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三年七月十三日午后，“汪意丰金瓶梅作品展”于北青画廊揭幕。素雅的墙面上，悬示了画家在不同创作阶段的数十幅作品，全面呈现了汪意丰的艺术面貌，也为其艺术生涯夯下了具有标注意义的里程碑。论及中国画，计白当黑是为特色，此次画中造像显然深谙此道它们并没有显示出视觉侵占的企图心。远观，澄澈清明，谐趣万端；近看，又不自觉地要放大瞳孔画作题材很多取自旷世奇书《金瓶梅》，这三个字亘古而今逗引世人多少遐思迩想自不待言，而今跃然纸上本就是奇事一桩！难怪，画家朱振庚啧啧称道，“中国画，可谓教外别传，又出怪人一个。”而作家贾平凹则眯起眼睛说，“当我打开他的画册，随着时间的顺序一幅幅往后看，我脑子里想到了漫画，想到了丰子恺，想到了宗教，愈往后，那种特立独行的品格愈明显，东方人的情调，明净祥和的境界，令我赞叹和感慨。”
其人
汪意丰的画室，就是他的府邸。驱车绕过通州大运河，转至宋庄，七拐八绕便是。挑帘进门，一副大字“宁静致远 ”自上而下，写得逸兴横飞悬于正中，也打穿了这幢三层小楼的纵向空间。汪府陈列的家什物用，多是在原木上“就地取材”，大树一劈两半，立面即是桌板，柴些的树墩便是桌腿！色彩自然也是原木本色，朴拙得让你觉得像走进了“无印良品 ”新设的样板间。“确属良品，但和‘无印 ’没关系。当年我在西安电影厂蜗居的布置，就是这个调性。”汪意丰说。本是画家的他，自言近年开悟书法，“兴致一来也要图画几笔”。其中有几幅字，比如“一念不生”，比如“认真是乐 ”倒也是画家闭关数载，内心止水的擘画。呷一口酽茶，我们把杯子放在了茶几上，开始唠嗑。捎带一句，这面茶基本是农人日用的磨盘。
他，生在辽宁营口，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爷爷是下放的“右派”，一手好字，“他平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写平反状，我就记得他一口气写了十几个为什么”！当地的大户曹家，人人传奇。“老大是抗美援朝的军人，盛传曾用步枪打下来美国人的飞机。但此人好酒，喝疯起来能推倒墙，又一次竟然借着酒劲把胳膊里的弹片给剜出来了。而这家人的‘老疙瘩 ’（小儿子）竟是镇上集市卖绣花针的！”汪意丰回忆说，他就是跟着这家的小儿子开的蒙。“他绣得最多的是水浒人物，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些典故我不是从书里看的，而是从他的绣花图中了解的。他先拿铅笔在纸上上勾线描，描好了再比着绣花。这些图纸用久了，破损了，他就给我，拿来就没日没夜地画。”彼时，父亲买给他的《齐白石画册》、《黄胄画集》是他放在枕边翻得稀烂的至爱。
上世纪 80年代初国门初开 ，正值青春期的汪意丰买了顶朝鲜帽，他把帽檐撕掉，弄成贝雷帽的样子戴了好多年。他喜欢读尼采和叔本华的书 ，并直言不讳自己选择性阅读的偏好 ，“喜欢读尼采在巴塞尔大学时写的那篇《人性，太人性的》，我现在还能背诵里面的名言，‘最好的作者，是那羞于成为作家的人’；至于叔本华，我最喜欢他的《论女人》，比如他说大自然对于人类的坚定意志和目的，充分体现在女人的情欲中。这也是最古老、最有力的法规。所以，那时我就觉得欲望其实是件挺牛逼的事儿，欲望是生命的引擎，人因为欲望才勃发了生命力，进而诞生了爱，爱才会带来创作”。
彼时，汪意丰和自己的艺术小圈子追着看各色外国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美国往事》我看了二十一遍”！在他的回忆里那是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当然也有些事让他渐渐明白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圈子运行的法门与禁忌，“我去中国青年美展首展看罗中立的《父亲》，你站在画前，会感到一个非常悲苦又执拗的形象，同时又能让你想象到我们民族的根性。但我非常奇怪这样一个陕北老农怎么会在耳朵上夹着一杆圆珠笔？！一问才知道画里本来没有，而且起初也没被选上，说他画得太旧社会，画画得太苦，让端着碗的老农在耳间夹着一杆圆珠笔，这才符合新面貌，于是才算通过了审查”……
其事
没有念过高中，凭借专业水平，还在初三的汪意丰就参加了高考。第一次专业课就通过了，但文化课只考了 47分，数学零分。“这事一点没让我觉得丢人，反而燃起了我考进中央美院的念头。”汪意丰说，自己没上过高一、高二，连着上了三年高考复读班，文化课两百分就能上，但从来就是考不过——那时他已经是中央美院连年（连环画、年画）系的著名人物了， 第三次下成绩单是吕胜中来通知的，“他说我让杨先让老师伤透了心，要是差个几分，甚至十几分都可以特招我进来，但差七十分，皇帝老子也救不了我”。
汪意丰说自此他对于体制内教育彻底死心，开始了云游的日子。他无心工作，在太原市郊工厂废弃的屋子里，闭关画画。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隐居，从此这个事儿成了他生命旅程中的驿站，“每当我决定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常常会选在穷乡僻壤隐居起来，我的避世并不消极，那是为了入世，这有点兰陵笑笑生的意思”。这期间他还做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美工，并藉此进入西影厂。
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汪意丰说看看西影厂那座四层的“创作楼”就可以明了原委，“一层广告部，二层文学部，三层导演室，四层美工部。大家吃住办公都在一起，思维的火花在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中就撞击了出来”。他和王全安、刘惠宁是上下楼的邻居，平时经常串门。“我们一起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特看不上肖邦、贝多芬；电影更偏爱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的作品。”画画仍然是汪意丰的爱好，彼时他一面在西安最早的五星级饭店凯悦给外宾“画行活儿”，一面继续自己的创作探索。90年代末，他在南京办了个人第一个画展，并在当地艺术圈引起轰动，曾经在 85美术新潮中炮轰“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李小山说，“汪意丰的画与我们常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里面藏着一种幽默，一种顽皮，一种奇异的趣味，而他的技巧也正与对象吻合，这就使得他有了较大的空间”。
但就在这个时候，汪意丰突然觉得自己遇到了创作的瓶颈，“瓶颈这事说来就来，没有什么征兆。就是你面对画布，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画什么了”。他想到了自己儿时最喜欢的连环画，“我特别崇拜贺友直先生。贺老当年也要接‘政治任务’，也画过《小二黑结婚》、《山乡巨变》、《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但他的本事是即便画这样的题材，也画得很有趣。这个趣字，太难了。过了，‘上面’不满意；不到，下面不满意”。汪意丰知道四大名著包括说岳、说唐之类的古典通俗小说话本都上过连环画，“但《金瓶梅》从来没人敢去碰”！
其画
BQ=《北京青年》周刊W=汪意丰
“《金瓶梅》在民间，大家给了它另一种形式的桂冠。”
BQ：尽管今天社会风气开通了很多，但是《金瓶梅》似乎还是一个人们在公开场合碍口的话题，你怎么看待这部书？
W：不错，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大人小孩儿，在提到“金瓶梅”这三个字的时候都有极强的敏感性和好奇心，曾经还有人说如果我来画就给我投资。它的影响力并不是小众的，也并不是局限在文化界小圈子，而是对全社会的，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大家对待这部书的态度，我曾经听说“文革”时有位负责文艺工作的干部在同艺术家们开会的时候，公然炫耀自己得到了一本“钦定”的足本《金瓶梅》，搞得这本书又成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似的。
BQ：你是怎么和《金瓶梅》结缘的？
W：我的理由就是我从小学画的时候临摹了太多贺先生的连环画，觉得他是中国连环画创作者里边的登峰造极的人物。我创作《金瓶梅》连环画最大的一个动力是我发现还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做之前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作品。这个功课自然首先是买书，我收藏有多套《金瓶梅》，包括词话本和绣像本两大版本，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写得很好。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那套说辞，它想端着，但这本书中对于性爱场面的极端写实乃至不加任何节制都让它的“教化”变得可笑；绣像本不一样，它绝不是仅仅删掉了一些情节发展的枝蔓，而是写出了一种尘世万物的痛苦与虚蹈，这让它有了一层禅意。书读上几遍之后，我决定再次隐居进行创作。
BQ：从文学角度，你怎么看《金瓶梅》与《红楼梦》，你又怎么看待它与《水浒传》？
W：虽然《红楼梦》官方也查禁过，但后世已经给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金瓶梅》一直没有，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大家又争相去看，实际上也给了它另一种形式的桂冠。至于怎么评价二者，就好像你提齐白石的时候，就少不了提张大千。《金瓶梅》如果我们抛开它的社会性，只谈文学这个层面，我觉得艺术的本质就是独特、个性、创造，这些东西《金瓶梅》都是具备的。实际上我还是要说，技术和技巧都是具有欺骗性的，尤其是在做一个高端的顶尖的判断的时候。我向来都说我喜欢齐白石不喜欢张大千，我的理由很简单，齐白石的画不管你怎么看，他不失童真、率性和童趣。但是张大千的作品永远看上去都像出自一个学者，很圆熟，技艺高超。对他们两个人的比较，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艺术品认知最好的切入点。
对于《水浒传》我觉得这本书价值观有问题，深了不说，就说它在处理人性中的善恶时太脸谱化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显得太单一了，这里面就造成了太多没有意义的杀戮，而施耐庵甚至对这种滥杀持支持赞赏的态度，这让我非常不解。这两本书里各有一个武松的形象，今天我们来比较一下，会发现《金瓶梅》里的武松去掉了神话的光芒，反而更足采信。
BQ：回到刚才的话题，你提到了隐居，这个事儿似乎是你人生中的常态，非常巧合的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一个至今在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W：兰陵笑笑生，从他对人情事理万象的把控看，他是个大隐隐于市的积极入世者。他之所以要失踪，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气候，起码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才子唐伯虎为了华学士府的秋香就可以“诡身为奴”。这个“诡”字特别好，他不是隐身，而是诡身，带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智力自信，我想这也是《金瓶梅》的作者对待后世读者的态度。“隐居”可以说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一个最本质的探求艺术的方式。其实从我童年开始就有迹象，当我一有状态的时候，就特别的专注，想去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我在全国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在西安这个地方。西安这个地方的人的状态是很适合雕琢艺术的，八百里平川，人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懒散和休闲，再加上人的品性的朴实与一点点生活艺术上的狡黠，其实都是对艺术家来说最好的一个状态。
BQ：所以，我们说艺术家都是有闲阶层。
W：其实所有的所谓“社会性”的东西都是摧毁人灵性的。“灵性”是从哪里来？实际上是从“闲”里来。“闲”其实是一种松弛的状态。我画这个题材的时候，到底会不会被当时的社会接受，我一无所知。对当时的社会的反应心里没有底，但我又特别想做这件事，那就回避社会的看法让自己沉湎其中吧。
“我用这根杆儿挑破了一个筐”
BQ：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画的？第一次画的是什么？
W：因为起初就是打算作成“连环画 ”，我在画的过程中实际上和创作一部电影是一样的。所以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脚本的问题。实际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是没有胆量去改编脚本的，我也没有这个自信，就请了很多人帮着改，一眨眼一年多过去了，我的脚本还没有模样，走投无路我只能二次再读《金瓶梅》，第二次的时候我发现我读进去了。我发现，一个好的作品它给你的东西是源源不断的，像一弯泉水，当我再读《金瓶梅》的时候，它忽然把我引入到了社会、商场、官场，这还只是一个社会面的东西，再看下去，我又看到了人性的面目，人的欲望，物质欲望、肉体欲望、精神欲望，我觉得一个作品能够诠释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情，虽然它比较市井，但是它是有张力的。这个脚本我写了三遍，改了1200多幅。
BQ：千余幅画作也未必道尽这部奇书吧，你又是如何选择的呢？特别的，里面的性场面你如何去展现？
W：我在改编这个脚本的时候有很多我个人的东西，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很唯美，当我改编这个本儿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改的这个东西要好看、连贯、要有情、有趣、有味儿、好玩儿。最后保留了 500多幅。书中的性场面我几乎全部保留了，我觉得《金瓶梅》在性描写上，在人类社会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对于这部奇书，后世很多人包括戴敦邦先生也就是画画人物图谱，他自言也没敢去画 “肢体语言 ”，但我不想绕开它，绕开它画的还是《金瓶梅》吗？
BQ：但是在性场面的展示上，你采取了一种漫画式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妥协还是一种旨趣？
W：在今天这样一个“无码”的时代，写实这些场面价值有多大？我更愿意说我画得很美，为此我要做的是简化，这并不是仅仅是在性场面上。比如那个时代人们的服饰都是戴着飘带的，写实画，出来那就是年画。我把握的是感觉，我不画飘带还能让你感觉到飘逸，这就是和艺术的展现。再有，我画面中的人物和家什包括院落都有点歪斜，就是想让画面更有动感。
实际上我发现，人的进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创作《金瓶梅》五年的时候，我忽然就灵魂开窍了，所以我特别相信那个故事，一个人用锤子砸石头 100锤都没砸开，第 101锤砸开了，而之所以 101锤砸开，全都是你前面那 100锤的积累，我该觉得这个时候在艺术上我成熟了。
BQ：你怎么定义这种“成熟”？
W：我一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当不了革命者，那就当一个开拓者，打死都不能当一个守成者，但是大多数人在面对传统的时候，都会做精神的奴才，技术的奴隶，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对艺术本身来说毫无意义。《金瓶梅》的文字对我来说已经滚瓜烂熟了，今天这个世界，绘画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创造资源了，要想新，我觉得第一要找到 “符号 ”，找到能够立得住的符号。当《金瓶梅》我画到第五遍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 “符号 ”，我个人的标志。可以说到了 2008年我的作品就到了一个齐头并进的时候，《金瓶梅》这个题材我开始丰富了，从原来连环画的概念我把它提升到了一个艺术品的概念，册页诞生了，手卷也诞生了，特别的 “杆儿上 ”也诞生了。
BQ：我注意到近几年你的创作已经脱离了“金瓶梅”模式，而变得天马行空无所不包了。
W：没错，我觉得人在快开窍之前是很痛苦的，我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感觉不到作品的灵魂，一个下午我画完一幅油画以后，我突然找到了我的语言，我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个 “杆儿 ”。我觉得从空间上，我不再那么平面了，我觉得平凡的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小我世界，非凡的人是以环境为中心的大千世界，在杆儿上画的这些生命不是一个小我，是与大千世界相联系的。我觉得人的生存，不光光是自我感受，你要知道你是生活在一个大大的空间里，杆儿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把人画在杆儿上就是告诉人，你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其实我在创作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杆儿是我的一个方式，这样创作我更舒服。
BQ：最后，我们来归纳下你的创作论。
W：什么是创作？怎么标定你的作品是一种创作？我悟出两个标准，首先是符号，专属自己的标签，就像当代这批人，方力钧的光头、张晓刚的全家福、王广义的大批判、曾梵志的面具，看到这些就可以对位联系到画家以及他的理念和特点；其次是绘画的纵向，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时代性，杆上是我的符号，我在上面画故事，画这个时代。中国画的精髓是浓淡干湿，但这个套路走了千年了，是中国画的命根子。但我用这根杆儿挑破了一个筐，一个传统窠臼的筐，用了一些西方绘画制作的方式，如此观念、技法到形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次我反对中国画诗书画印的套路，我反对传统文人画这套东西，它们本来是活泼的，但传承久了就太绷着了，甚至变得面目可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