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是《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报社论总主笔，其社论常以针砭时弊、文笔犀利而被传诵，在当时颇有影响，就连国民政府也不敢小觑。
不过，就算针砭时弊是为了国家，但如此“直来直去”的社论在二十世纪初的复杂局面下，终究还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虽然民众愿意看，每次报纸出来都要先睹为快，拍手叫好。可时间一长，国民政府就头疼了，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对付。
在一次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小组会议上，宣传部长叶楚伧就国内外报刊言论作陈述时，多次提到《大公报》，与会者也认为《大公报》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其犀利的文笔、大胆的言论常常使政府尴尬异常却又无可奈何。
陈述结束后，会议当即讨论决定要用重金收买张季鸾。国民政府真是不含糊，在当时并不十分宽裕的条件下，竟然开出了十五万元的天价。要知道，当时一元就可购买大约三十市斤大米，按照现在的米价折算，十五万元大约相当于七百万元。对于一位新闻人、社论作者来说，这笔金额的手笔未免过于大了。
不久后的一天，《大公报》总务主任来到张季鸾办公室，递上了一张交通银行面值为十五万元的即期汇票，汇款人是国民政府文官处。接过汇票，张季鸾稍稍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随即让总务主任把《大公報》还没下班的工作人员全部请进总编室。
走进总编室，张季鸾摇晃着汇票给工作人员看，一边看一边义正词严地说：“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发了财，文章就写不出，写不好。十五万元，国民政府还真看得起我张季鸾。不过，别说十五万元，就算是一百五十万元、一千五百万元，也买不了我张季鸾，更买不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最后，张季鸾当着众人的面让总务主任把汇票退回。
1941年，张季鸾不幸病逝，国共两党均发来唁电，以表哀悼之意。不仅如此，虽然张季鸾没有担任政府职务，但国民政府还是以国葬待遇给张季鸾举行了“公葬”，葬礼当天盛况空前。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评价张季鸾道：“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如此细细一想，可谓真切至极。
【原载《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