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以后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为加强对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将其变成进一步侵略的后方基地，除武力镇压、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等手段外，还依托华北伪政权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民，达到巩固其统治秩序的目的。对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进行剖析，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实质和危害，以还原历史，从而在丰富现代中国教育史复杂性认识的同时，有裨于当今中日邦交进程中实现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的目的。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学校教育；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7）30-0061-04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军炮轰北平（今北京市）西郊宛平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后，陆续占领华北各地。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在华北建立各级伪政权。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市中南海居仁堂举行成立典礼，王克敏、汤尔和等群奸们在日军军官的簇拥下沐猴而冠，袍笏登场。会上宣布，以北京政府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随着日本侵华的军事进展，伪临时政府统治的行政区域逐步扩张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平、天津、青岛等市。并按照北京政府时期地方政制，逐步建立了各省、市、道、县伪政权机构。1938年3月24日，伪临时政府制定了省道县公署组织大纲。到1938年6月，伪临时政府所辖四省三市伪政权都陆续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借助各级伪政权在华北地区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妄图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和反抗意识，完全征服中国。日伪在华北地区推行的奴化教育，与肆无忌惮的武力进攻相比，有更强的隐蔽性，手段也更加狡猾。奴化教育的实施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目标
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占领区的教育工作，提出对华文化工作的主体是赋予中国以精神。因为倘若以物质为主体虽然会暂时收到一定成效，但会埋下隐患。以精神为主体就可以以亲日思想为核心，加强对以青少年及儿童为中坚的沦陷区国民以教育影响及心理征服。1941年，日本国会通过《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的法案，附件《对华思想指导纲要》规定了日本在华的各级机关必须符合长期持续的作战方略，将重点放在被占领地区，抓紧思想宣传，实施启蒙教育，使得单纯的军事占领成为包括思想禁锢在内的“总體约束”。[1]因此，摧毁被占领地区原有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殖民奴化教育新体系，成为日本侵略者巩固殖民统治的必要趋势。在建立奴化教育体系巩固其殖民统治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理论基础。
1937年底华北伪政府成立之后，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诸如加强学校的控制、删改教材等，使学校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其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实施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抛弃原有的民族意识，改变原有的国家、社会观念，从而消弱对侵略者的反抗意识；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旨在使青少年亲日并接受奴化思想，进而心甘情愿为日服务，作日本的“顺民”、“良民”，最终实现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日本占领军控制下，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伪政府设计的奴化教育目标主要有两个特征：
首先是教育中的复古倾向。日本侵略者虽然扶植了伪政权，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却不能被摧毁。为此，日伪重新举起“尊孔”的大旗，主张复古，以“祭孔”为借口，利用封建文化愚弄中国人民，进而推动“王道主义”奴化教育宗旨的实施。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举起尊孔大旗，掀起文化教育界的逆流之风。日本政界人士认为，帝国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以道义立国的国家”才可期望中日间的“亲善”。1938年1月10日，在日本派遣军军部的筹划下，在原北平大学法商院的校舍（宣武门内国会街）成立训练汉奸的新民学院。其教育活动的实施能得到鲜明体现。该学院以儒家经典迷惑学生，把孔夫子尊称为“院神”；礼堂里供着“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礼堂上空高悬起“仰之弥高”的牌匾；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全体学生必须徒步去孔庙参加祀孔典礼。
其次是教育中的亲日要素。1938年年初，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不久就发出《训令》，明确规定教育方针：完全取缔党化排日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禁止男女共学；奖励体育；组织学校少年团；采用新定教科书；对中小学职员再教育；刷新女子教育；指导监督外国学校等。将亲日投降作为首项要目，并以法制形式的教育方针来确定颁行。[2]以此手段和方法欺骗、麻醉学生，妄图把学校变成毒害青年灵魂、消除反抗日伪侵略意识的阵地。1940年华北伪政权颁布“学校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使我国固有美德成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根绝容共思想，亲仁善邻，谋求东亚及世界之和平；以儒家精神为依归，屏弃外来功利主义思想；注重人格修养及品格的陶冶，使学生能够担负起东亚复兴的责任。[3]1941年10月7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在教育行政人员讲习班上训话中说：“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以亲仁善邻为主，“籍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4]这些条规内容充分表明伪华北政权纯粹是一个亲日性质的傀儡机构，所开展或推行的教育活动充满亲日媚日色彩，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
二、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侵略者将教育视为一种建立和巩固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不可或缺的工具。为了加强对教育的控制，日伪首先着手于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以控制和管理奴化教育事业。为使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得到切实执行，伪华北临时政府设立管理教育的专门机构：伪中央设教育部，各省市县分别为伪教育厅、教育局。
早在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唐山成立时，即在其“政府”中设有伪教育厅，由王厦材任厅长，其后又由刘云笙、武学易相继接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以伪教育部作为其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由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汤尔和兼任伪总长，黎世衡、方宗鳌先后任伪次长。
1938年1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了《教育部组织大纲》，规定伪教育部内设总务局、文化局、教育局，刘士元任总务局长，张心沛任伪文化局兼教育局局长，梁亚平、赵之成等任伪参事。同时，伪教育部“为视察及指导全国教育事宜”，设有督学若干人，主要负责视察和指导“教育法令之推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地方教育行政”以及“部令特命视察或指导”等。[5]1939年1月10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教育部督学规程》，对督学的职责进行了详细划分。
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及所辖教育部门掌理相关教育事项如下：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国外留学、学位审核、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及职业教育、公共体育以及其他教育事项等。[6]由此可见，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掌管所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社会文化等相关事项的内容及活动。
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还设有学制研究会、教材编审会及教育法规编审会等直属机构。学制研究会是为了商讨今后教育的设施和学校制度的改善而设立的，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兼任会长，会员由汤尔和聘定各教育专家、各省市主管教育机关首脑人员及各级学校校长等担任，共19人。研究会下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一般中小學教育两组，分由周作人、张心沛和韩秋圃、赵祖欣负责。教材编审会直接隶属伪教育部，设有会长、总编纂各1人，副编纂1～2人，编审、特约编审若干人，“掌握关于中小学及示范职业各级学校任用教科图书与各种教育刊物之编纂、审查及发行等事宜”。[7]伪教育法规编审会设会长、总编审各1人，分由伪教育部部长、次长充任，编审、特约编审若干人，下设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事业4组。其具体任务为：1.检讨旧有各类教育法规与临时政府宣言之主旨有无抵触；2.审检旧有各种教育法规是否完备，是否适合现实之需要；3.起草各种教育法规。教育法规属管理规章上位层面的核心内容，伪政府教育机构部门以日伪政权统治需要为出发点，充分体现日本控制、占领沦陷区的殖民侵略意愿，对教育法规或篡改或重订，暴露其殖民奴化教育的高压及强制性。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其下辖的“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 《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各总署设督办一人，由委员兼任”。[8]伪教育总署督办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汤尔和担任，汤尔和病亡后，日本占领军驻北平最高文化特务松井大佐于12月19日，为周作人“下水”事专门发表谈话。1941年1月1日，周作人收到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来的伪“国民政府委任状”。4日周作人到伪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就职的当天，周作人先拜访日本军部多田司令官、兴亚院及海军武官处。下午又到伪华北政委会访王辑唐，再访各位伪常委督办。刚任伪督办的他便以独特的身份往华北协会文学院轮值讲演、出席伪华北政委会举办的省市长会议、到伪高等警官学校讲话等。1941年4月6日至22日，周作人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身份出访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年会”。他在日本东亚文化协会为大汉奸汤尔和举行的追悼会上致辞时，竟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国受“别一种文化思潮推动”的结果。官场上的这些无聊行经使这位斐声文坛的著名现代文学家，周作人在背叛祖国、屈膝事敌的路上越走越远。
1943年11月，为“策应参战体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所属总署进行改组，伪教育总署内，增设了保健局。教育局下设高等、普通、社会教育及其体育等科，文化局下设管理、计划、检查三科，总务局下设文书、人事、统计、事务等科。此外，伪华北教育总署还设有《教育时报》编辑委员会、农事教育设计委员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中国留日学生选拔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上述机构部门在日伪勾结侵略并统治华北的背景下，相应组织或分管推行有关华北沦陷区的教育工作。
与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相对应，各级伪政权均设有相应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如各伪省、特别市公署设有教育厅（局），道、县设有教育科。各省伪教育厅作为伪省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并受伪中央教育部的指导，主要负责全省教育事务的规划，地方教育法规的制定，教育经费的筹措及使用，公立学校的设立，各私立学校的立案及审核，社会教育机构的筹设，师资的培养及配置，学生的招生、管理及毕业生的遣派，留学生的选派，以及对各县学校教育活动的指导与督查等。从中获悉，日伪奴化教育行政机构及职责设计的周密、完整及细致。这些既表明侵略者加强教育奴化控制的强烈取向，又是中国青少年及民众深受精神侵害的铁证。
参考文献：
[1]张玉成.汪伪时期日伪奴化教育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2]余子侠，宋恩荣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3]余子侠，宋恩荣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5]余子侠，宋恩荣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6]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第四科编.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第八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8]张跃铭，蔡 翔.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