_xbhzt/njlib_bhhl/t20050721_2512_1.htm
④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37-38页。
⑤ 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1页。
⑥ 洪毅然《论国画家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